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炜与张充和先生摄于耶鲁史景迁教授荣退的晚宴上 苏炜，中国大陆旅美作家、批评家，现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曾任耶鲁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曾出版长篇小说《渡口，又一个早晨》《迷谷》《米调》，短篇小说集《远行人》 ，学术随笔集《西洋镜语》，散文集《独自面对》《站在耶鲁讲台上》《走进耶鲁》《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诗词集《衮雪庐诗稿》等。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他还获得了耶鲁大学2019年的最高教学奖——“理查德·布鲁哈德优秀教学奖”。在美国以中文写作之余，他将母语中文当做自己的生命信仰，长期从事华文教育，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苏炜根据个人经验与域外观察，有着深切独到的思考。 当代文学走出去： 最大瓶颈在翻译 中华读书报：首先祝贺您获得了耶鲁大学2019年的最高教学奖——“理查德·布鲁哈德优秀教学奖”。也恭喜您的长篇小说《迷谷》英译本2018年7月在美国正式出版后，各种书评和专家评议反响热烈。距2004年《迷谷》首次刊登于《钟山》，已经时隔十四年之久。为什么要将中文版的《迷谷》翻译成英文出版呢？ 苏炜：《迷谷》的写作前后约花了六七年，我的学生温侯廷（Austin Woerner）为《迷谷》的翻译，前后也花了六七年，加上出版过程，更是有十年之久。 《迷谷》英译本的终于在2018年顺利在美国出版并迅即获得行家与学界的好评，这里面没有任何个人意愿的因素，只能说明两点：一是中国当代文学（包括翻译）的海外传播之路，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其间遇到的诸般问题，一言难尽）；二是，二十年时光的披沥打磨，并没有消去《迷谷》作为一个文学文本自身的魅力，仍旧可以“远红淡抹卧微茫”；我也为我的学生与忘年好友温侯廷的成功译笔及其出色再创造，感到由衷的欣悦和骄傲。 中华读书报：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是一个备受中国当代文坛与批评界关注的话题，源于东西文明的异质性以及翻译的难度、出版体制的差异等因素，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始终不甚理想，根据您自己的经历及观察，能否对这一难言之隐再做一番解释？ 苏炜：就以《迷谷》英译本的翻译、出版过程为例吧。《迷谷》的译者温侯廷为此书的翻译所付出的非凡努力和所达到的译述高度，在当今海外“中翻英”行业内已经有口皆碑。哈金在波士顿的新书发布会上就亲口对我说：你很幸运，像Austin 这样好的译者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他甚至为了《迷谷》翻译跟你回了一趟下乡的海南岛，而且为了实现中英文本之间的“无缝转译”，他竟然在《迷谷》英译本里自创了一套“迷谷语体”。这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很多美国读者向我感慨说：读《迷谷》译本，不像在读翻译，就像读一本好看的英文原创小说一样！——这，对于翻译小说，几乎是最高的评价了。 可是，温侯廷的译笔公认的好，但《迷谷》英译在美国的出版历程，却是一波三折。 中华读书报：这样优秀的一本译作，出版到底遭遇了哪些曲折呢？ 苏炜：美国的出版都需要先找好经纪人。温侯廷找的《迷谷》经纪人资深而有影响力。经纪人对《迷谷》译稿所达到的水平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迷谷》译本原稿却在美国几大商业出版社之间流转多时，最后都无疾而终。大多情况都是：审稿编辑普遍对《迷谷》译笔给予很高评价，但落实到出版成书，又都不了了之。婉拒的理由各有不同，其实都聚焦于一点——商业价值。所言及的方面，无非是：美国读者一般不爱读翻译小说，中翻英的文学译著本来就市场狭小，空间不大。《迷谷》的题材属“知青小说”，而中国知青小说近些年已有过《狼图腾》一类小说出版，已占掉读者感兴趣的阅读空间，所以《迷谷》出版，缺乏商业价值。等等。 据我所知，王安忆的《长恨歌》的英译出版，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周周折折转了几年圈子，最后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作为与学术研究有关的一类著作出版的。《迷谷》英译本没有自我放弃，最后是受到一家出版过许多很有名的科幻小说的独立出版社的编辑青睐，由设在波士顿的“小啤酒出版社”出版的。 中华读书报：据您的观察，国内当代作家经过翻译“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有哪些？他们有什么共通性？比如文本、风格、策略、渠道等等。 苏炜：简单举一例：被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认真阅读并推荐的中国科幻长篇《三体》的翻译及其出版奇迹，就是打破了上面诸多美国出版商的狭隘偏见的最好范例。据我了解，包括《三体》获国际大奖的整个过程，都没有经过多少刻意的商业包装和炒作。