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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界限与门槛 尽管克莱德频频跟随桑德拉参与集体活动，但是也并不意味他真正被城市所接纳，这与城市中的“界限”与“门槛”有关。在齐美尔看来，自然界中的河流、山川等有着明显的边界，同样，社会空间中也存在着边界和界限，“社会空间也被一些鲜明的边界意识所包围着……这种边界就犹如一个艺术品的边框，只有符合它内部准则的人方可进入。”（35）相比自然界的空间边界线，社会空间的分界线却让人们感受最深，它是属于心灵的分界线。“与大自然的边界相比，社会上的、政治上的边界意识最强烈与明显，即使邻居之间也可能划上一条几何的线条，任何的边界变动、扩展、入侵都可能造成排斥，进攻，防御，乃至冲突，其中一方会在心理上给另一方划定边界线。”（36） 首先，桑德拉并没有从心里真正接纳克莱德。对于克莱德来说，桑德拉是其城市梦想的载体与媒介，但对桑德拉来说，克莱德只是她惩罚与报复吉尔伯特的筹码和工具。我们从小说中，可以推断出来，在克莱德之前，桑德拉对吉尔伯特抱有好感。然而，虽然二者都属于上流社会，但是吉尔伯特家庭地位更优于桑德拉家族，他根本瞧不上桑德拉，把“她看成傻丫头”（37）桑德拉一直耿耿于怀，她便想通过征服克莱德，“助克莱德一臂之力，让他比他（吉尔伯特）所希望的更加出人头地，这才算是好好教训他一顿。她一想到这个想法，就喜从中来。”（38）于是她便伙同特朗布尔发起一次聚餐舞会，将克莱德“引入”莱柯格斯上流社会的青年聚会与派对中。在第二十七章，作家再次明确地暗示出克莱德爱恋桑德拉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桑德拉喜欢克莱德，其动机主要就是：她想通过自己同吉尔伯特的堂弟友好往来，好让吉尔伯特动火。”（39）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克莱德“崇拜她本人和她的地位，使她感到既得意，又好奇。按照她的脾性，她需要的正是克莱德这样的奉承──真心诚意而又罗曼蒂克的奉承。”（40）换言之，桑德拉在克莱德的求爱眼神中看到了她自己的优越阶层地位，满足了其阶层荣誉之心，籍此弥补她爱情受挫之痛。但是桑德拉也非常清楚，由于两人的社会地位悬殊，克莱德与她走向爱情步入婚姻的想法无异于“葫芦藤上结南瓜”，“由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当显赫，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确实让她煞费踌躇。要知道克莱德此人实在太穷，甚至连格里菲思一家人显然都瞧不起他，所以，她也就犯不着过分露骨地给他青睐。”（41） 其次，桑德拉周围的伙伴并没有真正接纳克莱德。桑德拉虽然邀请克莱德参加聚会，然而，这场晚餐聚会让克莱德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这里不属于他，桑德拉及身边的伙伴们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一方面，克莱德找不到与他们交流的话题，无法真正参与到交谈与沟通之中，桑德拉的伙伴们晚餐期间“自始至终是谈论与闲聊，不外乎一大堆地名啊，人物啊，计划啊，多半跟克莱德个人毫无关系。”（42）哈里特、克兰斯顿等人都在谈论年度康奈尔划船比赛，大学里面发生的各种趣闻，克莱德“顿时感到自己在这儿确实格格不入……他一下子发觉，这些年轻人只是对他们自己感兴趣，对克莱德并不怎么理会……克莱德就觉得孤零零的，好像被人抛弃了，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43）另外一方面，参与聚会来年轻人都瞧不起克莱德，在他们看来，克莱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主人，他能被邀请参与上流社会的种种活动，无非是看在塞缪尔家族的份上，他只是一个依附于伯父一家的无根浮萍而已，“在众人眼里，他仅仅是个小人物，据威南特说法，他只是竭尽全力，攀附他堂兄这一有名世家罢了。”（44） 再者，克莱德与桑德拉的爱情关系也不会得到桑德拉的父母以及莱格柯斯上流社会的承认与同意。尽管克莱德频频跟随桑德拉参与莱柯格斯上流社会所开展的各项活动，甚至莱柯格斯几乎所有名门世家都殷勤招待他，但是克莱德与桑德拉走向婚姻却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莱柯格斯的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本地这些名门世家都坚信这么一条不容置辩的真理：不仅家庭出身要好，而且还要拥有财富─这才是所有一切美满安逸的婚姻的最终目的。”（45）桑德拉的父母对对桑德拉的交际活动非常留心与在意，劝导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人，一开始对女儿他们一拨人如此垂青克莱德，就觉得有些疑惑，因此“嘱咐女儿千万不要跟克莱德太亲近。”（46）后来，他们对于克莱德继续向桑德拉大献殷勤表示极为不满，甚至筹划带着女儿去欧洲旅行，以阻断二人的联系。当罗伯达步步紧逼催促克莱德结婚的时候，克莱德邀请桑德拉与自己一起私奔加拿大，或是到纽约、波士顿，或是到任何地方，桑德拉均委婉地拒绝了。在桑德拉来看来，与克莱德相比，自己的家庭名声更为重要，父母是绝对不会答应她与克莱德一起私奔结婚的，她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啊！”