|
○章乐天（书评人） 去年读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书，有一个情节印象深刻：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复国主义浪潮时的欧洲犹太人，其内部观点分裂得厉害。当新一代领袖号召大家回到圣经旧约许诺的迦南地，很多习惯了欧洲生活的犹太人乐不思蜀。直到１９３０年代后期中欧、东欧大举排犹，这才产生危机感。但已经晚了，为他们准备的集中营已经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嘴。 生活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诺曼·马内阿就是被这些大嘴吞噬的人之一。集中营经历，对不到十岁的马内阿而言，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一场小小意外。在他的写作中，看不到多少劫后余生的血泪艰辛，也没有过多关于控诉法西斯的着墨，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在隔离生涯中感受到的"犹太人区的大染疾"。 "犹太人区的大染疾"，意思是一种抱团在一起，从而刻意强化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病。这种抱团的习惯在奥兹笔下更多地表现为友爱互助，同甘共苦，犹太民族从四面八方来到地中海边，共同建造一个真正的以色列国；但在马内阿笔下，"同化"是一种事实：我们已经和欧洲人相处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决绝地抛弃他们呢？ 因此，马内阿虽身为犹太人，但绝不是什么"大屠杀作家"。他很自觉地把大屠杀记忆和集中营经历排除出写作范围。他更抵触的是犹太人的拒绝同化。 贯穿《流氓的归来》这部回忆录始终的一根红线，是马内阿的处世之道：行动上先把现实接受下来，再从思想上把自我游离出去。 １９４５年他热切地欢呼罗马尼亚的解放。１０年后，犹太人又开始恐慌，陆续递报告申请去以色列。此时的马内阿却执拗地抗拒这种以"受害者"自居的逃避行为，他说："我对一切改变命运的幼稚努力都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对我们不够完美的、短暂的现状承担起责任，并予以理解，更胜于仅仅作出地理方位的调整这种改变。" 由于拒绝从本民族特殊的历史经历中获得任意否弃当下的道德资本，马内阿淡化大屠杀记忆，并在１９５８年决定留在了国内，他开始写作，给自己筑造了一个"语言的蜗牛壳"，坚持生活在罗马尼亚语的环境中。除了父母，他的亲朋好友们都走了，他们在以色列享受着马内阿眼里的"大染疾"。 然而，１９８６年，也就是《黑信封》历经坎坷获得出版的那一年，马内阿终于选择了出国，逃离国内险恶的政治环境。关于这次抉择，《流氓的归来》中有大量的思想斗争描写；关于他那"在家的流亡状态"的结束，马内阿似乎还为这个国家没能留住这个忠诚的外族儿子而抱憾。他用大量精妙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描写揭露国家的现状：官僚横行，特务出没，人心惶恐，处处透出卡夫卡式的荒诞。 但是，马内阿频繁引用的却是卡夫卡的另一句名言："假如世界和你发生了对立，你要站在世界的一边。"在长期痛苦的对立之后，在做出去国离乡的艰难决定之后，马内阿仍然奉行"接受现实"的人生准则。他并不认为应该去致力于否定、颠覆那些难以忍受的东西，正如他在《论小丑》中所说：文人一无所能，"只能在他的小说里戏讽他的敌人"。１９９７年马内阿回国（自嘲为"流氓的归来"），在写下的１１天见闻里，继续描写这个被西方集团册立为已获"自由"的国家的凄凉衰败。世界距离完美实在太远，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决不应是作家的本分--这就是马内阿想对我们说的话。 他不但写出了罗马尼亚"地方色彩"背景中人们被集权异化的特殊心理状态，而且具有了广泛的象征和哲理意义，因而使《黑信封》"成为世界性的"一部小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