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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性转换路径：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的对接 清代实学的形成，以及晚清及民国初年西学的科学主义精神的影响，新式学堂以及大学分科制度、学术制度的改革，使学者深切体会到革故鼎新的重要性。建立新的话语体系需要清理和解决前代学人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晚清民国时代，学术既要承袭前代各流派观点，同时又要防止西方人文理论的全面覆盖，一时力有不逮。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采取一种包容态度，既有汉学之长，又有宋学之精，出现郭绍虞所说的“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的情形。这一时期可谓阐释学极为丰富的时代。在些时期，学者们也在观念和方法上初步尝试现代性转换：通过中西互鉴实现学科分类，语言文字与思维关系的理顺，本土经验与世界性的对接。 1. 中西互鉴：学科分类的现代性转换。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气象，从国家到整个社会都在新与旧的交错更替之中。学者治学一方面沿袭考据、义理、词章的传统套路，一方面尝试采用西方的逻辑和科学主义。新旧两派交锋，都面临着如何建构一套有效的话语体系的难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各种方式都尝试过了。王国维的“意境论”就是中西互鉴后得出来的理论范式。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就主张将传统的“归极证会”与西方哲学“精于思辨”二者结合，从融摄西方哲学中求得中西会通，从而建构现代中国哲学。胡适、鲁迅、郑振铎从文学史入手打通传统与现代，还有梁启超、章太炎、钱基博、傅斯年、陈寅恪的具体改革思路。中国学术的现代范式转型，早在戊戌时期得以整体性萌发，从各方面表现和特点来看，“戊戌变法”可视为变革的上限。因此许多晚清文人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学术的现代范式转型。他们一方面保有中国传统的学理思维，另一方面更加急切地想要融入以西方先进国家为代表的世界话语体系。其阐释理论和方法常常陷入矛盾境地。 2. 文字改革：语言与思维的一致性。阐释学说到底是关于人的理解与理解行为的学问。语言与理解，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即一切理解都是语言的问题，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一切理解现象，一切构成所谓诠释学对象的理解和误解现象都表现为语言现象。”其中包括倾听或者无声地书写，即柏拉图所说的思维之本质的灵魂与自身内心的对话也是一种语言现象。“四个提倡、四个反对”中的“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最为关键的就是文字改革。中国长时间用文言文作书面语，采用通俗语言的明清章回小说也未能改变这一事实。学者普遍认为语言和文字分离阻碍了实现民主与科学的进程，“白话文运动”应运而生。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都是激进的改革者，一段时期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全部采用拼音文字。鲁迅、胡适等分别著文，从传统资源中寻找例证，构建一套推广白话文的理论依据。刘半农用方言写诗，在《瓦釜集》中主张“破坏旧韵，重造新韵”，钱玄同《文字学音篇》以汉语语音史分期研究为文字改革铺平道路。语言文字是理解的前提，白话文运动的推行者的改革首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他们为此进行的资源整理和语言文字谱系研究，从传统资源中找理论依据（如文学史编写），符号、编码的转换（如音韵学、句法学研究），范式转变需要构建一套科学体系。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需要有约定俗成的表达体系或科学系统的符号对应。回过头来看来，在西方文化参照下进行文字拉丁化改革，完全抛弃传统文化，单纯的外在转换，是一种失败的现代性转换。但白话文运动是成功的，它使语言学的转换基本完成，而术语、概念的转换才是建立现代性阐释学所面临的真正的难题。 3. 观念史上的本土经验与世界性对接。新儒家、新道家、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等各种阐释理论资源汇流。新时期以后西方启蒙话语为标志的阐释理论，基本否定了1949年以后至80年代之前的阐释理论，实际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阐释实践与阐释理论就表现出的知识等级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机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下掌握绝对主导权，但同时也出现极端的文化政治学阐释。尽管如此，阐释的复杂性、多元化倾向在学术界仍然存在。19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及时调整，在21世纪成为一支重要的文艺理论思想。新时期以来文学阐释经历了“阐释技术”到“实践哲学”的提升。注重文本或作者原意的阐释学都具有方法论的特征。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文科学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正在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阐释学正在构建之中。（1）新儒家对儒学不存偏见，仍以儒家哲学为取舍标准，并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新道家试图重建中华之思想、道德、制度、社会等阐释体系，重拾老子的个体概念。在现代性转型中新儒家和新道家在思维和理念上必然与西方哲学保持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西方哲学和美学则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包括阐释方式。梁漱溟将儒、释两大哲学与西方“生命哲学”杂糅，主张“意欲”，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预言“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中，方法上采取西方视角，将以孔孟为中心的儒家视为人性论的主要建构者，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梳理确证儒家传统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牟宗三采用西方思维方法与现代视角试图使儒、释、道内部勾连，彼此贯通。