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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文学为何重现往日辉煌 王宗琥：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是否能够明显感受到它们和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的联系？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在当今文学中是否有继承？如果有，那么又是怎么体现的？ 克罗托娃：这是毋庸置疑的。前面我们谈到，当代俄罗斯文学有三个明显的流派，其中第三个就是现实主义流派。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传统在这个流派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大行其道，伟大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人皆知。之后在19—20世纪之交现实主义的地位有所动摇，因为现代主义开始引领文学风骚。但是，现实主义并没有从文学中退出，而是继续积极地发展着，另外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了以扎米亚京、扎伊采夫（1881—1972）、什梅廖夫（1873—1950）和阿·托尔斯泰（1882—1945）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 20世纪我国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线的，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有20世纪下半叶的农村小说、战争文学、集中营文学等。 20—21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倾向在文学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不断产生新的艺术成就。它不仅存在于老一代作家（即从20世纪中叶开始创作之路的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也见于新一代作家（从20世纪80—9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的创作中。老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有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拉斯普京（1937—2015）、索尔仁尼琴（1918—2008）、马卡宁（1937—2017）、叶基莫夫（1938— ）等，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有尤里·波利亚科夫（1954— ）、扎哈尔·普里列平（1975— ）、罗曼·先钦（1971— ）、阿列克谢·伊万诺夫（1969— ）、叶甫盖尼·格里什科维茨（1967—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1943— ），还有近年来刚步入文坛的古泽尔·雅辛娜（1977— ）。 乍一看，现实主义在当今的重要性让人惊讶，因为近几十年的文学产生了大量全新的艺术手段，当代文学中最风光的当属后现代主义。那为什么21世纪初有如此多的作家转向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为什么现实主义文学会重现往日辉煌？ 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方法是最适合分析社会问题的创作方法。作家要想研究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必然要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体系。因为现实主义就是要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那么在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作品中是否可能存在社会分析？当然可能，但是微乎其微。前者的目光是解构的目光，以解构的形式来折射现实，经常将现实的现象进行变形。所以在后现代主义美学中很难进行直接的社会分析。对后者来说，思考社会生活也不是其主要任务和目的，其目光投向的不是具体的时代，而是永恒。而现实主义作家的目光正好投向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不管是当代社会的问题，还是遥远的未来的问题。20—21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艺术体系正是对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格鲁布科夫：克罗托娃刚才讲了对传统的继承，我想谈谈当今文学对传统的反叛。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当今文学发展的模式，就会发现它和从前不太一样。让我们尝试去分析一下当代文学生活所处的全新环境。也许它们开始形成的那一时刻，可以视为当今文学发展的起点，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呢？ 首先，这一环境的特点是，文学和国家、文学和政权之间的关系与以前大不一样了。这一关系可以界定为相互的冷淡和疏远。其次，文学中心主义地位的丧失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几十年前它在俄罗斯文化中的地位还不可撼动。作家们也风光不再，他们在苏联时期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时苏联作家扎雷金一句话就可以阻止引北方河流入中亚的宏伟计划，可惜，如今作家从生活导师变成了一个被文学奖项和运气、市场和低俗读者牵着鼻子走的人。