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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中国文论70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三大问题域：在前30年“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及其延伸中，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都得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经济开始直接影响文艺生产，“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问题域”逐步凸显，文艺生产方式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文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文艺与技术（机器）关系问题域”开始呈现，文艺生产的主体性与非主体性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在70年发展已经累积起的厚实理论基础上，立足马克思强调社会性与工艺性统一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整合三大问题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将迎来重大机遇。 关键词：问题域 文艺 政治 市场经济 机器技术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后期资助项目“物联网生产方式革命与马克思工艺学思想研究”（2018mgchq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国当代文论已经历了70年发展历程，本文拟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经济关系、文艺与技术关系这先后出现的三个问题域，梳理、考察其演进脉络。如果说70年经济发展已经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大发展累积起厚实的实践基础的话，那么，70年文论发展累积起的丰厚理论基础，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迎来了重大机遇。 一、“问题域意识”与70年文论问题域的演进 从当下和未来的趋势看，世界文论正在进入综合创新时代。这种综合创新，需要吸收、融合传统理论资源，同时又要克服文论历史上比如20世纪80年代所谓“片面的深刻”倾向及与此相关的非此即彼、独断论的思维定势。为此，可以引入美国科学哲学家达德利·夏佩尔的“域”或“问题域”研究法：“域（domain），就该术语用在这里的意义而言，不只是一个相关信息群；它是一个存在着问题的相关信息群，而这个问题通常是被充分限定的并且是在一些特别考虑（即‘充分理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夏佩尔从四个方面描述了作为一种信息群的“域”的特征：（1）“这种结合是以各项之间的某些关系为基础的”；（2）“这样联结起来的信息群存在某种问题”；（3）“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4）“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时机成熟’”。[1]由此看来，这种“存在着问题的相关信息群”构成的“域”也可谓“问题域”，这一概念被科学或技术哲学广泛应用。为表述方便，兹引述“维基百科”对“问题域”的定义如下： “问题域（problem domain）”是需要检查以解决某个问题的专业或应用领域。聚焦一个问题域，意味着只关注某个个别兴趣的特定主题而排除其他一切……对于诸如对艺术、设计、创造性工作和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等理性研究来说，问题域的问题寻求和非线性的方法，可能有助于将先前被排除的某个兴趣领域内部化（internalize）。[2] 这种“问题域”（problem domain）与阿尔都塞所谓的“problématique”（英译为problematic，中译也作“问题域”）有所不同，而与夏佩尔对“域”（domain）的定义大致相近。这种“问题域”具有一定排他性，但是，被一个问题域排除在外的“外部问题”，却可能被另一个问题域“内部化”而成为其“内部问题”——比如文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向内转”中，只重视对文本分析这种“内部问题”的“内部研究”，而把所谓“外部研究”排除在文学理论学科之外。设定文本分析为特定“问题域”而重视内部研究本身没有问题，但由此认为这就是文论学科的全部问题而排斥外部研究的价值，在思维方式上显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独断论。在其后的所谓“向外转”中，“外部问题”就被文化研究“内部化”而成为其“内部问题”，但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从而否定在特定问题域的文本分析的内部研究的价值的做法，同样没有摆脱非此即彼的独断论。夏佩尔强调：“不应当认为，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完整回答，完全不依赖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从而可以把它们相互孤立开来逐一地加以研究。事实上我们将发现，它们是相互依赖的。也不应该设想，在试图理解科学的本性时不存在须加以研究的其他问题了，尽管我想证明上述问题是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这大致可以用来评述文论所谓“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在域的项之间，或者在两个已经发现具有某种关系的域之间，发现的关系越多，人们就越感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更全面、更深刻的关系”。[3]把诸多“问题域”联系、整合在一起，是理论综合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由此来看，夏佩尔的“域”或“问题域”意识，对于克服70年文论史上的一些独断论倾向是有助益的。 夏佩尔所谓“域”与另一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有所不同，夏佩尔指出：“从历史事实上看，在科学历史上不存在这样的时刻，在它之后，先前所使用过的一切背景信念都被抛弃了，不存在库恩意义上的‘革命’，即旧‘范式’被一个与旧‘范式’可比的新‘范式’所代替”。[4]从文论史研究看，范式转换式研究更能揭示文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和规律，但新范式不断代替旧范式的描述，容易让人产生历史断裂的印象——与之相比，“问题域”的先后出现和成型，也可昭示文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和规律，而历史断裂性则相对较弱。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理论问题域”的出现与“实践问题域”的出现密切相关，本文所论三个先后出现的“问题域”，与新中国70年社会发展实践的变化密切相关：前30年计划经济等实践发展方式，决定着“经济”并不“直接”影响文艺，此期所形成的主要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方式，“经济”开始“直接”影响文艺，逐步形成了“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21世纪以来，“技术”对文艺的影响越来越大，尤其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在文艺作品生产环节开始产生“直接”影响，“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开始呈现——这是从“变化”的角度来说的。从“连续”的角度来说：前30年以文艺与政治关系为主导的问题域，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对文艺的影响不被关注；同样，21世纪以来，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逐步凸显出来，也不意味着技术对文艺的影响在此之前没有被关注。但是，一种“问题域”的出现、成型，并非基于主观的随意判断，而是有客观指标比如数据等方面的依据的：说“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成型，是因为与此相关的论文尤其“大众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同样，说“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在21世纪以来逐步出现，也是因为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越来越多。正因为如此，由“问题域”的出现和成型，可以审视当代中国文论的转型。 