（47）综上所述，克莱德爱恋桑德拉其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桑德拉本身是一个城市现代性的符码，对克莱德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界限”与“门槛”无处不在，克莱德的出身成为“横在他们俩中间的那堵黑墙”（48），这堵“黑墙”克莱德不能逾越也无法逾越，他与桑德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无法开花与结果。 四、罗伯达落水事件 对于落水事件，我们需要对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和发生之时的情况进行重新考察，尤其是对克莱德与罗伯达的心理进行深度分析。罗伯达未婚先孕之后，她和克莱德尝试了药物和人工流产都没有成功，罗伯达自然异常担心。但是她的担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她担心自己的名声，美国清教传统文化素来对性避之莫及，对于女性来说，未婚先孕仿佛是千古禁忌。另一方面，罗伯达的父母宗教观念浓厚，她担心给家庭名声带来伤害。但是对克莱德而言，他内心有着另一番的顾虑与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伯达怀孕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罗伯达催促他结婚的步调越来越急，而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显得越发迫切，如果被曝光，克莱德也担心名声难听，一则是自己的名声，二则是菲利斯家族的名声，尤其是担心给伯父一家的名声带来损害。不过，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上文已经分析过制衣厂有着严酷与不合理的厂规，正是不合理的厂规导致了克莱德和罗伯达关系的秘密性。这个厂规如同悬在克莱德头上的一把达摩克斯之剑，相比担心名声，他更忧心忡忡的是被工厂开除。一方面，童年跟随父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沿街传教的穷苦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不愿再次生活在流浪之中。其次，我们可以发现，相比罗伯达的家庭，克莱德的家庭更加困苦，罗伯达的家庭有固定的农村土地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退一步讲，即使被开除，她回到农村依然有生活保障和生活着落。而对克莱德而言，从小说的开端部分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家属于失地的农民，毫无生产资料作为保障，因此克莱德更没有后路可退。其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克莱德是带着对城市的向往来莱柯格斯，他的生活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拥有一份稳定的城市工作，留在城市生活。城市在他眼中不是一个临时的栖息之所，而是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在他写给母亲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点，“我看问题也跟过去不同了，我巴望自己碰上好运道。现在我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49）克莱德的这种认识与他穷困的生活经验有关，留在城市生活是他念兹在兹的志向、希望，甚至是宗教，失去工作的克莱德与老舍笔下丢失洋车的祥子一样，注定在城市难以立足与发展，这也是正是为什么罗伯达怀孕之后，他极度担心和恐惧的根本原因。 我们略回顾一下罗伯达死亡的过程。当时二人在大比腾湖上划船游玩，由于克莱德不知如何应对罗伯达怀孕与逼婚而变得的心神不定，小说连续几章用不断闪回的镜头和不断重复的蒙太奇的手法，对克莱德的恐惧、忧虑的心理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罗伯达发觉克莱德情绪低落，就从小船站起来，俯身向前走向克莱德，试图询问他萎靡的原因。“当她靠近他身边，想用一只手拉住他的手，并从他手里接过照相机放到船舱时，克莱德猛地使劲一下子把她推开了。不过，即便在这会儿，他也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别让她碰着他─不想听她求告─不要她的安慰同情。”（50） 由于当时罗伯达几乎是在站立状态下走向克莱德，容纳两人的小木船，一旦有任何的动作，小船自然会发生倾斜，木船在倾斜过程中，左舷撞击到她的头部，顷刻间罗伯达便落入湖中。克莱德惊慌失措，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罗伯达已经沉入湖底，溺水死亡，罗伯达的尸体解剖结果也证明了她的确是溺水身亡。“五位医生的联合报告上说：口、鼻受伤，鼻尖似乎轻微压扁，嘴唇发肿，一颗门牙略松动，唇内粘膜擦伤---但是医生们一致确认这些绝对不是致命伤……确切证明：当罗伯达落水时，并没有死，还活着，随后才溺水身亡，跟克莱德所说的一样，此外并无其他任何受到暴力或是挣扎的迹象。”