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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中，杨周翰堪称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早年领衔主编《欧洲文学史》，对现代主义以前的欧洲文学有着总体的把握和精当的描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他步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并开始发表中西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但他的研究并没有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而是强调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比较文学，一定要有中国人的灵魂，也即从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文学；此外，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也有着很深的造诣，在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他也能自觉地将其放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考察研究。即使在对国别文学——英国文学的研究中，他也始终贯穿着一种比较的视野和中国的理论视角。这些都是他能够赢得国际学界尊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并继承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的重要原因。 关 键 词：杨周翰/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比较的视野/中国的视角 作者简介：王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杨周翰先生(1915-1989)，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在今天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中还有多少人知道杨周翰这个名字?有多少人文学科的学生读过他的著述?在我们今天纪念这位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大师百年华诞之际，有人竟然问道，谁是杨周翰?他对今天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还有何意义和影响?你作为他的学生，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筹备纪念他的会议?我想，对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任何简单回答都是多余的，缅怀和纪念杨周翰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我们学者特有的方式，来全面总结他的文学研究成就和可能留给我们后人的治学方法和思想等精神文化遗产。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天纪念这位学术大师的原因所在。本文写于纪念杨周翰百年华诞之际，实际上是继续了我已经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中的一些思考，①权且当作本人对恩师的纪念，同时也试图告诉我的学生以及其他后辈青年学者，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气象，与这位前辈学者和先驱者所起到的奠基性作用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中，杨周翰的学术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这不仅体现于他在第11届和第12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年会上蝉联两届副主席的职位，更是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逝世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在当代中国人文学者中也确实罕见。②对于这位身处九泉之下、曾毕生致力于西方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事业的老学者来说，能够享有这样的荣誉，也应当感到安慰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该做的事也做了，就是死了也安心的”。③也许人们会说，用严格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眼光来审视，杨周翰并没有创建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实际上这也正是他为自己做的恰当的定位：不作纯思辨的理论推演，而是要具有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并将其用于自己的批评和研究实践中。因此我们无须对这样一位并非思辨理论家的文学学者提这样苛刻的要求，毕竟一位学者的建树通常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在理论上有独特的建树，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观念；或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辟蹊径，以其扎实的研究实绩为后来者奠定坚实的基础。杨周翰先生无疑属于后者。即使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他也从未自诩为一位比较文学学者(杨周翰1990：“序”1)，但他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却始终贯穿着比较的视野和中国的视角。确实，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在广阔的中西文化背景下探讨文学的共同美学和共同规律的愿望，杨周翰才在花甲之年涉足比较文学领域，并且迅速地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成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在中国的代表和领军人物。 一、比较的视野和中国的视角 众所周知，杨周翰先生生前主修的是外国文学，或更为具体地说，是主修西方文学的，他通晓多种西方语言，熟谙19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尤其对文艺复兴时期至17世纪的英国文学有着很深的造诣和研究。这应该是一个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涉足这一领域前必须具备的资质和条件。此外，由于他早年打下的深厚国学功底，他对比较文学也就有着天然的爱好。即使在他专门讨论英国文学的论文中，读者也不难窥见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独特的中国视角，这也正是他高于不少同时代学界同仁的地方。他深深地知道，要想涉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首先应在某个国别文学领域打下扎实的基础。正是抱着这个目的，当年成绩优异、并已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研究院的杨周翰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在英国牛津大学重新读一遍本科。这对于一般急功近利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而他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依然不无自豪地说道，“事实证明，我当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确实，他在英国留学时，就密切关注当时英国文学界的学术动向和理论批评风尚，并且广泛涉猎了中古英语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现代欧洲文学、艺术、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在194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曾一度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帮助整理汉学资料，这一切都为他日后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就需要这样一种厚积薄发式的积累，而很多人之所以难以在这一领域内崭露头角，恰恰就在于这方面先天不足。