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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级性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意识形态特征 如果说“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冯宪光70)，那么阶级性则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突出特征。《共产党宣言》开篇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31)在理解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列举了从古至今的不同社会阶级，譬如，自由民、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行会师傅、帮工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31-32)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阶级始终是无法绕过的一环，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作为阶级的一员而处于各类社会关系中。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化、阶级化的人类的精神生产方式之一，不仅包含了浓厚的社会成分，而且也充分体现了不同人群的阶级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柏拉威尔(S.S.Prawer)的理解，“文学的种种历史现象，现在可以被看成是有助于社会化了的人类的到来，或是反映文学朝这一理想的进展，或是揭露这种前进的阻力，或是通过文学超越单纯的交换价值这一概念来遇见那种必将诞生的社会的价值”(141)。柏拉威尔的论断，切中肯綮，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的阶级性。譬如，在对欧仁·苏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解读和批评中，马克思试图发现文学创作和解读过程中的社会成分，通过考察欧仁·苏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待他的思想和感情，认为该部作品的缺陷主要源自欧仁·苏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联系《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的诞生语境，我们不妨引入程巍的观察，即“马克思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面临着一系列足以带来革命以及动荡的严重的危机”(21)。《共产党宣言》诞生时代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化以及不同阶级之间此起彼伏的冲突，尤其是占小部分人口的资产阶级与占大部分人口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用程巍的话来说，“本来多阶层、多诉求的社会构成因一个共同敌人的出现而在意识认同上简化为两大阶层：一方是占人口小部分的财大气粗的资产阶层，一方是占人口大部分的一贫如洗的劳工阶层[……]”(21-22)。面对社会群体阶级分化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和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时，不得不将阶级冲突纳入考虑范围。比如，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如何在文学中得到反映？抑或，文学如何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如果说资产阶级利用文学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服务于自己的统治，那么与之对应的则是无产阶级对文学的有效使用。随着资本的流通和民族文学演绎成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本身所蕴含的阶级冲突及其蕴含的启发价值，也会随之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关注。 关于世界文学和阶级冲突，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一书中曾辟出专章来讨论。柏拉威尔特别注意到马克思对“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所作的赞扬。他并不同意德国浪漫主义者或托马斯·卡莱尔的那种全盘反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从来不曾忘记他想推翻的那一制度实际上对进步事业曾起过多么大的作用”(193)。论及世界文学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从物质生产的角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利益驱使下，资产阶级奔走世界各地，扩大产品销路，“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5)。与之相应，资产阶级在资本流通过程中推动和加速了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进程。如前所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固然肯定了资产阶级之于世界文学兴起的积极作用，但更不可忽视的则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批判了资产阶级在利益驱动下把包含诗人在内的作家变成赚钱的工具；资产阶级和作家之间建立雇佣关系，从而让一个民族的作品成为经济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34)；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积极肯定无产阶级之于文学进程的影响。他们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43)循着这样的叙述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期待的是消灭资产阶级，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强调意识形态在我们研究包含文学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592)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体系中以阶级性为突出特征的意识形态性对西方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可圈可点的有沃罗夫斯基、斯彼洛夫、卢卡奇、阿尔都塞、马歇雷、阿多诺、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齐泽克等。 与歌德热切拥抱和欢呼世界文学来临的理想主义状态不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文学观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来预测世界文学的未来状态。柏拉威尔说：“《共产党宣言》的预言并没有完全落空。在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通过翻译、纸面书籍普及本、广播、电影和电视，以那些不会使马克思感到吃惊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我们已看到‘民族的与地方的’文学的混合和世界范围的传播。作为一个庞大想象丰富的博物馆，一个伟大的巴贝尔图书馆，‘世界文学’猛然到来了。”(194-195)柏拉威尔考察的是20世纪世界文学来临的情况。与之相比，21世纪的世界文学则更为丰富和激荡人心，同时关于世界文学话题的讨论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火热阶段，其议题主要集中在“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当代阐释，世界文学观念在不同国家的发展与嬗变，世界文学的研究范式，世界文学存在的实践形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关系，世界文学与翻译，世界文学史编撰以及世界文学文集编选标准等”(查明建2)。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30)160年后，即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时代周刊》2008年夏季刊在封面登出文字，高调宣布“他回来了”，暗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如幽灵一般的存在。3年后，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一书，再次为马克思主义加以辩护。实际上，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及其思想就如同“幽灵”一样，一直活跃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并未远去。就其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概念与构想而言，马克思不仅在过去是对的，而且马克思在现在和将来也是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