（51） 然而讽刺的是，在小说中，罗伯达的死亡事件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与权力的争斗，各派力量都在利用这个事件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克莱德成为了城市政治权力与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城市不但是经济中心，也是党派之间政治权力的角斗场，乡下人由于不占据政治资源，往往沦为党派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正如齐美尔说的那样：“从天然素质上看，定居的人和流浪的人的差别本身就已经给社会的结构和发展提供着无穷无尽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这两种人当中的任何一种都感到对方是他的天然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社会的定居分子不仅仅因为他们恨他而迫害流浪汉，而且也因为必然是为了他们的自我保存而迫害他。”（52） 罗伯达落水死亡之后，验尸官海特到达现场后，并没有根据现场遗留的痕迹，仔细勘察现场与分析案情。他反而琢磨这个案情对他朋友梅森法官政治前途的影响，以及对即将举行的党派选举有何重要价值：“不过现在，正如精明的验尸官预见，大比腾湖上这个惨案不是完全可以被利用来将选民的注意力和同情支持都集中在一个人……现任地方检察官梅森的身上吗?……同时，通过他，在这次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全体都可能当选。”（53）按照正常的办案要求与逻辑，他应该立即赶往罗伯达的家告知她的父母，但他竟然去了地方检察官梅森的办公室。梅森在得知这个事情后，马上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不过这种兴趣不是职业的兴趣，而是一种政治兴趣，“这个案件说不定会引起公众议论纷纭，看来对他极为有利。他可以借此重振自己正在动摇中的政治威望，说不定甚至还可以解决本人前途这一问题。”（54） 面对医生的联合报告，梅森坚持证明克莱德是先用钝器砸死罗伯达，然后把她抛尸湖中。虽然法院裁决前控告律师不准对被告采取任何强制手段，但梅森还是逼着克莱德到作案现场重新走一趟，他们在大比腾湖的草丛中找到了克莱德当时携带的照相机及其三脚架。梅森便如获至宝，坚持主张克莱德先用三脚架砸死罗伯达，然后把尸体抛入湖中，造成罗伯达溺水死亡的假象。为了利用这个事件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甚至鼓动新闻媒体为自己造势，“那就一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地提高他本人在司法界、政治界，以及社会上的声望。”（55）结果在法庭诉讼与辩论之前，各大城市的新闻报纸用最鲜明的大字标题报道如下：“对格里菲思一案提起公诉/以大量惊人的罪证结束/谋杀动机和手法现已铁证如山/死者头脸部分伤痕/与照相机边棱完全吻合。”（56）这种报道对克莱德的审判形成了严重的不利局面。 克莱德的辩护律师贝尔纳普也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为克莱德辩护并非是出于正义和善良之心，而是为了自己与党派的利益。民主党推举贝尔纳普竞争地方检察官的职位，对他来说，梅森就是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上最危险的一个劲敌。贝尔纳普认为可以利用这一事件“至少通过一系列法庭辩论和一再延期，使梅森不能那么轻而易举地夺走他梦寐以求的本县法官这一职位。”（57）在法庭辩论阶段，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都无意真正搞清事实真相，相反，他们关注更多的是自己与政党的利益，而对克莱德的判决结果并不在意。梅森坚定地控诉克莱德在船上是先用三脚架砸死罗伯达，然后抛尸于湖底，爬上岸逃之夭夭。而贝尔纳普受《时代联合报》刊登的一对情侣溺水身亡的启发，辩护称罗伯达当时逼迫克莱德结婚不成，伤心跳湖自杀，当时克莱德被罗伯达的举动吓坏了，出现了精神错乱，罗伯达的伤口是被打捞她时铁钩所擦伤。马蒂森指出：“克莱德有罪还是无辜，这一点在斗争的双方之间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的问题，”（58），克莱德被判犯有杀人罪并被电椅处于死刑。法律本是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维护公民利益的一道防火墙，然而，梅森也好，贝尔纳普也罢，他们只是将罗伯达落水事件变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法律被政治权力所滥用，法律正义荡然无存，对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法治理念形成了莫大的讽刺。“《美国悲剧》凭借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打动了几代读者，作为一部经验的悲剧，这部小说包含了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它揭示了美国国家经验中一种很糟糕的现实。”（59） 克莱德在艰难的进城历程中经历了重重的人世“高墙”，小说伊始的第一页，父母带着年幼的克莱德在森然耸立的崇楼高墙之间，沿街传道与卖唱，而在结尾，父母则带着他年幼的外甥，站在旧金山城市商业中心的崇楼高墙之间，神色迷惘，当众抗议“人世间无处不有的怀疑与冷漠。”（60）这样的结尾不但形成了轮回式的叙事结构，而且这种轮回式结构也加重了悲剧氛围，暗示类似的故事也许在将来不断地上演，渗透着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深切忧虑。