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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1970年代末，中国的文学致力于恢复“文革”期间所摧毁的文学的真实性品质。所谓“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另一些文类的写作则被忽略，比如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事实上，科幻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先声。 如果说，所谓“新时期文学”乃是企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语境下重建“现代性想象”的话，那么，科幻小说则为这种“现代性想象”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最为清晰的摹本。科幻小说是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体现，或者说，是一种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乌托邦叙事。 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科幻小说是国家现代性想象的重要构成。科技的现代化，是“文革”后国家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之一。在都市文化尚不够开放的背景下，最早引进的美国电视节目之一，即是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下来的人》，一部典型的科幻影视作品。 当时中国的科幻作品，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十万个为什么》以及苏联的科普读物的模仿。一些被认为是未来的科技，实际上在科技发达的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这些作品更接近于科普性的作品，而不是科幻文学。文学性在这里只不过是科普知识传播流程中的一种华丽的包装，其幻想外在于科技，并非科技内部所包含的狂想本质。鉴于现代科技知识的贫乏和文学表达力的不足，中国科幻小说的起步阶段的作品大多显得简单幼稚，小灵通一类的科幻人物，很快就被国外科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铁臂阿童木、变形金刚等）所取代。 19世纪的科学乐观主义，强化了科技理性在人类精神中的垄断性的地位，科幻小说也强化了科技对人类未来生活的美好承诺。但科幻文学也包含着一种自相矛盾的逻辑:科学理性与文学幻想之间的矛盾。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则借一位科学家的人格分裂，来表达人性中的善与恶的冲突，批判了科技理性的内在矛盾:理智和技能的合理发展与人性中无限膨胀的支配欲。 因而，现代科幻文学在表达对科学的狂想和科技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同时，总是包含着对科技理性的无限膨胀的“霸权”地位的反思和批判。高度发达的未来科技，是人类智能无限潜能的实现和肯定，但以科技为主宰的未来乌托邦幻象，映照出来的往往是人类精神深层的疯狂和邪恶。评论家H.L.戈尔德写道:“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科幻小说那样尖锐地揭示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时代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乔治·奥威尔、阿道斯·赫胥黎等人的“反乌托邦”小说中。现代电影诸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也经常表达这一批判性的主题。 不过，在叶永烈等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中，恐惧、压抑和紧张感等科技负面经验并不存在，乐观的现代性呼应着1980年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想象。未来的科技被想象为快乐和幸福生活的技术保证，未来世界是一个人类渴望拥抱的乌托邦。《小灵通漫游未来》以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描绘了一幅发达大工业时代的城市生活图景，小主人公“小灵通”的愉快旅程，赋予未来世界以明丽、轻快的风格，这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沉重、滞涩的色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它与前现代社会以及1950年代“大跃进”式的空想乌托邦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建立在科技理性基础之上的乌托邦。在这个几乎触手可及的未来世界，社会形态及生活方式均依据科技进步的逻辑而被设计，任何技术和日常生活的难题，在科学面前都将迎刃而解。事实上确实如此。 由政治乌托邦到科技乌托邦，科幻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形态进程中，迈进了小小的一步。这一小步是务实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叶永烈式的科技现代化幻想基本上已变成了现实。毫无疑问，务实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部分。但科学精神中的梦幻和狂想的部分，在这里却显得那么的苍白。 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对立面———对科技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则尤为稀薄。批判精神的缺席，不仅是中国当代科幻文学，更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根本病症。今天，我们在享用近三十年来科技进步的美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涩的果实———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失衡，未能真正有效地被遏制。正反两面的乌托邦，似乎正在同时来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