我们都知道，在当时的欧洲，研究比较文学实际上仅仅限于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文学之间的比较，明显地带有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烙印，这自然会对杨周翰的比较文学观有着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返回祖国，长期从事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教学工作，并于上世纪60年代领衔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两卷本《欧洲文学史》。在西方学者看来，他的这些研究无疑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而且确实，他所编辑的这部《欧洲文学史》带有深深的中国学者研究的烙印。这也正是他日后受到西方同行尊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比较文学，顾名思义，就是跨越国别/民族的界限和语言界限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即使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大师勃兰兑斯，在其巨著《19世纪文学的主流》中，所涉及的也仅限于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德)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杨周翰对此并不满足，他始终认为，自己既然是一位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就不能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而必须立足中国的民族土壤上，必须“有一颗中国人的灵魂”，也即决不人云亦云，跟在前人或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在他看来，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学，必须“以一个中国学者的独特眼光来审视西方文学，并且不时地以自己国家的文学作为参照，加以比较考察，这样就会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得出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结论”。中国的比较文学之所以要跻身国际学界并且之所以能得到国际比较文学界同行的瞩目，其关键就在于此。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篇长篇英文论文《论欧洲中心主义》(杨周翰1990；1991)中的不少观点，实际上就体现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之总结。 改革开放的年代无疑为杨周翰提供了宽松的文化学术氛围，使这位几乎挣扎在病床上的中老年学者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接连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对当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和教材编写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3年出版的《攻玉集》主要收入了他在拨乱反正前后写下的10篇论文，这些论文大多是探讨西方文学的，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显示了他那广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扎实的中西文学和文化功底，以及点到即止而非奢华艳丽的行文风格。这本书的一大特色就在于，他此时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传统的文学观念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需要，因此必须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予以更新，其途径就是要对20世纪以来的外国文学理论思潮、流派、文学和文化现象以及作家作品进行全面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决不能止于纯客观的介绍，而应带有中国学者独特的批评性分析。 《关于提高外国文学史编写质量的几个问题》一文原为1978年11月他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的发言。针对当时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刚刚开始恢复的情形，杨周翰以文学史的编写为切入点，着重就实事求是地估价外国文学、贯彻历史性、提倡比较法、作家的介绍和作品的分析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当时，比较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尚未被人充分认识到，因而针对人们对比较文学的种种非议和误解，杨周翰一针见血地指出，“比较文学不联系社会生活当然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可以研究。这一学科尽管有不同流派，各国也有所不同，但有些共同的主张”(1983：14)，这种共同点就在于，“在相互比较之中发现一些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15)。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比较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进入了世界文学的高级阶段。虽然当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之概念也许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重提世界文学无疑是为捍卫行将衰落的文学学科而进行的“最后一搏”。因而即使在今天，人们对这门学科之合法存在的怀疑、非议或不屑还时有出现，但他们无法否认，比较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是切实有效的，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国别文学研究难以替代的。单就这一点而言，杨周翰的理论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后来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路径也正应验了他的预言。 杨周翰一方面领衔主编《欧洲文学史》，从宏观上把握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中也凸显了自己的实力，这尤其体现于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当然，提到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人们很快会想到这样一批杰出的老学者：朱生豪、梁实秋、曹禺、陈嘉、孙大雨、卞之琳以及比他年轻一些的方平、陆谷孙和何其莘。但是上述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仅仅在国内有着一定的影响，而杨周翰的莎士比亚研究却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演讲，以及在其基础上改写后发表于美国《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杂志上的论文《李尔王变形记》(King Lear Metamorphosis)，就体现了他从中国的独特视角对莎剧作出的全新阐释(Yang 1987)。