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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之三：实 突破有限，理解界限，通达无限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是真理。如何来理解这句话，那就需要明确一个前提，作家的生活是什么？作家要创作什么样的生活？ 作家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作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艺创作，既需要作家亲身体验的生活、情感付出的生活、心灵同频共振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需要作家拥有巨大同情心和同理心。作家在生活中对自己、他人、对人类要永远怀抱巨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才能在生活中获得艺术创作的源泉。这样的生活来源于实际、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真情实感，同时高于生活。这样的生活本质上是非虚构的。从某种角度来说，非虚构是虚构的创作源泉。正因此，非虚构与虚构是有原则、有界限的——原则就是真实，界限就是不虚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从历史高度为作家准确认识文学所处的时代及其历史方位，提供了新的、超越专业性的、更大的总体性视野。如何在新时代建立起文学的总体性视野，创作出真正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这个问题，也是如何处理通过个人化叙述达到或完成时代的总体性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国文学界应该勇于打破“先入为主”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思维定式，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文艺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大胆借鉴吸收，但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作为“唯一标准”。那么，检验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学术标准是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来检验文艺、判断文艺、衡量文艺、评价文艺呢？我的回答就是两个字——事实。任何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实践都要根植于事实。事实是检验学术的基本标准，也是最主要的标准。西方文艺理论进入中国，也应该用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加以检验，放在中国事实中加以检验，经得起检验的才是适用的，经不起检验的，就应该抛弃，至少也应该扬弃。一些流行的文艺理论，或许符合西方的事实，经过西方事实的检验也可能正确，但却不一定符合中国的事实。 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失去了实事求是，哪怕创作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或人物，也会失去深邃、宏大、雄壮、辽阔的生存真实和心灵苦难，失去对重大问题和主要矛盾的兴趣和发言能力，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越来越少，就会呈现“捡了故事，丢了历史”的现象，失去了历史的纵深感。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遵守现实主义的规律，恪守虚构和非虚构的原则和界限，当代文学才能突破个人经验的有限性，从更广阔的视野描述时代的整体性。才能日益由“跟跑”走向“领跑”，才能对所处的新时代进行准确判断和理论引领，才能正确地书写和表现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之四：意 坚持主义，担当道义，闻达真义 文学是有意义的一项事业。何谓意义？意义，就是价值。 文学的意义是什么？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这就要求作家用优秀的作品，去支持人、教育人、鼓励人，使人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和技巧，更是一种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现实主义追求“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主张作家艺术家应该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怀有深厚的、真挚的感情。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搞好创作。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文艺思想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精神，追求为人民服务的真义，在追求艺术理想中实现人生的价值。笔者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要懂政治讲政治。一提及政治，有些作家就摇头说不谈政治，甚至嗤之以鼻，似乎政治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就走进了误区。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文学是人学，文艺工作本身就属于政治范畴，文艺也是有阶级属性的。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信仰，人不可能没有信仰；政治是立场，人不可能没有立场。人是不能离开政治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很多问题绕不开、躲不过、避不了，不是代表这个利益说话，就是代表那个利益说话，都得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看法，这就是政治，也是文学。更重要的是，文学凸显的是一种价值观。 二是要抛弃功利之心。文学除了有教育、净化人心的功能之外，也有供人娱乐、消遣的功能。文学本身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纯文学（严肃文学），一种是通俗文学。前者偏重于思想性、艺术性，后者则偏重于娱乐性和消闲性。但通俗并不等同于庸俗。文学类型有不同，但对作家作品的道德标准却是相同的，“纯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好，都是既要有趣也要有益。作品内容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最低限度也要积德而不缺德。不可在道德理念上误导读者，尤其是损害青少年一代的心灵”（邓友梅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作家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和艺术追求，勇于拒绝名利的诱惑，那么我们的文学创作环境就会高尚许多、纯洁许多。比如柳青创作《创业史》、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再比如诗人海子，他们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这么干净、简单而从容，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无功利之心的，是纯粹的，是高雅且高尚的，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三是要敢于自我革命。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他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我们的文学要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同样需要进行自我革命。 100多年前，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提出了“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明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如今，在这个“非虚构时代”，全媒体、自媒体如此发达，生活时刻处于直播状态，作家讲故事已经讲不过头条文章，编剧编故事已经编不过朋友圈。今天，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陷入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现的“对没有目的的道路和没有道路的目的的恐惧”了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今天的作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呢？我认为，优秀的作家绝对不是只会讲故事的人，优秀的作家也绝对不只是给人类讲故事。讲故事不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作家存在的最高价值和最大意义。讲好故事的目的，是通过讲故事讲出中国人的精气神，讲出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讲出中国精神、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我们的文学创作，不能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更不能胡编乱造，要在讲故事的基础上讲道理，以事明理，明辨是非。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说得真好！“理”永远比“事”重要！同理，在文艺创作中，“事”是为“理”服务的，“理”是文学创作的核心。这个“理”，上升到精神层面，就是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是历史观、文化观和科学发展观。事为叶，理为根；理为本，事为末。处理好“事”与“理”的关系，就是对现实或历史人物的判断、叙述、解读，必须坚持大是大非，既要做到不为尊者讳、不为疏者隐，还要做到一分为二，且恰如其分。 当代作家如何进行“自我革命”呢？笔者有四点建议： 第一，作家要珍视文学是一种创造性脑力艺术劳动。作家应该始终怀抱敬畏之心，谦虚谨慎，向生活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历史学习。文学是创造性劳动，是高尚的劳动。如果只是在复制别人或者复制生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写作？如果一味媚俗、媚市场、媚低级趣味，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写作？如果自己的作品连自家的孩子都不能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写作？作家必须捍卫文学的尊严。 第二，作家要重视文学是一种有难度有挑战的劳动。作家不是一种职业，但作家应该提高自己的身份自信和使命担当。文学写作者并非都能够成为作家，因此这是一个有门槛的劳动。作家是身份，也是荣耀。虽然现在不再是“树上掉下一片树叶都能砸在一个诗人头上”的年代，但不可否认当下的作家队伍良莠不齐，门槛偏低。比如，“网络文学”这个概念就值得商榷，许多网络写手本人都承认自己写的并不是文学，因此应该把网络写作与网络文学有所区分和界定，作家要捍卫文学的高贵。 第三，作家要审视文学是更考验才情和灵魂的劳动。作家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独到的历史眼光和内省的审美眼光，以及表达出它们的能力，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种没有他们创造性眼光的帮助就无法获得的人生之美。同时，优秀的作家还必须兼备思想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文学家的热度和新闻记者的锐度，用文学艺术的手法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最有情感价值和智识价值的部分呈现给读者，把最有文学价值的那部分传递给读者。何为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推动民族、国家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学，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文学，就是给人民力量、希望、温暖和美好向往的文学。作家要捍卫文学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一论述与毛泽东倡导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从根本上揭示了文艺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揭示了现实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在这个“非虚构时代”，现实主义创作如果能做到“真”“情”“实”“意”，那么我们的文学不仅有诗也有远方，我们的征途必将是星辰大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