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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已经走过了20年，或者说，我们也开始经历一个“二十年代”。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等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前后。时代的变革，必然带动文学的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个新的文体诞生。这个文体就是中篇小说。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沉沦》。而后，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柔石的《二月》、沈从文的《边城》《八骏图》、萧红的《生死场》《小城三月》、徐訏的《鬼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陆续发表。一个新文体如喷薄的日出，幻化为一个世纪的满天彩霞，成为从那时起至今最有成就的文学文体。这个文体已经诞生百年，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它不仅没有衰微，反而如日中天，直到一个新的世纪。这个世纪业已过去20年。回顾这20年中篇小说的成就，依然让我们喜出望外。任何文学成就都是由具体作品表达的。由是，我挂一漏万地例举评论下述作品，具体呈现这个文体新世纪20年的新贡献和新经验。 《玉米》（2001年）： 时间、空间和疼痛的历史 毕飞宇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为数不多的中篇小说，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中国这一文体最优秀的作家。《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充分显示了毕飞宇对中篇小说艺术独特的理解和才能。 《玉米》的时间和空间，是玉米情感“疼痛的历史”。“天上人”彭国梁的到来，对玉米是一个抽离过程，一个昙花一现的幻觉。那亦真亦幻的感觉被毕飞宇在这个方寸之地写得惊心动魄波澜跌宕。父亲的失势导致了家庭的破产，导致彭国梁撕毁婚约。这是玉米重新审视人生、婚姻的转折点。她再找的已经不是“爱人”，而是一个“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的人。玉米这一选择所蕴涵的悲剧性更震撼人心。因此，从本质上说，玉米还是宰制乡村中国权力的牺牲品。 《家道》（2006年）： 给“贱民”的温暖和关怀 魏微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家道》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谓。其中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滚地的震撼。 魏微的目光或心灵所及不是“新写实”小说中的卑微麻木，也不是“底层写作”想象的苦难。她的日常生活艰难但温暖，低微但有尊严。尤其那古旧如小城般的色调，略有“小资”但没有造作。魏微对生活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发现，使她的“日常”有了新的味道和体悟——她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 《云端》（2006年）： 历史的边缘经验 历史边缘经验，是指在主流之外或被遗忘或被遮蔽的历史经验。但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一旦被发现，它将焕发出文学的无限可能性。马晓丽的《云端》应该是新世纪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 《命案高悬》（2006年）： “在贫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 对现实的关注，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经济崛起、文化纷乱的时代，作家将目光投向最为艰难的所在，不仅是良知使然，同时也是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乡村这个词一度与贫困联系在一起。今天，它已发生了细微却坚硬的变化。贫依然存在，但已退到次要位置，困则显得尤为突出。困惑、困苦、困难，在困面前，乡村茫然而无序。一桩命案，并不会改变什么秩序，但它却是一面高悬的镜子，能照出形形色色的面孔与灵魂。很难逃掉，就看有没有勇气审视自己，审视的结果是什么。 《行走的年代》（2010年）： 重返浪漫的文学 蒋韵的《行走的年代》中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80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 《行走的年代》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热烈、悠长、高蹈和尊严，它与世俗世界没有关系，它在天空与大地之间飞翔。诗歌、行走、友谊、爱情、生死、别离以及酒、彻夜长谈等表意符号，构成了《行走的年代》独特的浪漫主义气质。但是，当浪漫遭遇现实，当理想降落到大地，留下的仅是青春过后的追忆，那代人的遗产和财富，仅此而已。因此，这是一个追忆、一种检讨，是一部“为了忘却的纪念”。 《入流》（2011年）： 江湖帝国的传说 余一鸣的《入流》构建的是一个江湖帝国，这个王国有自己的“潜规则”， 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级关系。有规则、秩序和等级，就有颠覆规则、秩序和等级的存在。在颠覆与反颠覆的争斗中，人物的性格、命运被呈现出来。在这部小说里，我感受鲜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欲望是每个人物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的幽灵。 欲望之流是如此的汹涌，它一泻千里不可阻挡。小说中也写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但金钱是贯穿在小说始终的一个幽灵。这个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它在每个人的身体、血液和思想中，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漫水》（2012年）： 对乡村中国的最后凝望 王跃文的《漫水》写一个村庄，它没有时间或历史的印记。作家写“漫水的规矩”、写“漫水”作为地名肯定有来历等。这些笔致很是散漫，在看似无心中构建了小说的另一种风韵——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愚昧和仇恨无处不在的年代，作家还是发现了乡村文化中不变的诗意。 