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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朔:在熟悉的景区,也可抵达历史的现场

http://www.newdu.com 2020-05-20 中华书局 潇湘晨报 参加讨论


    少林寺中扫地人耿朔。


《问彼嵩洛》。
▼巩义北宋陵墓石刻。 本版顾问:王跃文(作家)
考察嵩阳书院大唐碑。
    与耿朔相识,是数月前工作上的一次安排。在长沙建湘路上的止间书店听完他的“看见《三国志》——从文本到文物”的讲座,之后再做交流,发现有诸多可谈之事。他年轻而健谈,访古是我们共同的兴趣所在。之前他在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中担任“国宝守护人”,守护的是南京博物院馆藏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这期节目我印象很深,原因在于砖画作为一种美术史考古中的文物,很少以“国宝”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耿朔同时拥有考古学博士与艺术史博士后的身份,让他得以在两个交叉的领域里自由翱翔。《问彼嵩洛》,由9位作者写成,是耿朔与学界好友们在嵩洛地区的田野考察记录和成果集萃。它看起来很小,只有32开,放在书架上一点都不显眼。

    一本“小”书,展现的中古世界却苍茫辽阔。

    撰文/本报记者常立军

    酒酣耳热之际,有人说要去做场跨学科的田野调查

    2016年的一个深秋之夜,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耿朔与其他9位不同学科的朋友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有人提出第二年暑假可以组织一次考察。大概是酒喝得太开心,事后居然没有人记得是谁提出的这个计划。而在2017年的7月,这场酒后之约居然成真了。这看似充满了偶然性,其实对中古历史研究的共同热爱,是促成这次考察的重要机缘。

    这次考察的核心方向是“抵达历史现场”。

    然而,历史图景庞大而复杂,涉及多个学科,如何在旅行中去抵达一个完整的历史现场?耿朔认为,想要获得一个完整的体验,需要有多学科的人共同去完成。

    其实在这次考察之前,这个小团队的交流就已经非常频繁了。大家基本都是从事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个中古时期的研究,有很多共同话题。团队里的10个人至少属于4个学科,涉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还有一个就是耿朔研究的美术史。这次考察可以说是在常规的传统学术交流方式之外的一次田野调查。

    考察之所以能够顺利成行,还在于他们早先就形成了一个跨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耿朔认为,每个人的知识领域都是有限的,在考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偏重文字、偏重图像,或者偏重于其他领域。在一个历史现场,不同学科的人更容易形成不同的碰撞。近几年来,中古研究领域的人一直在倡导跨学科、跨领域交流学术。此次考察,就体现了这种学术风气。

    这样的田野调查,其实古人也做过。书中,耿朔反复提到了一个叫黄易的人。

    这并不是香港作家黄易,而是清代的黄易。是一位热衷于访古的金石家,著名的山东武梁祠的发现与重建,就是由他完成的。当年,黄易也走了嵩洛路线,一路寻访碑刻,收获颇多。

    谈起与黄易那次嵩洛之行的差异,耿朔认为黄易比他们早了几百年,客观条件远不如现在好。黄易的目的比较明确且单一,主要是获取金石拓片做研究。耿朔在文章里仔细地比较了他与黄易关注点的不同。在古代中国,走向田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那个时代,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愿意走出去的人太少了。除了客观条件的制约,还有研究方法的限制,当时的学者大多集中于文献、文本的研究。司马迁、徐霞客、黄易等人,之所以伟大,就是他们能走出书斋,是思想非常超前的人。

    耿朔认为,田野考察其实也不是今天才被倡导,从清末民国以来,新的历史学研究转向就已经出现了。当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说他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那时候,中国学者就将研究的视野转向了田野。

    耿朔说他们九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行动力比较强,虽然大家都很忙,考察不到半年就实现了。考察去了10个人,后来只有9个人写书。对此,耿朔解释说是有两位朋友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参与写作,书里,后来又另外加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雯老师的一篇作品,因为她研究的对象和他们考察的内容比较契合。唐雯之所以没有参加嵩洛考察,是因为当时只有两部车,人多坐不下,这让他们深感歉意。

