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鲁迅的文化遗产
    无论你承认与否，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是一个特异而丰富的存在。南京求学时受进化论影响，立志科学救国；留学日本时弃医从文，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威，逐渐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他以文艺为武器，深入解剖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他把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民众觉醒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和反抗性格，但有时也敏感多疑、孤独忧郁；他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生死，珍惜生命，也不畏惧死亡。
    纵观鲁迅的一生，其创作和译介丰富，他用文字影响了一代代读者。毛泽东同志说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引用鲁迅的论述。
    在鲁迅留给这个世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有一部译作是十分被他看重的，那就是直到他病重之时依然坚持翻译的《死魂灵》。
    
    鲁迅晚年多写“杂文”，小说创作很少，几乎没有大作品，因此招来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不搞创作，特别是不写长篇小说，却写杂文或翻译些佶屈聱牙的苏联文艺理论，是浪费才能。他本人则认为杂文贴近社会，批评人生，能立即起到作用，自有其价值。至于翻译，他也不赞成“创作是处子，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而主张尽可能多地翻译外国作品，给中国的创作者提供丰富营养。哪怕译得不好，也比没有翻译强。
    其实，鲁迅晚年在创作和翻译上均想有所作为。他至少有两个中长篇小说写作计划，一个是红军战斗题材。红军将领陈赓在上海养病期间曾拜访鲁迅，向他介绍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的情况，鲁迅询问了很多细节，还收藏了陈赓随手画的地形图。他初步设想参照苏联小说《铁流》，写一部反映红军战斗情景和苏区生活的中篇小说。但因为素材不充分，加之不熟悉军事生活等原因，这个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另一个是一部叙述中国近现代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是1936年上半年鲁迅与冯雪峰谈话中透露的。冯雪峰回忆说：“鲁迅几次谈到的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代），可以说是正在成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他说：‘关于知识分子，我是能够写的。而且关于前两代，我不写，将来也没有人能写了。’他已经考虑到结构，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分量可不小！’……也谈到长篇小说的形式问题，说：‘可以打破过去的成例的，即可以一边叙述一边议论，自由说话’”。可惜，当年秋天，鲁迅病逝，这个计划也没有实现。
    至于翻译，鲁迅在去世前一年终于下定决心，“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这就是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鲁迅为什么选择翻译《死魂灵》？表面上看，是他自己想翻译世界名著的愿望，又恰遇朋友的邀请或出版商的安排。但究其根本，其中的一个原因是鲁迅年轻时候喜欢俄国文学。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俄国文学正风行日本，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大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译本也不少。鲁迅第一次提到果戈理，就满怀热情，高度赞扬：“俄之无声，激响在焉。俄如孺子，而非喑人；俄如伏流，而非古井。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理（N.Gogol）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狭斯丕尔（W.Shakespeare），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他在杂志上看到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理小说《狂人日记》，很喜欢，特地收起来，放进自己的剪报夹。这篇小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巨大。十年后，他写了同名小说，登上文坛，成为新文学的代表。假如鲁迅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中所受到的外国作家的影响，在一长串名单中，果戈理应该排在靠前的位置。
