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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发展史表明，经得起人民评判的才是好作品 古今中外，有名目繁多的文艺评判机制。表面上看，充当“审判员”的往往是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但历史证明，只有经得起人民评判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作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杜甫42岁时，殷璠编纂的《河岳英灵集》出版，共收录24位唐代诗人的234首诗，没有杜甫的一首诗。杜甫去世九年以后，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依然没有收录杜甫的任何一首诗歌。直到中唐时，杜甫才引起诗坛有限的注意。毫无疑问，是贯穿于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之作中的人民性思想，最终为杜甫赢得“诗圣”的地位。 当代作家路遥的文学史地位也是由人民确定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心血之作、生命之作，但在以现代主义为风尚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并不被认可。小说的第一、三部多次被退稿，第二部甚至没有获得在杂志上先期发表的机会。全书写完后，在被多家主流出版社退稿后才得以付梓，且评论界鲜有好评。很长一段时间，权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要么对路遥只字不提，要么只是一笔带过。直到最近几年，随着《平凡的世界》发行量的持续增高，以及长期高居高校图书馆借阅榜榜首的纪录，路遥才获得了新时期以来“重要作家”的地位。也就是说，是读者持之以恒的热爱而不是理论界的洞见引领了路遥的回归。 从历史的高度看，人民文艺代表文艺发展的方向 人民在文艺之起源、创作和评价中的中心地位表明，“人民文艺”是一种最能反映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既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载道论、娱情论，也不同于西方的神意论、表现论，而是在广泛吸纳历代优秀作品中或隐或显的、朴素的人民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文艺观。 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不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之类为民请命的忧愤浩叹之作。但这些作品中的黎元、百姓，仍然只是文人知识分子同情的对象，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只有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主体”成为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时，人民文艺观才宣告形成。也就是说，人民文艺的产生，既伴随着也表征着一种新历史观的诞生。 人民文艺观既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实践，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为“人民文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赋予“人民文艺”以世界性、全人类的宏阔视野和全新内涵。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需要虚心拜人民为师，沉潜到生活深处，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与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作者：李茂增，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