他的《心体与性体》将儒学定性为“内圣成德之教”。在《才性与玄理》中以现代性视角重新阐释才性与玄理，在魏晋玄学架构中加入身体意识。在《佛性与般若》中将菩提心“即寂”“即照”的圆融无碍自由状态提升到新的审美境界，将佛性视为实践美学与修证美学的思想资源。 钱钟书的《管锥篇》“瞥观疏记，识小积多”，采用一种新的阐释方法，用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使一个主题得到多个方面的阐释。（2）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艺建设和发展中总结了一套阐释策略和方法。在“人民性”“大众文化”等概念上作了进一步推进。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并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中国文艺现实。瞿秋白受葛兰西的启发，在1932年“文艺大众化”系列文本中提出建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系统化理论。蔡仪在《新艺术论》中以唯物主义认识论阐述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认识，认为艺术的最高成就在于真实性和典型性。他的《新美学》建立一套新体系和新方法，在旧唯心主义美学系统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构建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核心的新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给现代中国带来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文化革命，使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武器。这一场思想变革和社会实践活动，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中国人以往的阐释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同儒家一样追求“世界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与儒家的“爱人”、道家的“自由”、名家的“辩证法”等在思维上和终极关怀有着一致性。 四、创新性发展方法：观念提升与新技术应用 现代西方阐释学的兴盛，正是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化，尤其是“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的必然结果，21世纪的现代阐释学是不是也存在这种转向？认识问题应该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阐释学可以视为现代认识论的一种新形态。但同时，阐释学也是一种存在论。认识论是一种手段，存在论才是根本。现代阐释学实际上是为人文社会科学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更全面地认识人自身，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依据现实问题建立一门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阐释学学科。经过100多年的实践，发现在方法论问题上，西方文论与传统文论都不能直接套用，如何在古今参照、中西汇通、史论结合方法的基础上开出新路？20世纪80年代，学者倾注较多精力在西方阐释学的翻译和研究上，成为现代性转换的理论资源之一，但要解决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现实问题，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阐释学学科体系，其逻辑起点、体系建构都无法离开本土经验，仍然需要从浩繁的历史文献、丰富的传统理论资源中寻找。张政文教授主张知识图谱重建：“历史既是阐释的对象，也是阐释自身的起点与终点，作为科学概念的历史，其内涵与外延建构着‘阐释’一词的基本知识构造，可在知识图谱中予以科学的证明。” 1. 传统资源的观念性与方法论转换。中国传统阐释资源的观念性转换实例在阐释实践史上出现过多次。人类文明进程中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经历思想文化上的“观念性”转变。春秋时期孔子删定六经，在思想上的定框架、立规矩。汉代的公羊学“诠”“阐”分离，将解经、释经进行学科独立。汉末王充、许慎等训诂笺注给文字立法。魏晋玄学改革。宋代“援佛入儒”。清代考据训诂“实事求是”。传统资源越丰富，观念性转换越艰难。清代经历宋元明的自由主义阐释后，又“反经汲古”采用汉代最为艰难的实证阐释，对注、疏、义征等方法进行革新，在考据的基础上吸收前代的自由主义阐释，向义理、辞章等具有阐释主体性的方向上转换，这一转换实现了阐释实践上的重大推进，是阐释确当性和真理性观念上的改革。当下的中国阐释学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需加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精神。其一，通过资源整理进行观念性转换仍然是首要任务。其二，“阐”“诠”的二元结构、对立统一以及其概念边界问题。其三，自由率性的阐释方式与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的对接。其四，以心学、禅学、言意观为学理基础的表现主义，在阐释的确当性和真理性之间的平衡机制。其五，被清代小学家唾弃的“空疏浅薄、自逞私意”阐释模式，如何挖掘其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恰当地构建阐释主体性。其六，宋学的“师心自用”的阐释方法可能导致文本阐释的不可验证性，汉学的“无一字无来历”的实学精神可能导致想象力枯竭，如何实现“实证式”阐释与“体悟式”阐释的融合和超越。由阐释方法促进学风转变，文本细读、年谱和文献整与理义阐发的平衡推进，构建现代阐释理论方法论。 2. 中西资源对照的现代性转换。中华文明在其历史进程中并不排斥外来文明的启发。在阐释学的现代性转换这个问题上，西方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借鉴和启发作用。朱光潜的西方悲剧理论研究对中国美学发展有启发性的意义。宗白华受西方审美主体理论的影响，强调民族心灵历史对构建新的审美心灵和人格精神的作用。李泽厚西方“理本体”对照探索出中华文化“情本体”理论，将“情本体”美学则下沉到普通人的审美经验。审美是人性的自我启蒙关键环节，同时也是社会总体进步和文明提升的驱动力。那么，在“道”（本体）的层面，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的主体性觉醒，民众自我肯定自我表现的可能性加大，“性情”得以展现，阐释主体和阐释对象都需要重新审视彼此的关系，从而引发“器”（方法）的革新。