毫无疑问，包括杨周翰本人在内的中国莎学研究者对于将莎士比亚这位世界文学大家介绍到中国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其中一些学者通过翻译的中介，在中文的语境下创造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也即本雅明所谓的翻译使得莎士比亚在中文语境下又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但只有杨周翰一人同时在翻译、评论和研究莎士比亚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国际性的影响，这显然得益于他的比较文学视角，同时这也正是为什么国际学界对他的文学研究予以高度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主编的两卷本《莎士比亚评论汇编》(1979)早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就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的莎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杨周翰本人也不止于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他还发表了数篇分量很重的学术论文，其中2篇收入了《攻玉集》：《19世纪以前的莎评》和《20世纪的莎评》。虽然这2篇论文也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但特征并不十分突出，倒是他在另一位英国文学大家弥尔顿的研究中凸显了他的这种比较视野和方法。《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一文突破了同一文化传统内的比较，达到了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比较之境地。从表面上看，这篇文章研究的是《失乐园》中的加帆车之作用和意义，所用的比较方法也是法国学派所惯用的那种注重渊源考证的影响研究，但实际上我们仔细读来就会发现，这篇文章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作着并没有局限于讨论加帆车这一实物在《失乐园》中的作用和意义，而是以此作为引子，深入到了文化的深层次，所涉猎的文化传统横跨中国和西方，并且加入了一些平行研究的方法，从而带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虽然他在撰写上述论文时并没有公开打出比较文学的旗号，但这一篇篇闪烁着中西文学和文化碰撞火花的文字，却显示了他试图借他山之石攻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之玉的信心和实力。也正是这一信念和努力实践，显示了他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立和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 二、国别文学研究的跨学科视野 也许在中国的语境下，杨周翰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领衔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两卷本的《欧洲文学史》，这也确实是事实。这本教材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也令许多同类教材望其项背。可以说，我本人步入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读了这本教材，并用它来为广播电视大学的学员进行辅导开始的。但是杨周翰自己却对之不满意，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一定要花上很大的精力将欧洲文学史重写一遍。如果说，在那本教材中，他已经开始运用比较的方法对欧洲文学史上的不同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他的比较方法更为明显地体现于他对具体的国别文学的研究，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就是这方面的一部力著。关于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我已经在其他场合做过评介，此处不再赘言。但我想指出的是，杨周翰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英国文学方面的精深造诣和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学科知识，因而使《十七世纪英国文学》(1985)填补了欧美学者在断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我甚至设想，假如他当初或者后来有时间将这本书用英文重写一遍在英语世界出版，肯定也会赢得英国文学同行的重视，因为他的视角不同，所以基于这一视角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会对英国文学同行有所启迪。关于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专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许可以谈很多，但我这里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评述它的方法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这本书的题目看上去似乎仅仅是对英国文学的一个断代的研究，而且研究角度也似乎仍是传统的社会历史研究法，但仔细通读全书各章节后，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研究的范围还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杨周翰已经完全突破了他在主编《欧洲文学史》时所受到的那种追求大而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把17世纪的英国文学放在一个更加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并不时地将其与中国文学相比较。他并不追求涉及17世纪英国文学的方方面面，而是专门探讨那些为常人所忽视的一些细微的方面，通过这些貌似微不足道的方面来深入发掘出其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该书所涉及的文化背景，从纵的方面来看，远及古希腊罗马，近至20世纪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从横的方面来看，既超越了英国本土，而且也超越了欧洲的文化传统，进入了与古老的中国文化比较的境地。这对于一般的学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他却做到了，而且丝毫不带有任何牵强附会之痕迹。因此，该书的第一大特色就体现在超越了时空界限，进入了有意识的文学和文化比较之境界，所得出的结论也明显高于一般的国别文学研究，因而达到了某种超越的境地。 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超越体现在，不仅仅限于把17世纪英国文学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风尚等现象结合起来考察，而且还试图运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新方法和新观念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进行探究，因而对一些似乎早有定论的老问题作出新的解释。例如，在讨论“马伏尔的诗两首——《致她的娇羞的女友》和《花园》”这一章里，作者列举并比较了各家批评流派对前一首诗的不同说法，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些分歧意见作出自己的解释，并运用结构主义诗学的某些观点和方法，通过对一些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得出了新的结论；对后一首诗则从新批评派理论家燕卜逊对牧歌的论述入手，经过分析之后指出，细读式的分析方法仍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这首诗的深刻含义。 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新观念、新方法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但大多数中国批评家对如何运用这些新理论、新方法于批评实践并无自觉的意识。显然，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理论与批评的脱节，这就有必要促使我们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在一个彼此都能超越的层次上进行对话，从而使得理论能为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提供指导，而反过来批评家则可以通过大量的批评实践成果丰富理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杨周翰十分关注西方理论界新近崛起的各种理论思潮，加之他对西方古典文论的深厚造诣，他十分擅长从各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思潮中辨析出哪些有利于自己的批评和研究。