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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晓菲，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与文化、手抄本文化、宫廷文化以及近现代中国研究，已出版中英文专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获2006年度美国CHOICE杰出学术著作奖)、《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秋水堂论金瓶梅》《留白：秋水堂文化随笔》等。中英文译著包括《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微虫世界：一部太平天国的回忆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首届“韩南翻译奖”）等，并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900年）》《现代中国新文学史》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 她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哈佛大学，35岁时成为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曾两度担任该校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并获哈佛大学2012年度卡波特奖等多项学术奖。 田晓菲，少年即成名。从北大到哈佛，一路从文学的写作者成为研究者。她的每部著作都有着独特的视角。更难得的是，她使通常晦涩的学术著作，变得明白晓畅，让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她以诗人的情怀、文学的笔触，优美而冷静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她凝望诗歌，思考着背后的社会、历史与政治。她的著作，单看书名就已令人向往，就像《尘几录》，就像《烽火与流星》，就像《赤壁之戟》，就像《留白》，每个书名都美得如大片剧名。在采访田晓菲之前，对她的了解来于传说，来于网络，来于零碎的讲座，来于对她作品不完全的阅读。因为病毒的作乱，我们的访谈只能通过视频进行，有些遗憾。但也因此谈得更长一些。 美国名校学科设置与学术培养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内读者对于名校的学科设置，总是希望能了解更多。我们就先从您的教学谈起吧。 田晓菲：哈佛东亚系的老师一般都是一年教四门课程，也就是每个学期两门。差不多一半是研究生的课，一半是本科生的课。从我个人来说，我教的研究生课程都是中国中古文学的专题课，也就是说，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到唐代、宋代文学。此外也会定期教授文学史，从上古一直到宋元文学。研究生的专题课，有时是主题型的，比如说早期的自传书写；有时是断代型的，比如南北朝文学；有时是文体型的，比如唐传奇。 本科生的课程，我常常教的一门是“中国古典文学介绍”——从《诗经》《楚辞》一直讲到《红楼梦》。另外一些就是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学生的兴趣需要所开的课程，比如我教过一门关于三国文学和文化的。因为是本科生的课，不能预设学生的中文能力，所以阅读的作品都是英译本。对于有语言背景的，比如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本科生，他们可以去直接阅读原文，但同时我还是建议他们也要阅读英文译本，以便加深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三国”里边那么多历史典故，美国学生能听懂吗？ 田晓菲：很多学生是三国电子游戏迷，虽然不一定会讲中文，但是对三国历史和人物简直了如指掌。班里也会有华裔学生，或者韩籍、日籍学生。“三国”不仅是中国文化的过去，也是东亚文化的过去，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三国文化，又通过大众文化形式，比如影视作品、漫画、电子游戏等，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研究生上课有什么特点？ 田晓菲：我非常重视阅读原始文本。我给研究生上课，会先作一个短小的讲座，然后把大多数时间用来和学生一起翻译和讨论文本。翻译不仅检验理解，而且迫使我们一字一句作出细读，在细读中发现问题。这样做，一方面训练学生的文本解读能力，一方面可以“小中见大”，不被前人的观念和定论所束缚，从而激发很多新的观点，带来新的观察角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也带博士生吧？ 田晓菲：带博士和硕士。硕士一般来说两年。博士生学习时间比较长，有两年的时间修课，必须先修满一定的学分，再进行博士资格考，通过之后才开题写论文。博士生有语言要求：譬如专业是中国文学的话，要求一定的日语水平，能够用日文来阅读研究资料。总之，在美国读文学博士，时间是相当长的，尤其是这种涉及东亚等方面的文学或是比较文学专业，不仅需要掌握对象国语言，还要再学另外一门甚至两三门其他语言，所以学习六七年甚至八年都是很常见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博士生毕业后基本会继续做研究吗？ 田晓菲：90%以上吧。美国没有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纯粹的研究机构，博士毕业之后大部分在大学里教书。所以在读博士阶段，他们接受的训练一方面是学术方面的，也就是说要学习新的东西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受到职业训练，在学习期间做助教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得到的是教学方面的实际经验。如果我用一个助教，我其实每周都会花很多时间跟助教互动，讨论如何带小班课、如何审读学生论文作业等等。博士生经过这样训练，将来毕业后走进课堂，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教学经验。 “教授治校”：研究、教学与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会有什么要求或者具体指标吗？ 田晓菲：我觉得首先要解释清楚的一点，就是美国高校不是一刀切的，不同的学校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但有三项基本的评审原则：第一就是研究，看发表的专著和论文，还有本专业领域对其学术成果的反应。这对于像哈佛这种研究与教学并重的高校非常重要。第二是教学，看你开设的课程和学生对你教课的反应。哈佛有一个Q-Guide，就是学生在一个学期之后，对一门课程和授课老师可以作出匿名反馈，包括评分，这些材料未来的学生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主要是本科生）在选修课程时会参考这些反馈。第三就是服务。包括校内服务和对整个学科领域的服务。美国就是所谓“教授治校”，所以教授除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之外是很忙的。在学校、在系里，往往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服务，具体就是各种委员会需要教授的参与。越是特别大的学校，像哈佛这样的，由教授参与的委员会就越多，比如关于某些研究资金的分配、关于招生等，这些都不是行政人员可以决定的，而是必须由教授来决定。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在有些邮件上会按照传统惯例落款为“您忠顺的仆人”，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整个学科的服务具体指什么？ 田晓菲：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很多学术出版物都需要匿名评审，越是资深的学者，越会收到很多邀请。还有，美国的学术刊物主编往往是由大学教授来担任，这也是教学和研究之外的义务服务。我最近就曾接受邀请，出任《中国早期中古》这一学术期刊的主编。刊物主编任期不固定，可能5年，也可能10年。虽然有编委会，但主编需承担大量具体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担任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是相当于系主任吗？ 田晓菲：大致是的，只不过东亚地域研究院不是一个“系”，而是一个两年制的硕士研究生院，是哈佛文理研究生院的一部分，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一个主任进行组织和领导。该研究院每年招收大约25个学生，专业包括人文与社科领域各方面的东亚研究。学生可以在各系选课，甚至跨校选课。委员会成员来自哈佛文理学院各个不同的系，一般来说具有不同学科和东亚不同区域文化的代表性，负责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招生。研究院还有两位行政助理。这个研究院是独立于东亚系的。 在美国高校，东亚研究的硕士研究生院不是很多，能拿到经济资助的硕士生更是少而又少。但是，对于东亚研究来说，如果选择深造，那么有个过渡的硕士训练很重要。学生需要语言的深度训练，还需要深化专业背景，需要有社会学、考古学、文学等专业的训练，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生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亚地域研究院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东亚研究学者以及美国甚至东亚各国外交界、金融界人士，都经过这个研究院的熏陶洗礼。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担任东亚区域研究院主任期间，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田晓菲：我两度担任主任，第一次挑战是对这个有较长历史但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的研究院进行改革和整合；第二次的挑战更大，是遇到学校裁减经费，研究院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想，这个研究院如此重要，招生数量不能减少，而给学生们的经济资助也是必需的。所以，我做了各种努力和校方协商，并且向学校的各个研究中心募捐。募捐也不容易，好在我的同事们都理解研究院的重要性，都尽其可能地支持。最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欣慰：招生人数保持原样；到我卸任时，学生的奖学金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每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助。虽然那几年失去了很多个人做研究的时间，但是能为东亚研究领域，为保持一个机构的生命活力作出一点贡献，我觉得是值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