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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北新书局的印刷所与“抄写工” 据蔡漱六回忆，1925年北新初创之时，“书局中一切事务都是自己动手办理，大哥送书到东安市场销售，小峰任编辑兼校对，漱六任校对兼杂务，到冬天才请一位职工”(32)。如此家庭作坊式的工作团队，加上开业之际迅疾的出版速度，其书籍校印的仓促和粗疏，自然在所难免——难怪鲁迅在当时要加以“严重的监督”。 根据这一时期北新书局在《语丝》发布的新书广告，在开业之际，其出版速度十分可观：在1925年9月21日的首次广告中，有“新出书籍”两种：《苏俄文艺论战》《徐文长故事三集》，“将出书籍”五种：《陀螺》《美的人生》《中国小说史略》《微雨》《竹林的故事》；到了10月12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上述五种将出书籍已全部出齐；及至11月23日，在正式开业两个月后，北新的新出书籍已累计达13种。如此迅疾的出版速度，自然与书局主人的励精图治有关。其时，北新书局尚无自己专门的印刷所，为了提高出版效率，除了鲁迅所抱怨的多方邀稿(压稿)之外，李小峰还与多家印刷所同时立约。譬如1925年9月至10月之间出版的四种书籍——《陀螺》《美的人生》《微雨》《竹林的故事》，根据初版本的版权页，其印刷者或代印处分别是：京华印书局、北京大学印刷课、志成印刷所和中国印书馆。如此四面出击，在出版过程中出现排印错误(而又失校)，或是印刷走样，乃至由印刷所弄丢原稿，便毫不奇怪。 《热风》版权页中除了不注日期和印数，也没有印刷所的相关信息；不过，1925年10月出版、由中国印书馆印刷的《竹林的故事》，其出版时间表与《热风》颇为接近(33)，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参照。《竹林的故事》初版本即出现了诸多排印错误，乃至根本无法作为后来编集时的校勘底本使用(34)。此书现存作者废名的手校本，手校本除了改正北新书局的排印错误之外，还有一段“著者附记”：“《竹林的故事》……北新书局出版，排印殊多错误，现著者将这些错误的地方都改正了，改归开明书局出版”(35)，从这一情形看来，废名当时即已对北新的出版状况颇感不满。对此，鲁迅亦有痛切的认识，他在后来给友人的书信中，对北新书局的校印疏忽与办事之不认真，曾有不少抱怨。如1926年10月给陶元庆的信：“第二板的颜色有些不对了，这使我很不舒服。上海北新的办事人，于此等事太不注意，真是无法可想”(36)；在1928年9月给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又说：“北新校对，是极不可靠的，观《语丝》错字脱字之多可见，我曾加以注意，无效。凡对小峰所说，常无效。”(37) 除了印刷仓促、校对粗疏之外，北新书局在出版过程中，将原稿弄坏乃至弄丢的情况亦时有发生。1926年11月，鲁迅将他为《坟》写的跋语交给李小峰刊在《语丝》上，在信中特别交代：“排后并请将原稿交还漱园兄，并嘱手民，勿将原稿弄脏”(38)；1928年11月，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夜读抄》经我函催后，遂由小峰送来，仍是《语丝》本，然则原稿之已经不见也明矣。……只得以意改定几字。”(39)可见，北新书局在出版过程中，将原稿损坏乃至遗失的事情时有发生，而这显然和北新同时与多家印刷所联系承印业务有关。一旦(因承印的印刷商)丢失原稿，则由“手民”(印刷工人)所造成的讹误(尤其是整行的脱漏)，便根本无从校改。 对于书籍出版，鲁迅怀抱的是一种人文主义式的理想，务求在印刷品中精准地复现作者的意图。在他看来，板的颜色不对，正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40)，印刷的形式亦是影响作品意义的重要因素。然而，作品一经付印，在印刷和出版过程中的偏差与讹误，却总是难以避免。以出版新文学书籍著称、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北新书局，其出版校对却是著名的不可靠，这是治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不得不加以注意的环节。在上引1928年11月致章廷谦的信中，对于出版商之慢待作品的态度，鲁迅曾有如下譬喻： 看看水果店之对付水果，何等随便，使果树看见，它一定要悲哀，我觉得作品也是如此。