他在教学之余，翻译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并偶尔也对新崛起的理论思潮作一些适当的介绍。但他并不仅仅止于翻译介绍，也不愿将自己的精力耗费在无止境的纯理论推演中，他准确地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了恰当的定位，也即力图运用这些理论于分析、批评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中，因此他的文章大多属于“批评”的范围，而较少对理论本身进行深究。应该指出，这既是他的擅长之处，同时也是其局限。 如果说，仅仅停留在时间上超越——运用现当代西方文论来研究一些“老问题”，那么一些西方文学批评家也不难做到，而难的恰恰是超越文化传统的界限，以另一种与之迥然不同的文化作为参照系来研究某个国别文学。而这正是《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忧郁的解剖”和“弥尔顿的悼亡诗”等篇章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精深造诣之优势，论述如行云流水，信手举例，恰到好处，不禁使读者惊讶地发现，中西文学虽不那么具有“实证的”联系，但这也不妨碍我们从文类、文风、时尚等角度入手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因此这本书虽然没有贴上“比较文学”的标签，但实际上却在方法论上给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以具体的启示和示范，从而应验他的那句名言：从事文学研究，不比较怎么可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仅仅在浅层次上进行那种“比附”式的比较，最终也无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想这正是该书在运用比较的方法于国别文学研究方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众所周知，比较文学在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跨越学科界限和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对此杨周翰也有着独特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体现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通过这种跨越学科和文化界限的比较研究，他取得了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者所无法取得的进展，使得这本著作成为一部比较文学著作。近30多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在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面均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在超学科研究方面则收效甚微。可以说，杨周翰等老一辈学者作出的奠基性贡献为后来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表率。所谓“超学科”就是要突破传统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把文学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多学科和跨学科、跨文化的语境下来考察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只是一种方法，其最终目的无非是从多层次、多角度入手来研究文学本身(王宁1988)。而那种大而无当的就理论谈理论、或者“不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只能更加远离文学而陷入文化研究的众声喧哗之中。杨周翰是不屑进行这样的研究的，这显然与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精英意识不无关系。 杨周翰生前曾多次表示，自己并没有进行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其实并不然。熟悉他早期学术生涯的人都知道，他早年曾醉心于美术，并赴瑞典参加撰写中国美术史的工作，晚年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的框架下承担了巴罗克风格的研究项目，并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专门赴美国人文中心从事巴罗克问题研究一年，这些不可能不对他的国别文学研究产生影响。我认为，他之所以选定研究17世纪英国文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巴罗克艺术风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诚然，巴罗克艺术最早出现在建筑风格上，造型奇特，风格怪诞，追求内部装饰，但却带有华而不实之嫌。巴罗克的盛行地主要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主要波及的是造型艺术，而对文学史上的大作家的风格则无甚影响。但它毕竟还是对艺术风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并且在17世纪英国文学的散文风格中占有过主导地位，因此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就不能忽视或不予提及。杨周翰在书中着重分析了勃朗、泰勒等作家的散文，指出“泰勒诗歌极讲究修饰的、具有华丽的巴罗克风格的散文家”(1985：202)。而勃朗的风格则体现在“文字形象化(逻辑思考不严密)，想象奇特而突兀，使人惊喜；行文曲折，信笔所之，很像浪漫派(他很受浪漫派的推崇)；他的文字隐晦而多义，又古色古香；他善于用事用典(这与他博学有关)；他的情调幽默，挑逗，微讽”(1985：153)。 通过阅读这部著作，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国别文学研究，因为它还体现了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观，也即把比较文学方法贯穿在具体的国别文学，甚至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中。这也许正是他与后来的专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不尽相同的一个特色。 杨周翰在研究巴罗克风格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值得反思乃至批判的现象，也即西方的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的学者，例如比较有名的刘若愚等人，在考察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类时，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特有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文学现象，因而也就形成了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这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国内学者对中国文学史和文类风格等现象的研究。例如对唐朝两位大诗人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就习惯于将李白与杜甫分别冠以“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诗人”的头衔。还有人用巴罗克风格这一西方概念来描述中国的一些诗人的晦涩和雕琢风格。无疑，中国古典诗歌中确实有与巴罗克风格相平行和近似的成分，但是如果一味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来套用中国的文学现象，就不免会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为此，杨周翰晚年写的最后一篇英文论文就是《论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1990，1991)，他此时已经认识到，要想在国际学界有所作为，仅仅用中文著述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指望西方的汉学家将自己的著述译成英文，而应该直接用英文著述并在西方的主流刊物上发表，这样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他花了很多时间写下了这一长篇英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乐黛云1999)，并且再次强调了研究中国文学现象不应该一味套用西方的概念，否则就会丧失中国学者的立场。