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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

http://www.newdu.com 2020-04-03 爱思想 小鹰 参加讨论

    
    
    [说明]读了钱理群关于《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的演讲,2019年2月27日,我在《爱思想》网站上发了一篇《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1],批评了多年来学界对鲁迅的歪曲和误读。2019年10月5日,针对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纪念鲁迅》等文章,我发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2],2020年3月10日又发了《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
    六天之後,3/16/2020,钱理群发了一篇《无地彷徨》,似乎是作为对我质疑的答复。打开一看,不料内容竟还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且一字不差,只是换了个题目而已!──这不像是在做学问。(编者按:《无地彷徨》一文并非钱理群先生所发,摘编自网络)
    该文点击及推荐数仍然很高,然而,我并不气馁;相反,既然有这么多人现在还相信钱式“沉默的鲁迅”、“无地彷徨的鲁迅”以及“我要骗人的鲁迅”等等说法,那我就更要努力地为真实的鲁迅呐喊了。于是,也就有了这新的一篇,欢迎真正愿意做学问并独立思考之人士来批评和探讨。
    鲁迅《野草》集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其中“影”的独白,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鲁迅在吐露自己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种立论的前提之下,注家蜂起,或褒或贬,各有说辞。
    然而,我在《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即,把前来向“人”告别的“影”,当作是鲁迅的某些在“黑暗”的压力下失去希望、丧失斗志的“友人”,那是鲁迅以批评和惋惜的口吻,写出了昔日的“友人”,今日的怯懦者,向“黑暗”妥协的无奈。
    这种看法,除了前文的分析推理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根据呢?
    鲁迅在写作《野草》的同期,也写了许多小说,都收在《彷徨》集中。我以为,其中至少有两篇,可以给我们类似的启示。
    第一篇是写于1924年2月16日的《在酒楼上》。那里的“我”在S城的酒楼上“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在二人喝酒叙旧的时候,吕纬甫有如下的“自白”: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模模糊糊的过了新年,仍旧教我的‘子曰诗云’去。”
    “以後?──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後一分……”
    吕纬甫的这些话语及其心境,不是很像是《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的“影”在对“我”说话吗?吕纬甫和“我”曾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改革的愿望。现在为生活所迫,他却不得不去教“子曰诗云”和“女儿经”,而不是ABCD。十年的功夫,吕的行动已变得“格外迂缓”,“眼睛也失了精采”,没有了那种“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他们经历与思想的差距,对人生的态度之不同,使得两人都觉得彼此相当陌生,担心对方不会再认自己做朋友了。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伤痛的事啊!以至“我微微的叹息,一时没有话可说。”于是“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昔日的朋友邂逅之後,就这样又“分道扬镳”了。
    第二篇是写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那里讲述的是“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的故事。
    魏连殳是个“出外游学的学生”,“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一直被村里的人“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的确,他不但违反传统习俗,坚持终生单身不娶,“还常说家庭应该破坏”,可是一看到邻居的小孩子,“连殳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拿出特地为他们买来的口琴,“‘一人一个,都一样的。不要争呵!’他还跟在後面嘱咐。”邻人的孩子“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後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而在财物上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更不用说,祖母过世後,他竟把一些家具分赠给了“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当不住。”怪不得族长、近房、亲丁、闲人都“知道连殳是‘喫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客厅里“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这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他又喜欢发表文章,“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因为“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殳自己也知道。”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他失业了,只得变卖财物为生,客厅里“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但朋友来访时,“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幸的是,连“便是抄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工作也一直找不到,不久,“我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了,“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毕竟“我还得活几天!”──“走投无路”之下,怎么办?于是他去做了军阀的顾问,立即“每月的薪水就有现洋八十元了。”不仅如此,一向暗暗叮他的报刊,立即谒见、采访,为他出书立传,化“笑柄”为“逸闻”;客厅里也高朋满座,热闹非凡,“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
    可是,连殳的内心却是十分矛盾和痛苦,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尽管“现在我还用着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而同时他也感到了“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
    这就是一个出卖灵魂的变节者的代价。
    而比他失业更早的“我”,同样也为生活所窘迫,虽在外地谋得一个“月薪十五、六元的”教职,但“山阳的教育事业的状况很不佳。我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只得连烟卷也节省起来。”而捱“到一学期将完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加坏了起来。那地方的几个绅士所办的《学理周报》上,竟开始攻击我了,自然是决不指名的,但措辞很巧妙,使人一见就觉得我是在挑剔学潮,连推荐连殳的事,也算是呼朋引类。”结果“我也终于敷衍不到暑假,五月底,便离开了山阳。”
    魏连殳与“我”曾是朋友,做官之後,在给“我”诀别信的末尾,写道:“──但我想,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那么,请你忘记我罢。我从我的真心感谢你先前常替我筹划生计。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
    “我”看了那信两遍,“虽然并不使我‘倒抽一口冷气’,……却总有些不舒服,……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在读到S城的《学理七日报》“有关于他的诗文,如‘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等”报道之後,“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而同时山阳的《学理周刊》更加紧攻击“我”了,“因此会百事俱废,自然也无暇记得连殳。总之:我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
    一年多以後,魏连殳大人病故了。
    “我”则因“公正士绅”的“专指”而再次失业,并意外地遇见为连殳的送殓的场合。在小说的结尾,“我”“最後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之後,
    “顺脚一走,不觉出了大门了。潮湿的路极其分明,……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这两篇,分别写作于《影的告别》的前後,且都谈到令人伤感的故事,即,昔日一对志同道合的友人──“形”和“影”终于分离了,“影”与“黑暗”同流合污,最终被“黑暗”所吞没,而“我”仍旧坦然地坚持在走着自己的路,那怕是迎面有“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
    我以为,这两篇小说,是对“散文诗”《影的告别》内涵极好的诠释和注解,也是它形像思维的具体表达,让我们得以看清楚鲁迅先生的原意,究竟谁是与“黑暗”苟同的、“无地彷徨”的“影”,谁才是“影”所要告别的、坚持“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4]的“人”?
    当然,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鲁迅虚构的人物,先生是通过他们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浮沉。如果想要了解那时的现实生活及真实人物的变迁,我以为,可以读读先生写的《范爱农》、《忆刘半农君》等回忆记念文章,以及有关青年作家向培良的一些通信与评论[5]。他们都曾是鲁迅不同时期的同学、战友,
        