现在作家已经无法依靠创作来维持生计（只有极少数人例外），这让创作不再是一个职业。 王宗琥：现在文学在俄罗斯普通人生活中的影响力怎么样？还有人阅读文学作品吗？ 格鲁布科夫：如今文学发展的态势是读者群体在急剧减少，阅读不再受到推崇，书籍也没人讨论，也不对社会情绪产生影响。阅读变成一件私事，完全不是必需之事。俄罗斯中小学文学课的数量也大大减少。 出版业完全商业化，出版人变成了商人。文学屈从于商业法则，市场成为书刊检查的主体，这种改变非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创作自由的范围。还出现了一种文学现象，就是创作一些经过炒作而大卖的系列作品（没有系列作品，作家很难生存下去），与作家签订条件苛刻的合同，让他们每年写一本书，有意炒作某些作家，不管他们的作品质量如何。 此外，文学批评的水准也大幅滑坡。现在的批评家不是文学读者的代表，而是商品推销员和广告经纪人，不遗余力地推广某家出版社或者某个作家的产品。“为金钱而阅读”的说法不久前还被视为笑话，现在已完全是现实了。批评家也是一个职业，为什么不能为金钱而阅读？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批评？他们怎么能代表大多数读者的看法？可是没办法，那些著名批评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转向过去：新复古主义、重写和反思 王宗琥：您认为当今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哪个方向是最重要的？ 格鲁布科夫：我想，当代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转向过去。在这方面文学展现出极其多样的转向形式。其中最为现代而且最具创新特征的是新复古主义，它指的是，作家通过揭示俄罗斯生活亘古不变的特性来模拟未来的图景。这些特性在数百年之后依然不会改变，如托尔斯泰娅《野猫精》中描写的那样，即便是莫斯科在技术革命之后被抛回史前时代，仍然能够发现某些超越时空的民族特质。索罗金以另外一种方式诉诸新复古主义，他塑造了俄罗斯中世纪的形象，并且将其限定在不远的将来。未来的形象是极其矛盾的：主人公开着氢气发动机的汽车，电视被立体全息图像取代，在墙皮脱落的9层楼里电梯停用，迎送人们的是家用机器人。然而社会组织的方式几乎是中世纪的：君主专制，禁卫军惩戒制度，病女人和疯子成为民间最有威信的人，广泛使用鞭刑惩戒罪孽。索罗金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间的作品——《特辖军的一天》（2006）、《砂糖城堡》（2008）、《暴风雪》（2010）和《碲钉国》（2013）里，就广泛地运用了新复古主义。 文学转向过去的另一种形式，大致可以称为“重写”。这是将已经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特殊的文学翻拍。例如，先钦的小说《洪水区》（2004）就是对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1976）重写的产物。他以记者的冷静和客观的视角，用最新的素材（西伯利亚的农村至今在不断地沉入为了保障铝厂发电而修建的水库底部）重现了拉斯普京创造的俄罗斯大西洲神话的具体历史现实。这确实有些吊诡，因为文学通常都是先对历史进程进行思考，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将其神话化，成为民族思维的一种模式。但是先钦在这部作品中以未来者的眼光，再现了21世纪西伯利亚生活的历史情况（这一情况自拉斯普京的小说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并展现了被作家提高到民族神话层面的现实。 尤里·波利亚科夫最近两部小说都对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变化时代的爱情》（2015）和《苏联的快乐生活或性》（2019）。然而，这两部小说反思历史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在前者中，作家揭示了过去——80—90年代之交的“变化时代”与现在之间的悲剧性鸿沟，指出现在已经完全拒绝从前天真烂漫年代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幻想，作家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性没落。在后者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苏联最后10年的讽刺性美化。主人公是一个厌倦了自己60岁生日庆祝活动的老头，带有作者波利亚科夫明显的自传性色彩。这里既有无情的自我讽刺，也有迫害“俄罗斯党”德高望重的作家科夫林金的故事，不难猜出这个人就是著名作家索洛乌欣（1924—1997）。从体裁上看，这部小说类似于卡塔耶夫（1897—1986）的《我的钻石王冠》（1978），这是一部在数十年后反思20世纪20年代文学状况的小说，其中的人物都有真实原型。波利亚科夫这部作品也是这样，他本人也承认，小说里几乎没有任何虚构的东西。他的确当过作协党委书记，奉命惩罚一个失势的作家。他只是略微改变了自己的名字：小说中叫波鲁亚科夫，当时的著名政治评论家博文在小说中名为沃文，等等。小说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展开充满戏剧性的迫害作家的故事，作家对那个时代及其特征的描写却异常生动，让人怀念。 也许，正视和反思历史是当代文学一个最显著的倾向。瓦尔拉莫夫的新作《我的宝贝巴维尔》（2018）也是在讲述与波利亚科夫作品同时代的故事，即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生下乡帮农民挖土豆的场景。他的前一部作品，尽管在艺术观念和风格上与这一部大相径庭，但也是在书写过去，展现作家本人对白银时代的理解。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那么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可以被称作“文学回顾”时期，它至少代表着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