可惜这篇文章刚刚完成初稿他就离开我们了，否则若是这篇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肯定会在国际汉学和比较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和震动。但无论如何，他的身体力行却为我们后辈学人致力于与国际主流学界平等对话起到了先声的作用。 三、杨周翰与当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 熟悉比较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国际比较文学界曾有过“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争，争论的结果是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被接纳入比较文学研究，并被当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但是这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比较文学的勃兴并逐步走向世界，一些港台学者和国内学者也跃跃欲试，试图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而摇旗呐喊。这一现象早在杨周翰先生健在时就发生了。时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杨先生虽然对这种愿望深为理解，但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保留，其原因恰在于，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比较文学在中国刚刚从西方引进，远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挥应有作用的层次，因此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显然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建立中国学派，“我认为我们不妨根据需要和可能做一个设想，同时也须通过足够的实践，才能水到渠成。所谓‘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云云，也是根据实践而被如此命名的，起初并非有意识地要建立什么学派”(杨周翰1990：3-4)。那么是不是杨周翰不赞成或不屑于建立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学派呢?也并非如此。杨周翰关心的首先不是在一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树起一杆大旗、自我标榜这就是“中国学派”，而是力图通过反复的实践，以自己扎实的、富有建设性成效的研究实绩向国际比较文学界展示：这就是中国学派的成果和特色。按照他和他的学生们的共同构想，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注重东方文学的研究，以跨越文化传统、跨越学科界限和语言界限的中西比较文学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通过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来探讨全人类的共同规律为其长远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实践，他自己则甘愿充当后来者的铺路石。应该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正是带着这样一种自觉建构的意识朝着这一方向缓缓前进的，但终究壮志未酬人先卒。他的最后一部中文著作《镜子和七巧板》和英文论文《论欧洲中心主义》就是对他一生的学术研究的总结，只可惜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总结。 收入《镜子和七巧板》的十多篇文章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直接用中文撰写的，大部分文章是先用英文写成演讲稿在国外大学或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其中少数几篇文章经修改后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未发表。当我提出将他的这些论文结集出版时，他把这些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统统交给我，由我译成中文，再由他本人修改扩充，其中有些最后的定稿已经与早先的演讲稿大相径庭。杨周翰反复一遍又一遍地对之作了修改扩充，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在今天已经是十分罕见的了，但在他那一辈的学人中则是必须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学术大师。最后我把这些文稿编订后提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可惜他生前未能见到这本书的出版，甚至连校样也未能读到。回顾这些往事不禁带有些许遗憾。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基本上涉及了当时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一些前沿热点课题，有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为处于低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文章更加感到亲切，仿佛杨先生就在我们身边，不时地鞭策我们以自己的研究实绩跻身国际比较文学界并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针对当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杨周翰毫无保留地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尽管国内外比较文学界不时地响起“危机”的声音，但这并不奇怪，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危机”。有人一听到“危机”这二字就无所适从，也有人干脆推而论之，提出比较文学“消亡论”。但在杨周翰看来，“危机并非坏事，有了危机感，事业才能前进”(1990：9)，因此危机与前途实质上是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看不到危机，也就难以找到前进的方向。他的那篇题为《比较文学：界限、“中国学派”、危机和前途》的文章就是针对上述几个问题的思考和初步探讨。《镜子和七巧板：当前中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差异》是一篇平行比较研究当代中西诗学之差异的论文，直接回答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可行性问题。《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作为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巴罗克的涵义、表现和应用》也许在当时的比较文学学者看来并不算比较文学的论文，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比较文学除了要超越国别界限和语言界限外，还应超越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界限，并且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和艺术表现领域的关系这一特征的话，那就完全应该将其当作他从事比较诗学和跨学科文学比较研究的代表性论文。由此看来，前者的比较研究介于文学与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文学文本与历史叙述文本之间；后者则从巴罗克这一美学和艺术学概念入手，探讨了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应当指出，这两个题目均属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前沿理论课题，杨周翰生前曾试图对之(特别是后者)作系统的研究，以期有朝一日将其研究成果用于欧洲文学史的重写中，但惜哉为时过晚，他还未来得及完成这一宏大的计划就匆匆离去了。