今天来看，三大问题域皆已暗含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探讨中，社会实践发展的特定阶段往往只会凸显出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域；而随着社会实践发展的日趋成熟，理论问题域会更全面地呈现出来，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也会随之更全面地展现出来，这为我们今天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将诸种问题域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文艺与政治关系：前30年文论问题域及其延伸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主要涉及的是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从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论史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此皆有经典论述，其后，文艺意识形态论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左翼文论的重要理论。在总结左翼文论经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造性地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作出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重要论断，勾勒出了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轮廓。在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中，前30年大致以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为主，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探讨及所谓“向内转”等，大抵也可视作这一问题域的延伸。 第一，前30年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对意识形态的探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延安讲话”的指导下，文艺意识形态论继续发展，并且受到了苏联文论的较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柯尔尊等到中国讲学，皆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看待文艺的本质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论界编写了两部文学理论教材，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把文学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都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都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转来影响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促进、推动或阻碍、破坏的作用。”[5]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提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6]这两部教材大抵体现了当时文论界的基本认识。总体来看，十七年时期，文论界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皆能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而其后的“文革”十年，这种统一性被破坏，社会实践发展出现了偏差，文论发展也出现了偏差，意识形态性被当成文艺的唯一特性，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文艺为一时一地的具体政策服务。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意识形态的探讨，依然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的延伸。改革开放在实践和理论上皆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在政策层面，1980年，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文艺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在理论层面，文论界围绕意识形态问题产生了争鸣，栾昌大提出文艺“具有意识形态性和超意识形态性这双重特性”，董学文提出“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集合体”，等等。[7]这些观点强调了文艺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吴元迈、陆梅林等学者则对此提出质疑，相关争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吴元迈指出：“文艺的非意识形态化，是过去和现在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共同特征。”[8]以此来看，揭示并强调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并不等同。 （2）围绕文艺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讨论，使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复杂关系得以呈现。朱光潜认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平行的，反对在两者之间划等号，[9]吴元迈、钱中文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钱中文明确把文艺定位为“观念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除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还存在政治、法律等机构这类上层建筑”，“政治在上层建筑中起到主导作用”，“政治对于文艺实际也是如此”[10]——这勾勒出了“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制度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一范畴链，并与通常所谓的“文化（文艺）—政治—经济”正相对应，在此框架中，文艺、文化受经济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受政治的影响则是“直接”的。由此可见，说前30年总体上处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是因为：要求文艺必须是“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映，并且其所受影响主要来自由国家支付工资的专业作家体制等。 第三，新时期所谓“向内转”总体上没有越出“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20世纪80年代，陈燊认为，与当代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相关，有人以语言否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严昭柱强调，文艺意识形态性质问题关系到对社会主义文艺本质的认识，“主体论”文艺观反对“把文艺归入反映论、认识论领域”，而认同现代西方文艺理论的表现论和表情说、欲望说。[11]这些观点所批评的是当时热衷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所形成的所谓“向内转”、“语言（学）转向”、“审美转向”等总体态势，而“意识形态”被当作“外部的”、“非语言形式的”、“非审美的”问题被轻视乃至搁置，文论发展存在追求所谓“片面的深刻”的倾向，鼓吹“非意识形态化”乃至“去政治化”，某种程度上，这使“拨乱反正”走向“矫枉过正”了。 第四，“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此期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董学文在描述此期的文论发展态势中指出：“总的来说，将文艺简单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受到相当程度的诘难和质疑”，而钱中文、童庆炳等提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相比较而言，“似乎在肯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顾及了文艺的审美特点，在当时的美学热与文艺理论美学化倾向指向中，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12]此期与此相关的热点还包括美学热、形象思维讨论等，也是为了矫正此前强调文艺依附于政治乃至具体政策所导致的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等倾向。不同于“向内转”的矫枉过正，强调“意识形态性—非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等）”统一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审美反映论，总体上可视作此期在该问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