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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布尔迪厄到卡萨诺娃文学经典化理论的演变 根据布尔迪厄与卡萨洛娃的看法，文学经典化是文学作品的独创性被合法化、成为公认的文学革新的过程。由于文学场和文学空间的结构上存在着等级差异，参与者之间无休止地竞争、追求文化资本或文学资本，以争得文学合法性权力。布尔迪厄认为新入场的作家必须通过艺术创新活动，坚持个人的原创与其他文学创作的区别，并使这种差异取得“有限文化生产场”中文化权威的认可，才能获得在文学场中的合法性和可见性。被合法化的作家转而又可凭借其文学地位去认可其他作家及其作品。卡萨诺娃则认为，文学作品能否具有经典性的关键取决于该作品能否被认可为具有文学创新的作品，因而文学创新实践是新作家或边缘作家获得认可的手段，他们的作品只有得到中心最自主的文化权威的认可，由此被合法化之后才能进一步争取达到文学经典的地位[5](P109)。 在两位理论家的经典建构论述中，大致可以梳理出来作家进入文学经典殿堂的轨迹，这包含“文学创新”“神圣化”(consecration)“获得永久可见性”等三个环节，其中，“神圣化”是布尔迪厄常用来指文化场中赋予作家、作品荣誉的象征价值生产：作家或作品被认可并被合法化[3](P243)，作为具有价值的文学典范而进入已确立的文化秩序中。神圣化是经典化的最后一关，“经典化过程完结于神圣化”[3](P123)。经过了这一关，作品就进入文学经典的殿堂，达到永久的可见性。卡萨诺娃认为“神圣化”是中心对文学作品进行认证，使其具有文学合法性：“对文学边缘区域出现的文本，神圣化给他们带来魔术般的变异，导致这些文本性质发生变化，从不存在到文学存在，从不可见到文学地位。”[5](P127) 虽然卡萨诺娃与布尔迪厄对文学经典化轨迹的看法一致，但他们对这些环节的分析有所差异，尤其是对文学经典化的路径见解不同。就作家的文学创新环节而言，布尔迪厄认为，19世纪的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等先锋派作家创建了现代主义文学，以其文学独创性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他们反对当时法国盛行的现实主义，挑战传统现实主义规则和文类，“创造与前任产生断裂关系的文体原则，在排除传统文体原则的同时，彻底排除传统系统程序的可能性”[3](P117)。布尔迪厄指出，作家进行文学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让其作品得到认可，再经过“神圣化”，成为文学典范，从而突破文学的传统秩序。他还认为，文学创新活动与作家在个人生活中受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习性”(habitus)相关，“习性”决定了作家创作时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选择定位，进而影响其文学创作。布尔迪厄把作家的文学独创性与其社会主体性及其在文学场中定位结合起来。 卡萨诺娃则提出，文学中心制定着经典的国际标准并发挥经典化的作用[5](P22)。中心往往将其制定的规则作为普遍规则予以推行，并要求寻求“神圣化”的作家认同这些规则。她将最前沿的文学创新标准定义为“文学现代性”，但文学现代性并非现代主义，而是由占据中心的文化权威们认定的“当下性”的时间坐标来衡量。这一坐标被称为“文学格林尼治子午线”[5](P351)，充当了文学参照点用以计算文学价值，被中心认可是“现代”的作品就是文学创新，就此具有文学经典性。卡萨诺娃没有探讨评论家对作品的评价如何生产其象征价值，在她看来，经典化并不是强化文本的美学价值，而是使文本加速赶上了中心所掌握的文学时间节奏。在边缘作家争取文学合法性过程中，中心掌握着经典标准，担当最新文学品位的裁判者，并行使神圣化的权力，作家创作时要考虑中心的标准。为达到可见性，作家采取一定的写作策略，如“同化策略”。采用这一策略的作家必须要熟悉中心流行的最新文学形式和文学技巧，尤其要以中心的普适文学审美标准为参照，抛开文学民族主义政治情怀，以获得在中心的一席之地[5](P208)。卡萨诺娃提醒要认清在经典化过程中，在中心得到经典化的外国作家必须付出代价，中心按其推行的普适标准来解读他们，忽视了其作品包含文学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尤其是民族的语境[5](P154)。 此外，试图进入中心引起关注的作家还可以通过文学革命来改变文学空间的秩序，他们必须能够开拓新的技巧，挑战已有的文学风尚，以获得文学认可和声誉。卡萨诺娃认为发起文学革命的作家首先在文学语言、文体形式、文类上进行革新和斗争，文学文本最终的价值取决于其文学性的美学地位，文本只有经过被“神圣化”之后确立其经典地位，才可超越时间和竞争并达到永久的可见性，否则，就会在新一波的“现代”文学竞争中，落入过时的作品行列而丧失其可见性。 作家经过“神圣化”达到“可见性”这一经典化环节涉及文化价值的传播与再生产。布尔迪厄指出，文化场参与者集体对场内开展的游戏及其规则的价值信念保证了游戏能够进行下去，价值信念又是游戏的产物，二者形成循环机制。基于这一机制，评论家等能动者对某一作品或某个作家的“神圣化”才有可能实现。“神圣化”意味着在文学场内传播肯定价值的信念，自主的评论家、享有盛誉的大作家、高等学府等个人和机构能够行使“神圣化”权力，是建构经典的能动者。布尔迪厄尤其强调教育机构在文学经典建构中的垄断权。在一个完全是“象征物品的市场”上，文学作品被经典化、经典作家广为接受是因为他们通过市场熟悉的过程成为整体文化的一部分，被持续再生产，文学经典建构过程还包括文学再生产和“体制圣化”的历史过程。