(41) 这虽是抱怨之辞，却道出了“作品”经过出版商出版之后的永恒命运：水果一旦离了果树，便无法再长回去，只能在“水果店”中待价而沽。 除了在印刷环节产生排印错误而又失校之外，北新书局的书籍出版过程中，还有一个容易产生文本讹误的环节，这便是抄写工。这一环节似尚未引起出版史家的充分关注。20年代中期，即北新书局初创不久，萧乾曾在书局当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他对当时北新的编书情形，有一番生动的回忆： 有一天，老板(即李小峰——引者注)给了我一个新差使：到红楼北大图书馆去抄书。要求我不漏一字，不错一字，连标点符号也要一笔一画地不改样。(中略)徐志摩译的《曼殊斐尔小说集》就是我一篇篇从《小说月报》、《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抄下来的。(42) 萧乾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出版情形的珍贵细节。其时，北新书局所在的“东城翠花胡同”，即紧邻着北京大学，从“抄书”的角度来看，其书籍出版实占了不少地理之便。在现代复印技术尚未普及的时代，如萧乾这样到原刊中去“抄书”，对于将报刊之文结集的书籍，乃是出版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这一抄写环节，显然又增加了一层文本讹误的可能。 萧乾提到的这部《曼殊斐尔小说集》由北新书局初版发行，1927年7月又推出了再版本(43)。笔者任选了其中3篇小说与原刊本进行对校，发现有两篇(《一杯茶》《毒药》)的确如萧乾所说，“不漏一字，不错一字”，但在原刊《小说月报》的《一个理想的家庭》中，则出现了不少异文。这些异文以脱文为多，以第一段为例：原刊本的“三道宽的石级”，北新版作“三道的石级”；原刊本“春，又暖和，又殷勤，又匆忙的春，已经来了，在金黄色的阳光里等他，准备当着人前，就跑上来，吹弄他的白须，温存地搂住他的臂腕”一段，中间下划线部分的二十字在北新版中完全脱去，这些脱文在《小说月报》的版式中也恰好是一行的容量。根据上下文文意，并与曼殊斐尔小说英文原文对照，上述异文显然不是译者徐志摩在出版时校改的结果(44)；虽说不能排除其中可能有印刷工人的误植，但从另外两篇小说“不漏一字，不错一字”的情况来看，显然是在抄写环节中造成讹误的可能性更大。 《热风》所收鲁迅1918至1924年发表的41篇短评文章中，对于原刊《晨报副刊》的“杂感”颇有遗漏，但对于《新青年》中署名“唐俟”“俟”和“鲁迅”“迅”的27篇“随感录”，则搜罗得相当完备——甚至连周作人的几篇署名为“鲁迅”的作品也误收了进来(45)。从这一情形来看，这27篇“随感录”从《新青年》原刊本到北新书局的印刷底稿中间，可能也有一番借助于北大图书馆藏书的“抄书”环节。如若有这一番传抄环节，则上文所引“随感录”北新本中的疑似脱文，便很有可能是由“钞书之人”造成的。从上引《曼殊斐尔小说集》的校印情况来看，北新书局在以原刊文的抄本为底稿排印书籍的过程中，并没有回到原刊去校对的程序。在这种情形之下，一旦由“钞书之人”造成了讹误或是大幅脱漏，则校改起来便十分困难了。 《热风》在付印之前，虽经鲁迅自己的校对(10月22日“夜校杂感”)，但从北新本在目录中将27篇“随感录”全部系于1918年这一明显讹误来看(46)，鲁迅的校对显然并没有与《新青年》原刊本进行对勘。其时，鲁迅寓所之内，大概并无完整的《新青年》存刊可供查验。1921年，宫竹心曾致信鲁迅想要借阅《新青年》等杂志，鲁迅回信即称“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也寻不到以前的，因为我家中人数甚多，所以容易拖散”(47)；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后，迁出八道湾，其寓所中就更难有四五年前《新青年》杂志的完整资料了。此外，当《热风》校样送到鲁迅手中时，正值他与章士钊打官司、并且肺病复发之际。鲁迅在收入《热风》的最后一篇《望勿“纠正”》的“补记”中最后署曰：“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48)所谓“身热头痛”，正是当时的写实情形(49)。其时鲁迅肺病复发，至次年1月初才转愈。在官司和疾病缠身的情形下，鲁迅大概也并无精力为了《热风》的校对，而专赴红楼北大图书馆查验《新青年》原刊。在这种情形下，如若北新书局送来的《热风》校样中的文本，已经“钞书之人”或是排版工人因为串行而对原刊本造成了较大的脱漏，那么，即使是鲁迅自己的校对，也无从下手，最多只能是“以意改定几字”。 