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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十木:一只手的幸存者

http://www.newdu.com 2020-05-27 《南方文坛》 祁十木 参加讨论

    
    准备动笔写这些琐碎问题时,2020还没有成为一个悲痛的词,而此时,它是如此恐怖。
    当瘟疫席卷整个中国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更不知该如何触碰文字,只好和许多年轻人一起,沉默。在某些时刻也为这“可耻”的沉默而自责,接着又陷入无尽的沉默。
    众声喧哗中,惯常发生的事在继续发生。有人独自前行,以自身微弱的烛光点亮一方天地;有人承受灾难之外的灾难,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也有人把这血与泪的土地当作自家的舞台,急于跳上一曲。还有一些事也在重演,比如有的肤浅的抗疫文艺,比如被反复误读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听着、看着,在失语和“要说点什么”之间,被无数次打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不是一个人的情绪,我知道许多青年遇到同样的困境。我们或张口,或闭嘴,或刚把话送到咽喉,但都必须面对同样的结果——让一张外来的或从自身长出的“口罩”堵住嘴。
    沉默产生怀疑。我怀疑,文学是不是真如我想象的那么有效。此前多年,我与宣布文学死亡的声音抗争,竭力维护它的尊严,留它在心里。可此刻,面对灾难,因为我不能“及时写出”,因为太多无效的作品,我怀疑它。或者说,我之前误解了它所拥有的尊严。或许它本该这样,在灾难中该是沉默的,该是滞后的,是不该有什么“即时”作用的。我为此而纠结,也心存不甘。
    当文学再次赤裸裸地向我展示它的无力感,再次往后退(像它曾经无数次“后退”一样)。我明白,此时除了喊“小说已死、诗歌已死”之外,更需要理清思路,让不断被修改的自身迎接一场解剖。
    也许里尔克说得对,在我们“这样年轻”时,应当“对心里一切的疑难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问题的本身’”,要“在这些问题里‘生活’”。即便这些与青年有关的文学问题,与所有的(文学)问题一样,最终都不可解。
    
    一个世纪以前的西北大地上,有位青年因不堪忍受国民军的压迫而揭竿起义,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这个人叫马仲英,20世纪统治西北几十年的“西北五马”之一。在振臂一呼后,他留下了少年“尕司令”引领万人驰骋西北几省的传说,留下了“儿子娃娃”的英雄气和数不清的争议,以及无数的历史谜案。后来,我在口述、文献、小说中寻找他的踪迹,拼凑他的形象,绘出了我理想的青年模样——少年骑马立于岸边,眯眼望着大河上下,任凭风撞击刀鞘,马蹄踢动沙尘,他挥手告别心爱的姑娘,提刀向敌人飞去。这面容并不暧昧,也不是模糊的。如此的革命青年长久地活在想象中,让我理解自己的弱小无助,也更向往一种朴素的英雄主义。
    可总得迎来革命青年“消失”的一天,总要承认除了勇气、力量、理想、唯美之外,青年还代表着幼稚、冲动和错误。在这之后,裂缝产生了,对于我、对于中国都是如此。青年变得愈发复杂和模糊,他们不再是一种固定的形象,不能简单地用“无聊”、理想破灭、个性张扬来形容,甚至连青年们曾拥有的“迷惘”都不能描述他们。
    文学青年(他们可能鄙视这个词)尤其如此。当他们的上一代还高举着“pass ××”、“断裂”等词汇慢慢成为“前人”时,复杂的当代文学青年们早就不在乎这种对所谓“秩序”的反抗,文学的“弑父情怀”看起来毫不重要。自五四以来,所产生的青年“幻想”,随着《新青年》和“少年中国”等词汇的渐行渐远而首先在青年这里弱化(不管他们的前辈是否还存留着“幻想”)。比起抗争抑或成为由“青年幻想”而诞生的“幻象”,青年们似乎更愿意哼着“一代人终将老去,总有人正年轻”而再造一处“文学秘境”。不仅高唱“国际歌”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一代被挡在门外,就连唱“姐姐,带我回家”的人们也同样进不去。“秘境之门”若隐若现,只看得着几个字——你进来干吗?