然而，经济、政治场域等其他场域对文化生产的影响是折射式的，布尔迪厄排除了商业、政治等文学场外部力量作为经典建构的直接因素。 卡萨诺娃强调文学作品的传播、流通是影响经典建构的直接因素。文学艺术品的价值再生产包含经典被(institutional consecration)改编成为不同的形式、文类和媒体形式，作家及其作品越来越仰仗文化工业以及大众媒体的关注。因此，卡萨诺娃不再强调高等教育机构的经典建构作用，而是指出，建构经典的能动者范围扩大到了位于“世界文学空间”中心的一股中间力量——编辑、出版商、译者、文学奖管理者等，他们实际上承担着神圣化文学作品的职能。这些掌握经典建构权力的人具有世界主义思维，遵从文学自主性的法则，无视政治、语言和民族的界限，对作品进行文化把关并促进作品在读者中的传播和流通[5](P22)；同时，他们制定的可见性标准影响着作品的独创性[5](P137)，世界文学空间内存在权力关系。巴黎是文学传播与神圣化的中心，作为文学中心，其拥有的文学权力不仅体现在控制出版、评论和翻译，最重要的是赋予边缘作品合法性，对文本进行“去民族化”、普适化处理，推动这些作品进入普世经典的行列。 卡萨诺娃针对经典建构中文本跨国、跨民族流动的不同方式，提出翻译和国际文学奖也是重要的神圣化方式：“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翻译是竞争文学合法性的重要武器之一，也是神圣化的伟大权威。对边缘作家来说，争取作品被翻译的渠道，实际上就是在争取成为世界文学空间中的合法成员。进入文学空间，(接触评论权威和神圣化权威)争取让那些有权决定文学价值的读者阅读。”[6](P296)边缘作家运用仅限在本土流通的母语创作，翻译构成了他们通往文学中心、争取文学合法性的首要渠道。通过翻译引入中心，一个来自文学资源贫瘠地区的文本最终可以被视为真正的文学文本。卡萨诺娃还指出，“文学奖是最明显的神圣化机制”[5](P146)。就文学奖而言，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曼布克文学奖都具有神圣化功能。诺贝尔文学奖垄断了文学世界的合法性权力，生产世界文学经典，是统一世界文学空间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以上分析可见，布尔迪厄研究的对象是19世纪法国文学场，在他提出的文经典化理论中，文本价值的生产以民族为基础，不涉及跨国生产。然而，在当今文学市场全球化情形下，鉴于当代文学出版业的跨国性质，想要脱离文学作品的跨国、跨民族流通来探讨文本的价值生产是不可能的，布尔迪厄的民族国家框架已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世界文化、文学的跨民族层面及其背后的国际权力关系。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从全球视野出发，卡萨诺娃聚焦全球文学经典建构，对在国际文学空间的不平等结构中文本价值的生产进行阐述，揭示世界文学经典化中各种力量的竞争和交易，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布尔迪厄的理论。然而，卡萨诺娃基本上不涉及东方文学、大洋洲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主要关注的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学体系。此外，她过分强调边缘—中心的对立，强调文学同化与文学革命作为解决办法，对文学空间参与者之间在文学价值生产中的协商机制也未能进行深入研究。 以布尔迪厄和卡萨诺娃为代表，法国社会学派经典化理论从文学与审美、资本与市场两个维度阐明了文学价值生产的过程，揭示了文学经典的动态形成以及变化规律。布尔迪厄和卡萨诺娃所提出的文学价值创造逻辑的核心是在具有自主性的场域或空间中，异质的能动者对文学合法性进行竞争，文学价值的生产与认可、文化资本的分配完全被权力关系所渗透。从法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化到世界文学的经典化，参与创造文学价值的文化权力呈现两种走向：布尔迪厄的研究显示文化权力从少数政治当权者转移到文学场的参与者手中，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权力的民主化；而卡萨诺娃的研究则显示文化权力集中在少数占据着世界文学空间中心的能动者手中，这是文化权力的集权化，跨民族文学关系实际上以权力关系和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为特征。不过，两位理论家从法国文化精英立场出发，均以法国为中心进行研究，推崇法国在文学经典建构方面的普适性。在卡萨诺娃的“世界文学空间”经典建构理论中，价值创造逻辑围绕文学中心展开，具有高度的地理政治、欧洲中心主义色彩。她的世界文学空间的边缘—中心—竞争与交互模式启示我们，世界文学经典形成的背后存在权力关系和文化霸权。认清这一现实，对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积累文学资源和文学资本，进一步建立全球华文语言共同体中心奠定基础，同时也对我们在国际文化与文学竞争中打破既有的等级秩序，实现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战略具有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