应该承认，这不仅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大遗憾，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的一大憾事。我们今天重读这本小书，至少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关于中国学派问题。当年的预言已经被他去世20多年来比较文学发展的历程所证明。回顾一下围绕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问题产生的讨论，我们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内一直有着较大的争议。我开始也认为，学派并不是自封的，而应该以自己的研究实绩使外国人重视你。但是这2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即使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别人也可以对你有意地视而不见，因为文学和文化上的成就是一种软实力，别人没有那么紧迫的需要。因此我认为，在过去，当我们试图树起中国学派之大旗时，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几乎对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不屑一顾，即使偶尔提及中国的比较文学，也只是将其当成一个点缀物。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并且直接推进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因此可以说，现在让以西方学者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进而承认中国学派的形成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但即使如此，要想突破国际比较文学界实际上存在的“英语中心主义”的霸权地位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一直在国际学界用英语著述，并组织国内英语写作好同时也有研究成果的学者撰写了多篇论文，再联合国际学界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一起，为西方主流学术刊物编辑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主题专辑，使得西方学者能够直接读到我们的论著，并逐步发现，这是一种不同于他们的“中国的声音”。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人们便会逐渐发现，一个中国学派正在崛起并逐步变得越来越强势，至少它可以与长期占强势地位的西方学界进行平等对话。那种认为等到中国整体上变得强大了、别人就会自动来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看法显然是十分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别无选择，而且杨周翰先生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留给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应该在当今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 其次，关于比较文学的危机和转机问题，杨周翰也有着自己的见解。在过去的50多年里，我们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时常听到“比较文学的危机”之声音，但每一次危机之后都变成了一种转机，因此“危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听到“危机”就变得无所适从，他们忽视了“危机”可能带来的新的“转机”。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最近的一次转机就是“世界文学”的崛起并迅速成为当今学界的前沿热点话题，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出现的新的“危机”，并预示着比较文学的最高阶段——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因此杨周翰先生告诫我们不要惧怕危机，这番话即使在今天也有着深远的意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已经开始对国际比较文学和汉学界袭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作出反思和批判了(杨周翰1990，1991)。 再者，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现象及文学本体的研究。关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和超学科研究，我早已在杨周翰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杨周翰1989：“序”)作过较多的论述(王宁1988)。这里需要再次加以强调的是，杨周翰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这与他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和在其他艺术门类的造诣不无关系。但是与他的老师朱光潜所不同的是，他更加关注文学现象的研究，并努力将自己的研究立足于文学这个本体，即使探讨文学与文化以及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平行关系，最后的结论也依然落实在文学的本体上。因此，从他的著述生涯我们可以看出，杨周翰虽然没有就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理论阐述，但他的研究实绩却为我们树立了超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文学的范例。 最后，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对立与对话关系。杨周翰先生生前已开始见证了文化研究的兴起及其对比较文学可能形成的挑战，尽管在当时文化研究仍主要在边缘处发挥有限的作用，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种挑战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以至于不少人竟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不啻是为比较文学敲响了丧钟。但是“丧钟究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为近十多年来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调整以及与文化研究的对话和互补所证实。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最新发展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这种对话和互补关系已经形成，它的具体实例我们早已在杨周翰出版于80年代中期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见到，可见杰出的理论家不仅能够总结过去，而且应当预见未来。杨周翰虽主要不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但他无疑是一位有着理论前瞻性的杰出的比较文学学者。 毋庸置疑，上述这些问题，杨周翰生前并未作过专门的讨论，但在他去世的这20多年里，他曾关注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因此我们在纪念杨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更应该重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以及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遗产之于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之深远意义。可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纪念杨周翰百年华诞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