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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客体地位而言，主体是对客体的认识者或活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方。当人类社会从母系氏族走向父系氏族的时候，女性就逐渐丧失了主体地位，沦为附属物。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地位有所恢复。但直到今天，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努力，女性解放从来都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它也关系到男性的生存状态和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中国古代文学里，女性主体地位的失落表现为女性的失语和男性文人笔下女性形象的物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状态，整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基本是由男性谱写的。女性被限制在家庭中，她们的人生价值只能在家庭中实现，作为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而实现。社会没给她们走出家庭，实现独立自我价值的空间。女性的生存是以家庭为依托的，对于女性而言，家庭是物质生活的保障，是安全的保障，是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的保障，失去了家庭，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她们被紧紧绑在家庭的十字架上，独自存在的价值被抹杀，更别说去实现社会价值，发出自己的声音。唐代女诗人鱼玄机曾感慨：“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她满腹才华却被罗衣所掩，无法参加科举，进入仕途，性别的束缚使她没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女性走出家庭的唯一方式是女扮男装，即放弃、掩藏女性身份，如花木兰、祝英台。她们的自我实现必须以放弃真实性别为代价，这意味着女性基本没有在家庭外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除李清照等极个别杰出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外，绝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男性文人塑造的，是符合男性文化意识的审美客体，而非真实平等的人。“食、色，性也”，生命的本能欲求，是连接两性最原始、最重要的红线，也是文学创作关注异性的根本动机之一。这本应是男女两性对等的权利，二者互为主客体，“食、色，性也”的主语是男女并列的，而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的“人”也同时指男人和女人。从早期文献记载中，如《诗经》中被称为“淫奔之诗”的许多诗歌，可以了解到，在2000多年前，女性曾经以和后世大有区别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情、欲生活，展示礼教对她们生活施加全方位影响之前的“色性”本能。她们曾经大方地、毫无顾忌地表达着对异性的渴望、爱慕与思念。汉代之后，随着男权的强化，“色性”论逐渐向男权倾斜。在先秦时曾经包含着可以分解成两个子命题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里，女人被驱逐出了“人”的范畴，只保留了“饮食女，男人之大欲存焉”。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逐渐丧失了主体地位，沦为被渔色的客体。这个成为男性特权的“色性”论，才是真正的男性文学，特别是情爱文学关注女性的原始切入点。它影响了男女两性关系的发展，男女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退化为男性对女性的渔色经历和过程，男性对女性的关注停留在能够引起其“性趣”的表面特征上，难做更深层次的挖掘了解。它也影响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女性唯一的资本、财富就是她的“色”，如果想在男性世界中获得幸福、地位，必须也只能拿自己的“色”作为交换，而这样的交换本身又是极其不公平且没有保障的。 如宋代恋情词，大多遵循着一定的创作模式：夸耀歌妓的容貌艳丽与技艺出众，以及这位色艺双绝的女子对自己的温柔多情。隐藏于这种创作模式背后的心理成因是：以其在众多女性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来反证自己的才学与地位，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自我安慰。进入词人视野的歌妓都是那么美丽：“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姜夔《踏莎行》），“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素骨凝冰，柔葱蘸雪”（吴文英《齐天乐》）。如果对方不美丽，词人还有什么面子？自我感觉良好的自恋幻觉又如何维系？这些女子不仅美丽，而且同样都是多情的。相聚时，“锦帐里低语偏浓”“许伊偕老”（柳永《两同心》）；分别后，“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温庭筠《望江南》）；她们都专情忠贞，渴望从良，“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这种男性中心的全景视角很少有可信的成分，周作人在《妾的故事》中曾辛辣地讽刺道：“旧时读书人凭借富贵，其次是才学，自己陶醉，以为女人皆愿为夫子妾。”那些其实只是歌妓职业性的一颦一笑，逢场作戏。李商隐《杂纂》叙古代人情世态，特将“说风尘有情”立为“谩人语”。而女子真实的声音则被淹没了。蜀地歌妓所作《鹊桥仙》：“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她们很清楚恩客所求是性的满足，爱的誓言不过是性欲驱使下的空话。南宋歌妓严蕊写到：“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卜算子》）她对歌妓的身份有着难以言传的复杂感受，流露出的心声是对自由的渴望，而不是托身于人的幻想，更不是重塑贞洁烈妇的意念，心曲九转而又清醒、冷峻、坚毅。宋代恋情词中男女双方不处于同一层面，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一方为男性中最尊贵的官宦，一方为女性中最卑贱的歌妓。男性词人高高居上，丝毫不将对方作为一个人来看待，是十分正常，也是极其普遍的。女性只是男性泄欲、玩弄的对象。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由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普遍特征，女性被物化，她们是被男性意识一手创造的审美客体，她们没有被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看待，没有人关心她们真实的样貌和心声。 女性的长久压抑，可能导致两种局面：使女性们失去自己作为“完整的人”的声音而消解在男权的声音里，或者突破重重围困而寻找迷失的自己，重塑自己的人格形象。20世纪以来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一波波女性意识和女权主义的浪潮，触动了已经具有惰性稳定的男权社会的神经，女性的主体地位逐步恢复。女性解放运动发源于西方，从观念和文化入手，对男权统治所造成的女性不合理处境做出描述和批判，在批判男权文化、男权意识方面有巨大成绩。在中国，虽然女性解放的话题在20世纪初就已经由秋瑾等一批心折西方的知识分子提出，但女性解放本身却是拜社会主义革命之赐。“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来指导人们的行动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革命，虽然收效甚速，但却没有思想文化基础。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女权主义的观点，试图解决中国女性解放缺少观念跟进的问题，但仍然缺少对于中国本土男权文化传统的透视。这也是当今中国女性解放的重点所在，从观念和文化上审视中国独特的传统和现状。 女权运动并不是要将两性关系变成对立的，而是希望两性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沟通和对话。女人与男人一样，在基于生理特性的比较稳定的基本特征之外，还有趋向于运动变化，向其对立面渗透的变形特征。就像由基本特征和变形特征构成了整个的男人一样，也是由这一者趋向稳定、一者趋向运动的两重特征构成了完整的女人。正是变形特征的存在，才使男女两性的相互理解成为可能。如果坚持传统文化对男女性别特征的单向度认定，不仅会压抑男女两性自由发展自己的愿望，压抑他们的创造力，也将使男女两性一为火、一为水，继续处在隔绝与对立的状态。 传统性别文化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设定，当今社会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深受其影响，古有“你耕田来，我织布”，现有“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这造成了许多刻板的性别印象：男人的重心是事业、女人的重心是家庭；男子要刚强，女子贵柔顺。如果不符合这样的角色期待和性别印象，就会被认为是个失败的男人或女人。这其实是对男女两性共同的束缚。 女性主体地位的恢复、女性的解放，从来都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它关系到男性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当这个社会不再因为性别而存在束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她想成为的样子，当我们无论面对想回归家庭的男性，还是想在职场冲杀的女性，都能淡然接受：这只是个人的选择而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平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