这说明，文本的高质，还是第一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您身处大洋彼岸，更了解西方知识界与公众阅读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状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路径与策略，您有何建议？ 苏炜：我这里先省略掉那些主观、人为努力一时很难改变的大环境因素——比如市场，文化差异，出版体制差异等等；只挑自己直接感受到的、可操控的因素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文本，文本，文本。作为翻译作品，作为文学传播，文本永远是第一重要的。 中华读书报：文本的质量决定一切，具体又包括哪些因素呢？ 苏炜：首先，好的译者很重要，好的译者目前很稀少。关于中译英，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包括著名中文作家）都以为，译者有好的中文水平很重要，甚至是第一重要。其实，这个“第一重要”需要打问号。第一重要的，永远是出版物所呈现的语言水平——语言学上说的“目标语”，中翻英，其“目标语”就是英语。比如《迷谷》，在温侯廷以前，已先后有过明德（Middlebury）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两位学生翻译过《迷谷》的章节。我最后选择温侯廷作为《迷谷》全书译者，说白了，不是因为看中他的中文水平，而是他的英文水平。 中华读书报：就像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法国文学的作品，其本身中文表达非常过硬。 苏炜：是的。我们今天都把傅雷视作一代翻译巨匠，其实首先是因为，傅雷的中文很棒，译笔一流。据行家所言，《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开头第一个句子：“江声浩荡，从屋后升起……”（凭记忆，非原文），甚至比法文原著的开篇还更漂亮动人；傅雷译的巴尔扎克亦如是——很多研究者指出过：巴尔扎克的法文常常有行文庞杂啰嗦的毛病，在傅雷的中文译作里却把这样的毛病去掉了。 所以哈金才一再向我感慨：中翻英，好的译者可遇而不可求。虽然今天译者队伍庞大且庞杂，但上乘的译笔凤毛麟角。这实际上是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中，最大的瓶颈，最大的症结。 所以，全力以赴培养好翻译人才，首先是高质量的目标语训练（即一流水平的外语的语体呈现），培养出一支强有力的翻译队伍，是目前谈论中华文化、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的重中之重。 其次，好的文本选择和选择眼光，也非常重要。 中华读书报：也就是原有文本的质量要非常出彩，考验甄选者的眼光。如果原有文本质量一般，就算翻译者怎样妙笔生花，估计也很难挽救其艺术生命。 苏炜：就以我二十年来在耶鲁教授“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这门课为例吧。过去数十年间，美国大学教鲁迅，习惯性选的都是《药》这篇小说，也许因为此篇教材里各种教案都很完备，用起来很顺手的缘故。1982-1983年间，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东亚系当研究生时，我就听到修读东亚系课程的美国学生的某种窃窃私语：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家鲁迅，不过尔尔，“水平就那么回事”。这种议论也被任课教授听到了，他悄悄问我：《药》，是不是鲁迅最好的小说？我直摇头：在我看来，当然不是。细问他因由，他说，在熟读西方现代各种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小说的美国学生看来，《药》里“华老栓”的人物塑造是扁平的，“血馒头”的象征意蕴更是肤浅的，所以他们认为鲁迅的小说水平不高。我告诉他：实际上，在我看来，《药》，在鲁迅的经典小说之林中，实在是一棵孱弱的小树。它的艺术成色，怎么能跟鲁迅众多的如《孔乙己》《故乡》《祝福》《阿Q正传》《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等佳作相比！所以，十几年前我接手教耶鲁的这门“中国现代小说选读”课时，我教鲁迅，就果断地把原先课本里的《药》拿掉了，换上了《孔乙己》与《故乡》，而且成为我自己编的这门课教材的开篇，美国孩子们对鲁迅的观感和反应，马上就热烈起来了。 不必说，《孔乙己》和《故乡》都是鲁迅小说中的精品（据我所知，《故乡》多少年来一直被收入日本的中学课本），并且语言浅白好读，非常具有话题性，很适合课堂教学。 文化传播： 理想主义的误读 中华读书报：我对您时常提及的“边缘“立场特别感兴趣，觉得“边缘”往往意味着活力与创造。杜维明先生在1989年末，曾撰写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文化中国：以边缘为中心》。在这篇文章中，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华人世界，也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据您的观察，在西方华人世界中，到底存在着怎样的”文化中国“？ 苏炜：关于“边缘”立场及其活力与创意，一言以蔽之：因为历史的原因，遍布海峡三岸以至四岸、五岸（大陆、台、港、澳、东南亚、欧美等等）的全球华人，尽管政治理念和国家认同会很不一样，但大家在文化上对中国传统、中国风俗、中国味道的认同，却是高度一致的。