    门里的青年们是不再成为“幻想”了,但自我的幻象却由此产生,这当中包括“成为史料”的热闹。青年们在无法确认的历史(包括自身历史的无法确认和“大历史”的模糊)中寻求自己的位置,迷信莫名存在的“史料”,直至成为“史料”本身。一种命名或定位的“迫切”是其中最主要的催化剂。就像一定要把同一天买到的萝卜和白菜搁一块,说它们是“今天的”或“明天的”,而对它们产自何方、能做出什么味道、给谁吃等问题都不管不顾。这种“迫切”如此粗暴,而极具迷惑性。然而,“迫切”最终又因年纪更小的一群人“入门”而被遗忘、修正,循环往复。文学因此自外向内弥漫着一股暮气的味道,门里门外都无法幸免。更遗憾的是,由此又或多或少产生了些幼稚而无用的焦虑。青年作者们未必是“命名或定位”的主导者,但也积极地参与着“成为史料”的过程,(与“门外”的前辈一道)产生了醉人的文学史幻觉。
    可惜成为“史料”并不意味着历史已被“确认”。五四一代和1989年之前的一代,不论自身是否寻到了历史的位置,后人们都已将他们盖棺论定。但“门内”的“孩子们”怎样都寻不到位置,只好看着历史逐步被碎化,面目全非地跑来,并告诉他们放弃想象和野心,这样残酷的事实。加之“门内青年”对“发明传统”的乐趣,不及“处理历史”的万分之一。膨胀的信心和愈来愈难受的“历史”互相作用,以至于“门内青年”纷纷开门、献上不同的“投名状”,走入他们曾鄙夷万分的人群。
    对于青年,与“历史的模糊”相比,滴水不漏的文学体制则更具危险性。首先,不在乎“断裂”和“不反抗”似乎源于一种文学师承的存在,青年们悄悄从“门内”伸出脚,以便和他们的“前辈”站在一起,创意写作在中国的流行必定会让这一现象愈发明显。再加上中文系教育本身的古板和教条,青年们成为“作家”的那天不是“学者化”了,而是学会更加花里胡哨地自我阐述;其次,由发表、出版、得奖、批评等构成的密不透风且“井然有序”的“网”,要让青年们喊着“不在乎”“不反抗”“这有什么意思”钻入网内,从此连“门”在哪都找不着。每一次想找“秘境”的门时,创作谈、采风、发布会、研讨会都会拦住他的去路,让他等等再说。门里门外似乎没有区别,“门内”的天地被步步蚕食,夹杂着“这代青年不行”和“这些青年是希望”的声音。
    还有一层隐藏的危险来自未来。是的,未来已至。科技的发展没快到21世纪可以随意穿越时空,但也没想象的那么慢。人工智能虽没《黑客帝国》等影片拍得吓人,却也差不了多少。苹果的Siri和微软的小娜能吵到不可开交,被授予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都能开玩笑说要“毁灭人类”。青年写作者们无论是否愿意,都要被扯入时间的巨轮,不仅要面对人和历史的挑战,在“已来”的未来,机器也在等待他们。要知道,这种挑战不会是“小冰”式的凑几个词、写首看起来像诗的诗那么简单。我曾听人讲起AI写作,记得她说,写作就像在悬崖边,机器将来能替代大部分人的写作,除非你是托尔斯泰,要不就跳下去别写。“托尔斯泰或跳下悬崖”的选择题直接剥夺了大部分人的未来,看似蛮横不讲理,实则真有可能发生。青年们也只好祈祷AI慢点发展,或自个是21世纪的托尔斯泰。
    这就要重新审视“幻想”。我所说的这种“青年幻想”指的是一直以来对青年的某种情怀,它产生于人们的遗憾、失败、绝望,希望青年们驮着这种失败感而“往上走”。我曾经相信它的力量,而后又质疑,直到如今才明白,无论“青年幻想”如何虚无缥缈,如何一次次失败,或是由此产生了多少幻象,都不能被破除。保留“幻想”的火种就是保留勇气。让“危险”继续产生,无所谓它们狠狠地撞击,甚至可以忘记“秘境”和“门”,只要举高自由的手,去折下一两朵时代的血色花。
    
    我想到自己。如果开始书写生活的无聊意味着写作意识的产生,而无所谓技术成熟度的话,我已经写了十年。前八年似乎没什么可谈的,从抛弃作文到分行文字,从开始发表到疯狂投稿,从不谈文学不交朋友到“没什么可谈的”,我重复着大多数青年作者走过的路。倒是这两年蛮有意思,一个青年作者不怎么写了的两年。我在干吗呢?许多朋友问。有一些有趣的事,比如探寻家族史和地方史甚至民族史,在田野调查和口述中细品历史的余味;比如像个工匠似的,着迷于整理各种新闻、怪异词汇,抑或是学些洪门切口、听会儿苏州小调、到处搜刮难买的书。最好玩的是,日记差不多成了唯一的输出方式,秘密的世界里词汇不再晦涩,语言享受着快感。玩物丧志?可是朋友,这年代能让人乐此不疲的事真不多。
    这是我的态度。