四 现代文本校勘与印刷的文化史 通过对《热风》的编辑出版情形以及北新书局运营情况的考订，《热风》所收27篇“随感录”，从《新青年》刊本到北新本之间的文本流传秩序，以及其间产生文本讹误的可能环节，皆已了然。这无疑为我们在校勘中重建鲁迅的“作品文本”(50)提供了重要参照。 上引北新本的7处疑似脱文，除了已经论及的造成句子不通的1、3和经鲁歌校勘过的2、4之外，对于5、6、7三例，根据上文的考订，并结合鲁迅作品的上下文，我们也不难推定，北新本的异文，并非鲁迅自己的有意删削，而是传抄或印刷过程中造成的脱漏所致，应根据《新青年》刊本进行校改。 由此返观《鲁迅全集》的校勘——对于上述异文，即便是经过认真修订的1956至1958年版以及此后各版《鲁迅全集》，只是对明显造成了句子不通的1、3径改，其余5例皆从北新本，这显然存在着英国目录学家格雷格(W.W.Greg)所说的“底本专制”的问题。格雷格在对20世纪西方校勘学影响深远的《底本原理》一文中，曾对现代文本校勘中的“底本专制”提出批评。他将校勘中的异文区分为对文本内容产生影响的“实质性异文”和不产生影响的“非实质性异文”(如标点符号、字母拼写方式等)两种，在他看来，底本仅仅在“非实质性异文”的选择上具有权威，就“实质性异文”而言，校勘学者如果不肯或者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取舍，而仅仅依赖于底本的权威，则所推出的“根本就不是作者作品的整理本，而只不过是这些作品的某个本子的整理本”，他将这一现象称作“底本专制”(51)。《鲁迅全集》所收《热风》，虽然并未标明校勘底本，但从异文(尤其是目录和标题中出现的明显讹误)的重合程度来看，最早的《鲁迅全集》本显然是以北新本为底本(52)。由于《鲁迅全集》的权威性和广泛的流通性，鲁迅作品的原貌，反而因为这种对于“底本”的过度依赖，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鲁迅全集》的这一校勘缺陷并非特例，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校勘的实践之中。本文引言中提到的“初版本迷信”便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由于现代作家通常因为后来的现实政治环境等因素，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修改，初版本往往被认为比后来的改定本更有价值，因此在校勘中常常被选为底本，而对于初版本的“复原”，也就成为返回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强调初版本的价值，原本是为了凸显现代情境之下将文学文本理解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理念，认为初版本保留了更多更真实的历史情境和原初信息，然而，在“回到原初”的口号之下，“初版本”却极易被等同于作者原本乃至作者意图，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制造过程，以及这一制造过程之中可能产生的讹误，却通常被忽略不计，由此引出校勘中对于初版本的过度依赖或者说“初版本专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通过对鲁迅“随感录”北新本与《新青年》刊本的校读，以及对《热风》“初版本”在北新书局出版过程的详细考察，现代文本校勘中不加省察地以初版本为底本的做法以及通常随之而起的“底本专制”问题，显然需要得到审慎的反思。 根据上文的考订，就鲁迅“随感录”的校勘而言，若遵循格雷格的“选择任何最接近作者所写原样的现存文本，改动越少越好”(53)的底本原理，我们应该以《新青年》刊本作为底本，因其在流传序列上，更接近鲁迅失落了的原本。然而，确定底本并不意味着为异文的取舍提供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最简单的事实是，《新青年》刊本也并非没有印刷错误。据笔者考订，“随感录”《四十一》的《新青年》刊本中，鲁迅对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句译文——“真的，人是一个浊浪。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浪，使他干净”，其中两处“浊浪”，经与尼采德文原文及鲁迅自己1918年的文言旧译对照(54)，当作“浊流”，因此可断定为是《新青年》的印刷错误，对此1925年北新本则作了正确的校改。