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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莉:城乡交界地带的另类母亲

http://www.newdu.com 2020-09-14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关键词:母亲 邵丽
    经常有年轻作者抱怨现今农村题材不好写、写不好,仔细想想也是,譬如设定一个塑造“农村母亲”的命题,年轻作者如何能突破几代乡土作家构建与形塑的形象类型,又如何冲决传统文化造就的刻板印象与价值固化,去创造一个具有辨识度的当下的“她”?想必是难上加难。然而就算“众里寻他千百度”,一个真正懂得塑造人物的作家,却总能在蓦然回首的瞬间,描绘出具有新鲜气息的人物,使之眉目清晰地跃然纸上。继去年推出广受好评的《天台上的父亲》(本刊2019年第8期转载)之后,作家邵丽又携短篇《风中的母亲》而来,延续着带给读者的惊喜。如果说天台上的那个“父亲”略带些沉重和压抑的话,那么这个风中的“母亲”则颇具轻喜剧女主角的气质,令人在解颐之余牢牢记住。
    不知作者是不是有意摆脱传统农村母亲的印记,《风中的母亲》“我妈”这个形象颇为特殊,简直与贤惠、勤劳、坚韧、克己等性格不沾边,在她身上几乎不具备任何可称作是传统美德的东西。自始至终,她就是个心思单纯、头脑简单的主儿,“不操心不管事儿”,“不精细,婆婆死了哭都不会”,丈夫在事故中丧生,不敢向工头维权;她同时也是个无论农事家务都不会的女人,从小到大,连顿像样的饭都没给儿女做过,年纪大了,干脆顿顿下馆子。她唯一的优点是“在十里八乡长得出了名地好看”,是个“人模子”,所以但凡手上有点钱,就去逛市场买好看的衣服装扮自己,照奶奶的话说是“中看不中用”。然而,偏偏“我妈”傻人有傻福,她的百事不管锻炼出了一个能干的女儿。女儿既能干,性格又好,加之遗传自母亲的美貌,顺利嫁入一个拆迁户家庭,转型成为城里人。“我妈”也随着沾光,在女儿的扶助下得以继续过着优游的生活。
    邵丽塑造的这个农村母亲是如此另类,刷新着读者的认知,但如果说她完全就是个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人”形象,也不确然。在“我妈”的眉目之间是能依稀看到一点熟悉的影子的。上推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不就有似曾相识的农村女性吗?试问,假如让“我妈”回到那个时代去,她会被塑造成什么样子?一个缺乏思想觉悟、自由散漫的落后分子?一个偷奸耍滑、逃避劳动的落后社员?还是一个不守女人本分、只晓得臭美的懒婆娘、骚女子?恐怕以上的污名都是成立的,她将受到的批判也会是尖锐而猛烈的。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政治性别话语中,对女性、对母亲有着相当苛刻的要求,稍不留神就被强加恶意评价,例如,连中老年妇女涂些脂粉也会被讽刺为“驴粪蛋上下了霜”(《小二黑结婚》),连借病不参加劳动或者私下里煮碗面条都会得到“小腿疼”、“吃不饱”的侮辱性绰号(《锻炼锻炼》)。
    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人们对女性的要求基于基本的母性认同,女性的自我认知也只能与之相适应而非背离。在泛政治化的年代,政治话语与伦理话语合谋,又将母性推到相当极端的程度。于是文学中,特别是男性中心主义叙事文本中,层出不穷着含辛茹苦、勤劳勇敢的奉献加牺牲型母亲形象,乃至公而忘私的英雄母亲形象。可是,难道真的每个女性都必须有母性?母性又真的一定要指向受难、牺牲、压抑自我?这种被推崇的价值观究竟是女性的自愿还是男权的需求?在新时期文学当中,已然有过对母性的批判和女性的自我觉醒、自我解放,不过大多发生在城市女性、高知女性群体中,农村母亲形象依然保守、陈旧。
    作家邵丽在自身的写作中不乏女性的立场和姿态,她从女性自身的心灵成长出发,敢于剥离附着在女性身上的性别身份枷锁,也勇于给被过于“圣母化”的母亲卸下光环。《风中的母亲》“我妈”形象塑造的超越之处在于,她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母亲。她因随性散漫、无所信仰而躲避了传统伦理(以及“主啊佛啊”)对女性的规训;她始终为自己而活,不理会他人的评价标准;她用自己的方式养儿育女,不管是对还是错。她在无意间实践着女性的自由,她是一个自然状态的母亲,一个随心所欲的母亲,一个游离于男权规范之外的边缘化的母亲。
    自然,另类母亲的诞生无法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农村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是小说中隐含的现实背景,除了女性主义因素使然,不如说对“我妈”的评价改变更来自于历史语境的变化。另类的“我妈”在现实中能够生存下去,不恰恰正因为农村越来越不像传统的农村了吗?在小说中明确指出,如今的农村已经不“地道”了,“没有年轻人,没有孩子,也没有猪牛羊”,“男人不再热衷于种地,也不再热爱土地,他们宁可到城里做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女人也不再做针线,她们到集市上购买衣服和鞋袜,又省力又好看,比自己做的还划算”。“城与乡”是邵丽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由于长期基层挂职的经历,她对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特殊的思考。在2019年的一篇访谈文章中,批评家张莉说,虽然邵丽的小说“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的困惑、惆怅、苦闷以及无可名状的躁动不安’,但作品中却没有女作家难以避免的明显悲喜或过度自怜自抑,而是理性和适度”。在同一访谈中,邵丽自己也说:“我始终不认为城市带给乡村,或者说现代文明给乡村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城市淹没或者代替农村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有负面影响,那也是因为城市化或者现代化不够彻底,不够深入。”
    如果说在《明惠的圣诞》中,写得比较多的是城乡差异带来的身份焦虑,那么到了《风中的母亲》中,城乡的差异已然模糊,落差也不再巨大,“我妈”早已不再对城市有那么强烈的向往。农村现代化给了“我妈”这样的农村人以生存的土壤,她享受着新农村建设带来的生活便利和文化福利(吃馆子和跳广场舞),也接受着子女辈的经济反哺(喻示着发展起来的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换句话说,她是被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的农村母亲,特殊的历史条件成全了她,也宽容了她,她就像一朵栽种在城乡边界地带的美丽野花,天生地养,自由自在,独自绽放。正如小说中副县长评价的,“村里妇女要是都像你这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跳跳舞,唱唱歌,新农村建设可不就有新内涵、新发展、新气象了嘛。”——这个除了跳舞、打牌什么都不会的“我妈”俨然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世界上的母亲有千种万种,无论哪种母亲,都配拥有姓名。在看过了太多“苦菜花”式的农村母亲形象后,感谢作家邵丽用别样的书写,奉献出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的鲜活的形象,一个既另类又可爱的“风中的母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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