    青年写作不该是一种时期的写作,它是一种态度,区别于青春写作和中年写作。或者说,本身就只有一种写作,就是这种具有矛盾和诱惑、但仍保持自由、爱、信任的青年写作。对于这种写作,文艺本身的问题不再重要,真正地“去生活”和“必需”的正义才是它的“难度”。
    关于方法,首先是呼吁想象力与历史(包括正发生的历史)坐标的结合。这样的结合,强调一种新的现实写法。不谈主义,只呈现现实。在变异的现实主义强压下,前人们倡导先锋和虚构,呼唤飞驰的想象力。而如今,比虚构更“虚构”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回到那条被淬炼过的路上去,不该粗暴地将它叫作“现实主义”,也不该贬斥青年为偷懒的复古者。在这当中,记忆尤为重要,这是一种并不与想象力抵触的记忆,它带有“偏见”,公正且正义。这是“我们的中国”真正需要的表达,所谓的“中国故事”正是“我们的故事”,它不在口号中,也不是复制画面而成的文字,带着温度、急切而热烈地记住我们的时代;其次是“我”的位置问题。在现实中的“我”除了在历史坐标中发挥想象力之外,还应使自己不至于被遮蔽独特性。关键在于如何面对传统。艾略特的话依旧有用,所谓“要意识到过去之已成为过去,而且要意识到过去依然存在……感到远古,也感觉到现在,而且感觉到远古与现在是同时存在的”;在形式上,可能需要一种综合的“语法”。游戏(交互游戏本身就是一种对游戏、影视的综合)、影视、戏剧、动画等多重艺术的力量被重组,“文”的概念被重新考量。不单单是以往内容上的“综合”,而是形式和内容的双重“综合”。想想看,在直播和短视频中是不是存在“另一个中国”“另一种文学”。
    青年等待这种写作,它也在等待青年。我不清楚自己的“玩物丧志”是不是一种开始,但对我这样的强迫症而言,是得先画好前行的“地图”、慢慢摸索,期待“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吗?可迟迟见不到“炬火”,那“唯一的光”又能燃多久?
    我真的绝望,真诚的绝望。哪怕看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哪怕怀疑自己是“自暴自弃者”,都不能更改这份绝望。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位置,即便学会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互相说着慰藉的话,都不能使人振作一分一毫。
    虚无和失败是前所未有的,文学和语言本身也都已显得有些颓败。
    在价值、语言、记忆颓败的组合拳之下,在强权和霸权裹挟着互联网、人工智能飞奔而来时,我常常无力到用“复杂”二字表述恐惧。一边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阴影,以及所激起的反抗和“野蛮”,另一边是“丧文化”渗透下的“人间不值得”和“不相信”,夹杂着不少的小确幸、小痛苦和“小时代”。我们“过尽千帆皆不是”,害怕“后人复哀后人”。可是又能怎样呢?
    问题依旧不可解,沉默和罪恶依旧继续。但我还是说服自己,留一点点的乐观,这乐观源于“青年幻想”,源于对“门内的幸存者”的期待。
    或许,人的写作未来会成为一种阅读行为,成为“我”读“我”的过程。那便再也无须忧虑,只是我生文章在、我亡文章亡,只存在我写我读的时刻就好。可又是如此矛盾,如此不甘心。好比真正想自杀的人,死的时候是不可能让人知道的。而天天喊“我要死”的人,毕竟还是存了点生的“幻想”的,他不确定有没有那万分之一“生的可能”,又怕死了这“可能”就彻底没了。他还是想活着。
    我记得卡夫卡的日记,里面有一句似曾相识的话。一百年前的卡夫卡在生命末尾写下的这段话,或许能成为一种支撑,一种对可能性的“想象”,让我们如此艰难但仍有理由“活着”——
    “某一个人,他的生命并没有生机勃勃便完结了,他需要一只手去稍稍地击退对他命运的绝望——这种发生很不完美——,但他却能用另一只手记下他在废墟之下看到的东西,因为他比其他人看到的东西更为异样,以及更多,可是他在生前已经死了,而且是那种真正的幸存者。”
    2020.2.16
    (祁十木,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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