由此看来，与警惕“初版本迷信”一样，我们同样需要警惕“原刊本迷信”。 考虑到印刷和出版过程中无法避免的讹误，若是从原刊本继续往前追究，那么更为可靠的就只能是作者的手稿。然而，暂且不说并非所有的手稿都有幸留存，即便留存下来的手稿，也存在着是遵从作者最初意图还是最终意图的问题，即我们不能排除从手稿到印刷本的过程中，作者对文本所进行的修订以及其他的加工工作。学界曾一度争论不休的应以初版本还是后来的改订本为底本的问题，所面对的其实也是同样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除了打破“底本专制”，由校勘学者结合内外证据、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重建“作品文本”(在此我们需要将“校勘”与“校对”严格区分开来)之外；现代文本的这种多重性和不确定性，也促使我们反思以确定定本或善本为目标的传统校勘学理念，是否完全适用于现代文本。 现代文本区别于古典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印刷文化深刻地参与了现代文本的生产与流通。通过对《热风》在北新书局编辑出版过程的考订，我们已经看到，印刷书远非精准复现作者意图或者作者原本的透明媒介。除了编辑加工，印刷所和抄写工皆有可能造成对原文的偏离与误差，而由于书籍出版通常经过作者自己的校订，同时出于对机械复制的信赖，这类不输于手抄本时代的偏差，反而长期被隐蔽起来。此外，如鲁迅这样的现代作家，同时也密切参与了书籍的生产过程——尽管在《热风》这一具体案例中，鲁迅颇有“甩手掌柜”之嫌，但对于同时期的《苦闷的象征》，却几乎是事必躬亲，其书籍封面、插图、页边距等装帧与印刷形式，皆是他与出版商共同制作的结果。另外，通过对《热风》出版过程的初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作为物质形式的书籍，其编辑和出版本身甚至也会带来文学或文体观念的变迁。因此，现代文本的每一次出版，皆可视为一次“重写”，其中充满了误读、偏差与操控。 以追求定本或善本为目标的传统校勘学，显然与现代文本的这种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形成了内在的抵牾。就现代文本校勘的目标而言，与确定一个权威的定本或善本相比，通过异文的比对来勘定文本的流传序列，由此考察印刷书的生产和制作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现代作家对于印刷文化的参与乃至印刷书对于现代文学或文体观念的塑造，或许更有意义。 王风曾结合《废名集》的编校经验，提出针对现代文本的特殊属性，我们应该有与古籍不同的独立的“现代文本文献学”，在他看来，段落和标点符号等书写形式，本身参与了现代文本的意义表达，这些原本不属于古典文献学处理的元素，应该纳入现代文本校勘的范畴(55)。这一提法颇具启发意义。段落和标点符号之外，印刷文化同样深刻参与了现代文本的“书写”。麦肯锡(D.F.McKenzie)在其所著《书目文献学与文本的社会学》一书中曾指出，文本的印刷形式与物质载体，并非可有可无的事项，而是深刻地参与了文本意义的传达，因此，他主张拓宽传统书目文献学(Bibliography)的视界和历史语境，将书目文献学本质上理解为一种“文本的社会学”研究，重点关注文本得以传达到读者(或听众)手中的物质形式，以及这一形式如何影响意义的建构(56)。在麦肯锡看来： 正因为文本是一种社会产品，其形式本身即蕴含了它们自身被生产的历史。将观念或语词信息之类的内容从形式中抽象出来，在另一种媒介中再现，即与将艺术品视为物质、劳动和精神的综合产物的看法构成矛盾。(57) 对于与印刷媒介密不可分的现代文本而言，麦肯锡此论，尤为切中肯綮。既然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现代文本，其“形式本身即蕴含了它们自身被生产的历史”，那么，对于现代文本的校勘，在排比文字“内容”的异同之外，还需与印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将文本得以呈现为印刷书的诸种“形式”及其生产过程一并纳入考察视野。这种校勘方式，除了实现“校其异同、勘其谬误”的传统校勘学目标之外，还能在异文“形式”的变迁踪迹中，窥见文化史和社会史的丰富讯息。将传统校勘学与关注文本的物质形式及其生产过程的书籍史研究相结合，或许可以为中国现代文本文献学开辟一个相当广阔的学术领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