21世纪的中国阐释学需要自创范式。 3. 资源整理方法、思维的跨学科研究与现代技术应用。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需要从传统资源基础部分做起。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美学史等专门史皆有完整的体系，在这些专门史以及相关辞书、类书中包含大量的阐释实践和阐释学理论资源，中国阐释学传统资源散落在海量的文献之中。中国阐释学构建在浩繁的历史文献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基础上进行现代性升级，各类史学成果和总类汇编方法使中国阐释学研究在文史资料和思想形态两个方向上都有据可依。中国阐释学的生成和发展脉络，从相关文献和学术成果中追溯思想源头，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从本土生长出来的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用“实证式”阐释将埋藏在经、史、子、集各种典籍中的阐释学经典型案例分离、提炼、归纳和总结，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语料库等技术进行精确的提炼。“悟证式”阐释方法、“心证式”阐释方法或可有效解释人在心灵和精神层面新问题，但需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对接。这方面涉及到跨学科研究，这一工程浩大而艰难。这两种阐释方式的资源挖掘和整理相对困难，既需要专门训练还需要人文科学方面的前沿思维。传统的摘取片言只语，用感悟回答感悟的方法无法满足现代学科建构的需要。用批评和挑战性的视角去审视文献，用实证方法与理性思维提取文献，用悟证和心证方法实行精神领域的整体观照。 4. 术语、概念的现代性转换以及话语体系的建构。西方阐释学真正影响到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阐释实践理论是与阐释理论相关的文艺理论、接受美学理论、结构主义、读者反映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以及目前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其中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等。每一种理论形态，在它们的大范畴下有若干成体系的概念和术语。中国现代话语体系总体上沿用西方逻辑方法。学科构建无法绕开术语、概念、范畴的基本程序。中国古代阐释方法用简短、诗性的句子表达出精辟见解，或隐藏于故事之中，避免知识过度开发带来的弊端，使思维直达本质。由于文言文表达的历史原因，有些术语、概念变成为僵死的状态，但它们中有些可以激活并转换为现代性概念。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就是成功的范例。建立阐释学学科体系，需要回到历史和介入现实，并对阐释行为的流动性进行观察，通过否定和扬弃建立标示性概念，对对立因素和运动性本身进行规律性的把握，并将外在形态与内在统一性进行联系。同时还要警惕概念本身一旦被概念、范畴所规定，再次走向僵化，需要重新在此基础上开出新论。 5. 阐释的本体论探索。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英国作家王尔德是“艺术至上论”者，认为：“唯有表达才能赋予事物的真实存在性。”他说出了阐释学真谛。从表面看，中国阐释学似乎缺乏系统性，其实有它的内在一致性，即中国人之谓“道”的东西。古代思想家对道、物、意、言、书之间的关系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阐释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方法、认识的还原过程中。涉及到阐释本体的“道与逻各斯”问题，即表现在中西方同样境遇的思想与言说的二重性和统一性。中国阐释学的基本阐释方式是“双重还原法”与“解喻结合”，阐释者面对阐释对象，有三大困难，一是阐释对象的复杂深奥，二是阐释者自身存在理解之“蔽”，即迦达默尔所说的“前见”或者“前判断”（Vorurteil，prejudice）。三是言意关系的问题。从阐释历史来看，中国阐释学包含着多元论阐释学思路。但每一个时期有其主要的阐释理论依据。前人的创建、后辈的修复完善，构成一条生生不息的阐释学之流。中国文化的呈现方式以生命体验、实践意义为准。注重历史对象与精神故乡的双重还原，在极度物化的现代社会，蕴含中国精神文化的中国阐释学为进入下一阶段文明或者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做准备。阐释作为存在方式和自我启蒙，它的本体论意义有待进一步探索。 结 语 中国阐释学理论资源的现代性转换，有必要吸收西方阐释学优秀成果。把外史和内史结合起来，清理出阐释学主题和逻辑线索，搜集相关文本材料，使之融为一体。在丰富的文献史料资源上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用历时性表现和证明阐释学的共时性问题。需要扎实的文字、训诂、考据训练，海量地文本细读积累。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全面把握，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接地气的理论。阐释最开始是由一到多的过程，春秋时期言意之辩、名实之辩、百家争鸣都是向多的方向发展，阐释内部问题得到极大拓展。但由于民族概念、政权边界会使其由多趋向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阐释的多种可能性正在形成，正在从一向多的方向发展。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阐释学成为必然。阐释学也属于“意识的经验科学”，因此需要从意识本身的角度审视阐释现象。后现代启蒙的气氛掩盖了各种分歧，后现代的偏执以及解构主义走向了末路，倾圮之后必然着手重建，各种“后学”所主张的文化激进主义也必然与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和社会良序公德达成妥协和平衡。20世纪到新世纪以来100多年的现代性转换尝试积淀下来的阐释实践和阐释行为，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阐释学的学科准备。将阐释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区别早期的浅尝辄止探试。当下最需要在观念和方法，中西资源对照，资源整理的跨学科与现代技术应用，术语概念的建立等方面做出深度地推进。本文所探讨的阐释学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问题，每个点都需要专门展开讨论，阐释学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中的本体论问题与西方阐释学本体论的同一性和差别性，是构建中国阐释学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