    
    
    各有性格,遭遇亦不同。无论文章对之是褒是贬,最终与其有合有分,那都是鲁迅真情的流露,也是时代的写照。
    此外,更一般地,还可以看看《记念刘和珍君》、《柔石小传》、《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白莽作<孩儿塔>序》、《写于深夜里》等几篇;还有《柔石作<二月>小引》,那里先生评论了柔石虚构的另一个时代人物萧涧秋。
    不用说,对这些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只能意会感悟,千万不可捕风捉影,对号入座,那是文学研究的大忌。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鲁迅写道:“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他在悲愤中自问道:“这是怎样的世界呢。……”
    在同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中,他也写道:“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亦若轻尘。”
    的确,他的这些亡友,都是些追求“光明”的普通中、青年书生,不是什么“高大上”式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弱点,但都满腔热血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对革命充满热情和希望,并为之尽力呐喊与奔走。先生深深地怀念他们,痛恶这不容他们的黑白颠倒的社会。
    读了这些对亡友的追忆和记念,我们从哪里看到,在“黑暗”来临的时刻,鲁迅曾有过一点失魂落魄、“无地彷徨”的样子?对于那些不肯曲意逢迎、正直立身处世的同伴们的死,先生宣告的是:“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写出的是:对那“黑暗”的愤激和抗议的诗篇与文章。这又哪里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是“默默无言”、甚至“我要骗人”的嗫嚅与荒唐?
    不可否认,吕纬甫仍旧是个忠厚的人,他听从母亲的吩咐远道前来替小兄弟迁坟,他也很愿意为心地善良的阿顺出力,四处奔波买到她念想的剪绒花,并“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他讲述顺姑令人心碎的故事,实在是对封建文化的悲愤控诉。而吕纬甫的内心也是充满了矛盾,他对自己“敷敷衍衍”的生活态度“自惭形秽”,说“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的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但他又挣脱不开那旧文化习俗的罗网,迫不住社会生活的压力,才不得不走到这一步。
    同样,魏连殳原也是对未来、对下一代充满着希望──“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这是鲁迅自己早年也曾相信过的“进化论”学说。但现实却击破了魏的幻想:“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而这也正是鲁迅在《野草》的《頹败线的颤动》一文中所描写过的教人战慄的事。这使他悲哀,并开始意识到“这是环境教坏的。”
    魏连殳的家境使他自幼生活在一种凄凉孤独的环境里,他与“我”有过如下的对话: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自然,世上也儘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因此,在祖母大殓时,魏大哭了一场,但那似乎不是出于亲情──他与这位继祖母“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那哭,是对于人生孤独的缘由之不解。他解释道: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
    正是这种内心矛盾剧烈的纠结,使“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也是他对这冷酷腐朽社会的绝望与悲声控诉。
    这痛哭,对魏而言,是一种解脱,但魏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反抗绝望”,而是最终屈服于那种黑暗的“环境”去了。
    其实,这种“环境”的束缚与压迫,对“我”也同样存在。很妙的是,在篇末,鲁迅特地用了描写魏狼般长嚎时同样的字句,来表述他自己的心境,──恕我这里再引一次:“……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
    与魏所不同的是,“我”终于从那种“沉重的东西中”冲了出来,“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这是何等深刻的笔力啊!
    然而,鲁迅先生是理解并同情魏的处境与遭遇,他没有以“高大全”的姿态来指责魏的“变节”,相反,赋予更多的是同情与惋惜。他深知人生道路抉择之不易,何况自己也是在奋力挣扎着,他理解生活对吕纬甫们也一定是如此残酷。正因为深感友人分手是件于彼此都痛苦和伤害的事,他缄口不提为何写作《影的告别》,这是鲁迅厚道的地方。但恐怕鲁迅万没料到的是,死後竟被一些人把他当作怯懦的“影”来看待了,为他做出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式的种种复杂的精神分析,我想,这会使鲁迅在天之灵“哭笑不得”罢?
    但是,矛盾毕竟是存在的,“我”与吕纬甫和魏连殳之间的关系就是矛盾。鲁迅没有掩饰这种矛盾,因为他推崇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典型环境”的把握和于“典型性格”的创造,来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6]。
    以前我是把《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当作故事来读,说实在的,总是觉得那些故事太老旧,不很有趣,也读不大懂。