    传统怀古,限制了我们面对历史的丰富感受

    在我们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怀古是一大类。作者常在文章中发思古之幽情,感慨朝代的盛衰兴亡,基调悲凉,令人动容。但是在这本《问彼嵩洛》里,却很少能够找到这种情绪,这本书里充满了探索发现的乐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耿朔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角度不同。他们都是经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研究者,不是借助历史抒发自己情感的人。他们去历史现场就是要寻找理解历史的线索。那些在读书时很难意识到的,或者意识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他们的确是带着一种探寻历史奥秘的心情去旅行。

    当然,人非草木,自然也是有感情的,只是在他看来,那种怀古的基调,其实限制了人们面对历史的丰富感受。今天,人们应该有不同的角度去面对历史。面对历史的时候,他们也会感慨,譬如去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当年如此辉煌的一个时代,呈现在眼前的却是这样的情境。然而,他们并没有局限在情感层面,思考得更多的是,这种变迁背后由哪些因素促成,又给了他们哪些启示。

    艺术史家巫鸿先生有本书叫《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他在其中把碑刻拓片称之为“废墟的替身”,而耿朔他们的此次嵩洛之行,碑刻也是一个重点考察对象。

    《问彼嵩洛》出版之后,耿朔送了一本给巫鸿。巫鸿的《废墟的故事》,耿朔很喜欢,巫鸿老师的观点对他很有启发。他觉得到历史现场去看碑刻的时候,最大的还是那种对物质性和物质所处空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站在碑前时,才能充分感受它的体量和它的雕刻艺术水平,以及古人当时站在碑前的心情。

    耿朔特意举了书中的一个案例,来解释这个问题。《问彼嵩洛》写到的升仙太子碑,有6米多高。只有真正站在它的面前,才可以充分体会到它的气势。它跟周围环境的特殊关系,也一目了然。升仙太子碑立在缑山上,东面是嵩山群峰,北面不远处是武则天很早去世的长子李弘的恭陵。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地点。当人们回归到历史的现场,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武则天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一座“升仙太子碑”,并亲手撰文、书丹,一代女皇深藏不露的情感秘密就藏在这座碑刻之中。

    耿朔觉得,他之所以特别热爱碑刻,是因为碑刻相对于木构的建筑来讲,生命力更强盛,更加具有永恒性和纪念碑性。现在看到的很多古代木建筑其实多是后世修复,而碑刻则基本上保留了原貌。因此它具有一种特别古老的,能把人们拉回历史现场的能力。这次考察当中,他们把碑刻作为考察的一个重点,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嵩洛地区这类遗存极为丰富,符合他们考察的方向。

  

    在嵩、洛等热门景区,寻找更丰富的维度

    稍微有点国内旅游经历的人,基本都去过嵩山或洛阳。少林寺、白马寺、龙门石窟,一直都是国内旅游的热搜词。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大众耳熟能详的地方做考察呢?

    耿朔他们这次用的是最常规的自驾方式,去的也是特别大众的旅游区。他们其实是想找到打开嵩洛地区的另外一种方式。当人们来到这些热门景区的时候,除了跟着旅游指南或者旅行社的路线去看,在这些地方还能发现什么。他们在嵩洛地区去了一些热门的地方,但更多的是被大众忽略的地方。譬如在洛阳,人们一般都会去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他们还会去汉魏洛阳城遗址,会去邙山寻找陵

    墓。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这些地点都极其重要,只是在大众的视野中,这些是残破的废墟,观赏性会弱一些。

    选择嵩洛线路,他们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第一个考虑就是团队里的这几个人都是研究中古的,嵩洛地区是中古政治版图的核心地带,如果要理解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核心地理空间;还有就是这里的文物分布非常密集,类型也非常丰富,遍布古代城址、寺庙、碑刻。从地理上讲,嵩洛有一个山区到平原的地理过渡,其中还有许多重要的河流,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整体性景观;嵩洛地区是大众都很熟悉的地方,读者对这个区域都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如果找一个大家从来没听过的地方,这就需要花很多的精力才能看懂这本书。嵩洛是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这本书能出版,就是因为他们在熟悉的景区找到了新意和更丰富的维度。