正如小说中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千百万次，在将来还会发生亿万次，这可并不新鲜，但也永远不会过时。”（61）大卫·魏谟（David Weimer）指出：在德莱塞的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模式：不同的人物被吸引到城市，但他们仅仅是瞥见城市大厦里面的美好生活之后，又被踢回到人行道上，希望幻灭甚至被摧毁。”（62） 五、结语 伴随着美国城市化大幅推进，传统乡村生活早已成了昨日黄花，城市生活成为无数乡村青年渴求的对象。然而进城之后，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探寻不到通往新生活的出口，处处有“界限”与“门槛”，他们成为城市之中的“陌生人”，饱受煎熬与焦虑，艰难与无奈，漫漫进城路上充满着血泪的悲哀与人生的苍凉之感。小说出版以后，德莱塞回忆道：“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表示‘克莱德恐怕就是我’。”（63）多年之后，德莱塞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其实，这不是一个个例，而是一种重复，它是一系列悲剧，这些悲剧具有共同点，以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事实。你知道，克莱德·格里菲思的经验不是唯一的，它具有典型性，克莱德也不是唯一的，他是一个原型。”（64） 以此来看，克莱德的悲剧结局不仅是他个人的宿命，也是众多进城乡下人的命运归路，难怪德莱塞把小说的题目命名为An American Tragedy 而非The American Tragedy。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常态，成为鲍曼口中的“流动的现代性”。对这一流动群体的书写不但富有文学意义，也成为透视与反思美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窗口。德莱塞在后来曾谈到：“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必须要写，这也是我写我所有小说的原因，它们需要被写出来。任何作家都非常乐意用艺术把它们表达出来，不必担心他的书在市场上受欢迎与否，也无需担心他的书受到什么样的严格审查……一个真正的诗人是通过他的诗歌表达他自己，这也符合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特点，一个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也一定用他的小说表达自己。”（65） 德莱塞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大学没毕业就去芝加哥独立谋生，在城市过着漂泊生活，“时下，商业和贸易的重大机会，除了我以外，任何人全都可以获得，我竟然连一丁点儿做我希望做的事，或分享我最渴望的生活的手段全都没有，我是一个以实玛利，一个四处漂泊的人。”（66） 从1892年到1910年，在几乎长达20年的记者生涯里，他经常深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报道各个阶层的生活，对社会底层充满了同情，“我每天的日常工作似乎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了我的猜疑：生活是冷酷无情、令人悲伤的，我经常去采访的，总是一件件谋杀案、一个自杀事件……同一天，也有一场重要的婚礼、一场商业性的或政治性的宴会、一场舞会或一场俱乐部的招待会。这些恰恰提供了必要的对比，证明生活是对有些人过分慷慨，对另外一些人又是十分吝啬的。”（67） 德莱塞的这种人生体验也许耦合了众多进城青年的命运轨迹，在小说创作中，他自然产生一种抽离的审视。一方面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农村青年对现代城市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求，另一方面他又感悟到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状况的复杂，这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想象和现代性矛盾，就通过乡下人进城的悲剧书写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难怪沃伦评论指出，“《美国的悲剧》的感染力不是推演出来的，德莱塞的经验与这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分量都在这里面。”（68） 回顾德莱塞的小说，从《嘉莉妹妹》到《美国悲剧》，他所关注的一直是乡下人进城之后的悲欢离合，不过《美国悲剧》所展现的克莱德的悲剧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凸显了他对美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切忧虑。城市的“现代性”的诱惑和召唤并没有停止，其强大的吸引力依然存在，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容纳机制，既为进城乡下人提供充足的工作机会，又能实现其精神主体的建构，在城市生活过程中安身、安心和安魂，这不仅是摆在德莱塞等现代作家面前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