    记得荃麟早年说过[7],“作品的故事不过是个躯壳,躯壳里面的灵魂,才是更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作品的灵魂呢?我後来的理解是,这灵魂便是人物身上所蕴含的矛盾,以及围绕这矛盾而展开的思想情感和人性的表达,而灵魂是不可以用公式来把握的。这“矛盾”二字,也正是荃麟後来在文艺创作中,主张写“中间人物”的核心概念。
    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座谈会,邵荃麟在会上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强调因为“他们是各种矛盾的交汇点”[8]。当我领悟到,“中间人物”就是“处于矛盾中间”的人物之後,读起文艺作品来,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这正如一句江湖俗话所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什么才是文学的“门道”呢?那就是说,我们读一部作品,主要是要看作品的人物身上集中了什么“矛盾”,作家在“人物”身上揭示的“矛盾”越真实、越深刻,这文艺作品就越有价值,也越能感染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作品没有矛盾,谈何把握“典型环境”?又从哪里去创造“典型性格”呢?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吕纬甫和魏连殳,以及阿Q和祥林嫂,都可以说是创作成功的“中间人物”,因为他们无助和悲惨的“命运”中都充满了深刻的“社会矛盾”[9]。
    今日之中国,鲁迅似乎不再被年青人,甚至一些中、老年人,接受了,代之更受欢迎的是武侠、言情、虚幻、悬疑等作品。一个原因,恐怕是鲁迅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伟人有意先“捧杀”,而後“棒杀”掉了,加之後来自命“XXX鲁迅”[1]的“大师”们,紧跟不懈地努力歪曲和误导,定意要他“无地彷徨”,竟至非要将他“真正沉默”[2]掉不可。
    1947年,荃麟在跟中学生们谈到新文艺的思想启蒙时,这样写道[10]:
    近数十年来,中国社会正在一个新旧蝉蜕的过程中。旧的一代和新生代之间常常有着许多观念上的矛盾。加上社会的不安、政治的黑暗,初初接触现实的中学生,几乎每个人都有他的苦闷与矛盾;而这些苦闷与矛盾,不是一般自然科学、常识、语文、数学等课程所能替他们解决的,于是便自然趋向于文艺。反映现实和指导现实的文艺,在这里便恰合地对他们起了思想教育和认识现实的作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文艺对于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比其它文化部门更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如果我们教有的重点不仅仅放在技术传授和常识灌注上,而是更着重于思想启蒙上,那么文艺在教育上的价值如何,自然就很容易明白了。
    在文末回答“编者提出‘中学生还在看侦探、剑侠,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应该怎样去转移他们的兴趣?’”的问题时,荃麟指出“这责任仍然在教育者自身”,他接着又谈到自己:“老实说,侦探剑侠小说之类并无多大魔力,我幼年时也喜欢看这类小说,但接触了新文艺和生活现实以后,这类东西便觉得索然无味了。”
    我是个工科生,比较起这两类作品来,我也还是更喜欢看後者,尤其是读起鲁迅的书来,不但会叫人心沉下来,“叫人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而且读后亦会叫人掩卷默思、回味无穷,读了还想再读──他的文字就有这种魅力。
    http://www.azcolabs.com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
    引文出处:
    [1]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2019年2月26日。
    [2]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与钱理群教授商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2019年9月22日。
    [3]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2020年3月5日。
    [4]鲁迅,《希望》,“野草”,1925年1月1日。
    [5]例如: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1931年8月12日。
    [6]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2014年8月增补。
    [7]荃麟,《<创作小说选>序》,1942年1月13日,原载荃麟选注《创作小说选》,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9月港1版,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8卷,175─179 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8]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what_is_zjrw.html,2012年8月。
    [9]小鹰,《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和讨论》,http://www.azcolabs.com/yjpl_xy_letters_zjrw.html,2012年7月 - 10月。
    [10]荃麟,《从一个基本的观念着手》,原载1947年4月《中学生》第18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1卷,122─125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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