    假如鲁迅懂俄文，他或许早就开始翻译果戈理了。1929年6月21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耿济之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懂俄文，但我看他的译文，有时也颇疑心他所据的是英译本。即使所据的是原文，也未必就好，我曾将Gogol的《巡按使》和德译本对比，发见不少错误，且有删节。”他如此关注果戈理著作的翻译，是因为他自己也有翻译的计划，具体地说，是联合通俄文的孟十还翻译《果戈理选集》。孟十还翻译俄文书的水平，鲁迅是了解的。
    1935年2月15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了“译《死魂灵》一段”，是他翻译《死魂灵》的开始。他与出版方约定：先在《译文》杂志上刊登，随后收入郑振铎所编《世界文库》丛书。
    鲁迅接受翻译《死魂灵》的工作，意味着，他与孟十还的编译计划成形了。他们计划中的《果戈理选集》共6卷，一年内出完。
    《死魂灵》是蜚声世界的名著，其时中国已经有译本。鲁迅翻译前，找来中译本阅读，感到水平不高，因而坚定了重译的决心：“昨天看见辛垦书店的《郭果尔短篇小说集》内，有其第二章，是从英文重译的，可是一塌胡涂。”他将这个译本同德文本做了比较，发现很多不同，这些不同的地方又都是这个译本不好，鲁迅推断这位译者是“对于英文也并不十分通达的”。他购买了日译本《死魂灵》，研读后评论道：“上田进的译本并不坏，但常有和德译本不同之处，细想起来，好像他错的居多，翻译真也不易。看《申报》上所登的广告，批评家侍桁先生在论从日文重译之不可靠了，这是真的。但我曾经为他校对过从日本文译出的东西，错处也不少，可见直接译亦往往不可靠了。”这又坚定了他从德文转译的决心。
    不过，复译、转译，均非易事。《死魂灵》写法虽然平铺直叙，但行文含义丰富，用鲁迅的话说，是“到处是刺”，而且果戈理的讽刺“千锤百炼”，如果不能译出原作的锋头，就索然无味。19世纪各种物件的名目，使鲁迅大伤脑筋，弄得他“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昏头昏脑，后悔自己太小看这部著作了。
    鲁迅翻译《死魂灵》的艰苦远不止这些。《死魂灵》要按期连载，需要赶工。鲁迅同时还编辑《译文》，既要翻译其他作品供给杂志，还要处理编辑事务，兼顾多面，分身乏术。更大的问题还在身体。他给朋友写信诉苦说：“《死魂灵》第三次稿，前天才交的，近来没有气力多译。身体还是不行，日见衰弱，医生要我不看书写字，并停止抽烟；有几个朋友劝我到乡下去，但为了种种缘故，一时也做不到。”
    在翻译《死魂灵》期间，《译文》停刊，鲁迅同书店之间产生了矛盾。有小报造谣说，郑振铎同鲁迅不睦，腰斩了《死魂灵》；也有人说鲁迅与书店反目，中止了翻译，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又不得不分心来辟谣。
    鲁迅就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夹攻下坚持译事的。译完第四章，他写信给黄源诉苦道：“《死魂灵》第四章，今天总算译完了，也到了第一部全部的四分之一，但如果专译这样的东西，大约真是要‘死’的。”1935年7月27日，他写信给萧军说：“我此刻才译完了本月应该交稿的《死魂灵》，弄得满身痱子，但第一部已经去了三分之二了。有些事情，逼逼也好，否则，我也许未必去翻译它的。”
    鲁迅的韧性和毅力最终胜利了。1935年9月底，鲁迅完成了《死魂灵》第一部的翻译。
    接下来，鲁迅译序言，编附录，尽量为读者提供更多参考资料。例如《果戈理怎样工作》一文，他看后觉得有用，就敦请朋友翻译：“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不过从日文翻译，大约未必译得好。现在先生既然得到原文，我的希望是给他们彻底的修改一下，虽然牺牲太大，然而功德无量，读者也许不觉得，但上帝一定加以保佑。”
    《死魂灵》先出版了平装本，继而出版布面本。1935年11月16日，文化生活书店的吴朗西给鲁迅送来五本《死魂灵》布面装订样书。
    鲁迅对这部倾注巨大心力的译作很满意。在给一位来信索要他的著译目录的读者的回信中，他写道：“我所译著的书，别纸录上，凡编译的，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别的皆较旧，失了时效，或不足观，其实是不必看的。”
    他感谢同他一起策划翻译果戈理作品集的孟十还。他在一封信中说：“从三郎太太口头，知道您颇喜欢精印本《引玉集》，大有‘爱不忍释’之概。尝闻‘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那么，好书当然该赠书呆子。寓里尚有一本，现在特以奉赠，作为‘孟氏藏书’，待到五十世纪，定与拙译《死魂灵》，都成为希世之宝也。”
    推荐阅读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微信公众号
    责编：周凤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