《漫水》这样的小说， 可以说是对乡土中国最后的凝望。在他那喜忧参半的目光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对贫瘠却也不乏诗意的过去的眷恋不舍，也看到了对乡村中国现实的某些不安。“美丽”的冬日在喜英惨死的吊丧中显得格外惨淡，那就是王跃文对现实中国人文关怀的另一种表达。 《晚安玫瑰》（2013年）： 重返普遍的人性 现在，刻意标榜的女性文学已经落潮。更多有思考和想象能力的女性作家，业已回到了面对普遍人性而不止是女性立场上的创作。迟子建的《晚安玫瑰》，在表现人性方面所作的努力格外引人瞩目。 《晚安玫瑰》因其故事的复杂叙述得格外漫长。也惟有在漫长的讲述中我们才有可能体悟人性的复杂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吉莲娜是另一种文化传统哺育的女性，她内心纵有万丈波澜，行为举止仍优雅从容，那是因为她在忏悔中看到了另一世界的曙光；赵小娥没有这种文化资源，她精神失常恢复后，仍对过去的历史深怀恐惧，她惟一的归宿就是生命价值的虚无。《晚安玫瑰》对人性的发掘虽然建构在虚构的基础上，但它确有直击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价值理性不断旁落的时代，迟子建以极端而温婉的方式践行了新的文学想象。 《世间已无陈金芳》（2014年）： 面对时代的精神难题 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震动文坛。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小说中的陈金芳是这个时代的女“高加林”，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女性冒险家。但陈金芳的理想是具体的，她不仅要进城，不仅要做城里人，支配她的信念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按说这个愿望并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有这样的愿望。但是，陈金芳实现这个愿望的手段是错误的，她的道路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就在于她在道德领域洞穿了底线。她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石一枫发现了陈金芳并将她塑造出来，这就是他的贡献。 《蘑菇圈》（2015年）： 人的命运与况味 《蘑菇圈》的容量极大，内容充沛又丰富。蘑菇圈是一个自然的意象，它生生不息地为人类提供着美味甚至生存条件。它的存在或安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或相安无事。人生的况味，是对人生的一种体悟，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真实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命运中。一言难尽，欲说还休，晴空朗月，踌躇满志，怀才不遇，等等，都是一种人生况味。小说写了阿妈斯炯和小说中所有人的况味，应该说都是一言难尽。人生的况味与人的境遇有关，人的境遇与社会历史变革有关。阿来小说中人的命运与况味，都密切地联系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况味只可意会、体会，它不是虚构的产物，不是想象的产物，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因此，阿来的小说是在一个严密的逻辑中展开的。 《梅子与恰可拜》（2015年）： 承诺与守候 董立勃的《梅子与恰可拜》中，恰可拜“一诺千金”，多年践行着他无言的承诺，他没有任何诉求地完成一个素不相识人的托付，照顾着同样素不相识的梅子。无论梅子还是恰可拜，等待与承诺的信守都给人一种久违之感。这是一篇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小说。小说写的“承诺和等待”在今天几乎是遥远甚至被遗忘的，我们熟悉的恰恰是诚信危机或肉欲横流。董立勃在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显然是对今天人心的冷眼或拒绝。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传说或传奇。 《来访者》（2019年）： 温润如玉，温暖如光 蔡东《来访者》的讲述者庄玉茹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她的治疗对象名曰江恺。对这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庄玉茹并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在帮助江恺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江恺的问题才呈现出来。因此这是一篇平行视角讲述的小说。江恺患病的根源以及疗治的过程非常缓慢，一如石子投入湖中，层层波纹渐次荡漾。 小说中寻常的生活场景，弥漫着温暖、温馨和精致，让我们怦然心动——谁还会对这生活不再热爱？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疗治，也就是庄玉茹走出小酒馆才意识到的“一次艺术疗治”。 当然，由于篇幅，我不能对更多提供了新经验的中篇小说作出评介。但是，起码下面这些作品是需要、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毕飞宇的《青衣》、刘庆邦的《神木》、方方的《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林那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吴玄的《同居》、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曹征路的《那儿》、葛水平的《喊山》、王松的《双驴记》、鲁敏的《逝者的恩泽》、迟子建的《起舞》、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叶广芩的《豆汁记》、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 、林白的《长江为何如此远》、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邵丽的《刘万福案件》、荆永鸣的《北京邻居》、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李凤群的《良霞》等等。 这些作品构成了20年中篇小说宏大的世界，建构了新世纪阔大的中国文学新的空间。 （“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由中国作家网策划，本文发表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