    在耿朔的眼中,嵩山和洛阳不是两个孤立的地点,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如果不是北魏、唐代有那么长时间的政治中心在洛阳的话,嵩山就不会成为一座国家级的历史名山。就像华山靠近西安一样,都是靠近政治中心。对于山,耿朔认为至少有两种观察维度:一种维度是纯粹自然状态的山,按照这个标准,五岳其实很难排名靠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去高山和雪山,或者是黄山那种自然风景极美的山。而另一种维度的山,它在中华文明的进程当中,在中国古代的国家体系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山,如五岳,还有各种历史上的镇山。从这个角度看,嵩山的排名就会很靠前。

    耿朔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山,就需要把它跟周边城市、古代政权和人群的关系结合起来思考。只有这样,我们对于山才能有更完整更全面的认识。我们的旅行才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对于耿朔个人来说,旅行方式有很多种,除了访古,去海岛度假他也会觉得挺开心,山、水、动植物都是他喜欢的。然而访古仍然是他最主要的旅行方式,只不过对于“古”,他有更加丰富的理解维度。

    耿朔他们倡导的以访古的方式旅行,会不会让我们更加接近旅行的真实意义?

    

    对话

    耿朔:我觉得湖南在中国的历史中特别重要

    潇湘晨报:现在书籍开本普遍很大,为什么《问彼嵩洛》这本书选择了32开的小开本?

    耿朔:这是我的一个建议。编辑也认同。我们几个人希望这本书更多是陪伴大家去旅行,所以把开本做得小小的,方便旅途中携带,而不是一个被放在书架上的大部头书籍。所以你看它的封面,画得也比较卡通。我们也写过很多学术论文,但我们在书里面不想呈现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更多的是想呈现一种活跃的思维,一种审视历史的方式。就像我在书后面写的,读书和旅行,皆不可辜负。这也是我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潇湘晨报:您对将来到湖南访古有什么期待?

    耿朔:我对去湖南特别有期待。说起来惭愧,我去过几次湖南,但也只是去过湖南的东北边,我对湖南的了解是不太够的。我觉得湖南在中国的历史中特别重要,三湘地区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我一想到湖南人,就会觉得是很有特色的一类人。

    湖南也是一个重要的南北交通地,湘江的水路交通线,在历史上非常重要。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地方。湖南是非常丰富的,它既有很强的本土文化特征,又有东西南北不断的交流和碰撞。这样的地方,文化通常非常有活力,也非常多元。我过去的研究角度和关注点,江南是我的大本营。做中古研究,河南、河北、山西这些地方去得很多。所以我想以后在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做一些深度的探索和考察,可以丰富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我认为湖南在历史上是一个变动比较大的区域,说到湖南的时候,我觉得它能切分出很多的层次,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区域。在中国,有些区域相对稳定,譬如说四川,它有一种盆地属性,山西也是这样,山西属于一个表里山河。江南地区则是本土文化太强大了,主体相对稳定,而湖南是变动比较大的。我在湖南省博物馆还是在长沙博物馆参观,感触就是一下又变了一个感觉。几个博物馆走完,每个时段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可以引发你对更大区域的思考。

    湖南正好还是华夏文明和非华夏文明交错的地方,两种文明之间如何融合与对抗,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华夏文明的走向以及它在发展中所面对的问题。这种思考,你在江南,在北京,可能都不太容易产生。我是很喜欢地理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连接中原和两广的湘江水路在历史上有特别重要的交通作用,包括文化交流上的。

    湖南有特别多的地方想去,去永州看一下浯溪碑林的摩崖石刻,还想去湘西地区看看。还有就是岳阳给我印象特别深,我去岳阳的时候,特地一大早打了个车去城陵矶看了看。当地有个学生陪我,然后就带着我参观了物流园……我说我不是去看物流,我是想看一看它整体的地理环境。湘江水系从洞庭湖进入长江,我觉得这个对于理解湖南历史跟文化的与外界的沟通太重要了。后来我去看了岳州关,就是当年的海关,我说这是理解湖南与外界交流的一个有节点意义的地方,虽然不是景区,但我一定要来看一下。我觉得不懂地理的人就不懂历史,而且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讲,不懂水系就不懂历史。

    撰文/本报记者常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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