无论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还是忠孝礼义、孔孟老庄和李杜苏黄，都是地球上所有华人共同的精神原乡。政治理念、政权、政党可以把华人分开，但只有广义的“中国文化”，才能把大家联结起来、融合起来。这，就是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谈论“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 当然，杜维明先生的“文化中国”意蕴不光包括华人，也包括整个对中华文化发生兴趣而加入其中的外部世界（主要是汉学世界）。正是因为在西方和异域的洋风洋水之中，“文化中国”的存在，使得“民族”“祖国”和“爱国”这样的涵义都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就如“中文”“普通话”，就分出“国语”“华语”“汉语”等等不同的称谓，甚至连“中国”的含义，也不但不仅仅是政治、党派的意义，更又不仅仅是原初土地、种族、血缘的意义了，而是本身就成了“有容乃大”的大海汪洋了。“上善若水”，“文化”就是最好的容纳百川之水。“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就是这样的“上善”之物，“上善”之水啊！ 中华读书报：“文化中国”目前在西方世界是怎样一种存在与影响力？ 苏炜：近年流行一个“软实力”的热词，这恰是可以和“文化中国”的理念相对应的。不必说，中国作为这样一个古国、大国，她的巨大体量，她的现实存在，她的当下发展，本身就对外部世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就是这样广义的“软实力”，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影响力。 我在耶鲁教中文，每每发现，学了一门外语——中文，会如何地改变一个年轻孩子的生命状态；到中国留过学的美国孩子，往往一下子就被中国庞大多义的社会实体和文化实体迷住了，不单包括长城故宫兵马俑中国菜，也包括脏乱差广场舞和秀水街，他们会一下子迷得很深，甚至从此就把人生的定位紧紧跟中国连在一起了。对此，我绝不敢自炫自得（以为是耶鲁的中文教学有多么棒的原因），我知道，那是一个巨大的文明古国，同时又在改革开放中敞开了胸怀、焕发了现代活力的意义世界，自然而然对外部世界、对“老外”带来的磁铁一样的吸引力。 但是，无论“文化中国”或者“软实力”，都不能只是广义的，我们不能大而化之或者笼而统之地满足于这种“自然力”。她的魅力影响力既应该特定地是属于中国东方的，又需要具备她的当下性，普适化，量化和细致化。——这个话题很大，要展开也许可以写成一篇长论文。 中华读书报：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当下性”，“文化中国”的当下性指的是什么？或者是“文化中国”如何在“当下”的世界进行传播与转化？ 苏炜： 举一个显例：日本的动漫，韩国的流行文化（影视、歌星、乐队、化妆品等等），在今天欧美年轻人中可谓风靡一时，你确可以把它们视为某种“软实力”（一个小小的韩国，近时在许多美国大学，学韩文的学生急增，甚至直逼学中文的人数），这就是一种“当下性”。回看我们中国的文化产品，“当下”能拿到世界上的，是什么？有什么？就很费思量。 同样道理，放在全球化的大语境里，我从来就不主张让外国学生借助《甄嬛传》这一类“经典”宫斗戏去学习中文（包括学习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无论它多么精致、“动人”、好看，从那样角度让域外学生去理解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一定是病态的，哪怕他们“爱”上了，也会有倒胃口的一天，甚至会成为适得其反的“票房毒药”。 中华读书报：您脚跨中西两种文化，对于“文化中国”在西方世界的输入与传播，有着更切身的理解与更精确的把握。您刚才提到“（中国文化）‘当下’能拿到世界上的是什么？有什么？就很费思量”，看得出来，您有深切的忧虑。中国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还可以有哪些策略上的优化与提升？ 苏炜：海外中华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很多时候，你花费心血好不容易在洋学生中建立起对中国传统、中华文化的正面认知，可是很可能，一个偶然发生、并不自觉造成的现象，一瞬间就可以把这种脆弱的认知摧毁了。 举个小例子，我曾经一度很犹豫：在高年级中文教学里要不要给学生解释“地沟油”这个词，生怕讲清楚新词后面的恐怖故事，会把天真玩“酷”的洋孩子们吓跑（“学中文很酷”，一度是耶鲁孩子的流行语）。为了选择中文教材，我每年都要读各种现在国内有关机构编的面向外国人的中文教材。大多数这类教材，还是离不开介绍“长城”“风筝”“剪纸”“中国功夫”“四大发明”这一类的套路，以此宣传中华文化的“伟大”和“特色”，但效果适得其反。这样的宣传类的教材，外国人早就吃腻了也看腻了。 说得更明白一点，依靠“长城”“风筝”“剪纸”和“中国功夫”建立起来的“中国想象”，是最脆弱、最苍白的；从传统到现当代，让洋学生们从一开始就建立一种直面真实的中国、区分精华糟粕俱全的复杂多元的中国文化的能力，反而是最重要的。 （作者：韩帮文，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