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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作家杨义堂又推出了他的报告文学《泰山作证》，讲述了山东“送瘟神”——以省为单位在全国和世界率先基本消灭黑热病、丝虫病、疟疾的故事，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和好评。 这部作品通过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故事，歌颂广大科技人员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疾病防治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蕴含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日前，作家杨义堂在济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记者：您以前的作品，都是侧重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研究的，为什么会选择了这个选题来创作? 杨义堂(以下简称杨)：我十几年来一直在孔孟之乡从事传统文化工作，我也一直关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伟大成就，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很想写当代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题材而已，有的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 今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了在济宁的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组织消灭了黑热病、丝虫病和疟疾三大寄生虫的故事，特别感动，激活了我小时候在农村里生活的记忆。那时候，经常有城里的大夫和村里的赤脚医生背着药箱来防治丝虫病和疟疾，抽血、查血片、让小孩子服糖丸，给贫穷的乡村带来了希望和亮色。现在，随着三大寄生虫病已经离我们远去，这些为共和国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工作者就天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竟然不了解，我有责任把我们身边的英雄、把这个代表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伟大成就的故事写下来。 记者：这部作品有哪些现实意义? 杨：我们的党和政府是真心为老百姓做事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在为老百姓治病、防治重大寄生虫病上，党和政府绝不含糊、不惜一切代价，而且70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解决了几千年的顽固寄生虫病，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今天依然要重温和坚持。 科研人员精忠报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是不容怀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精忠报国情怀，防治三大寄生虫病的几代科技工作者身上散发的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他们每个人的出身、学识和命运都不同，有的也受了很多的委屈，但那种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防治三大寄生虫病的过程中形成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入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等做法，是我们成功防治三大寄生虫病的法宝，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需要很好地总结和推广。 通过采访和写作，我经历了一场触动灵魂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经历了一场思想深处的洗礼，我愿意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告诉大家。 记者：您写作的素材是怎么来的?您是否特意学习了防疫知识? 杨：写作前我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把济宁市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所有能查到的档案资料包括出版的书籍、研究报告、当时的新闻报道，凡是能查到的都查了，甚至包括那些十分专业的学术著作。我不是专业作家，好在这个研究所就在济宁城区，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我都是挤时间去采访，采访用了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直到再也挖不出东西来了。我把防治寄生虫病的过程和主人公的的命运反复思考，想透了，才动笔写作。 记者：采访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杨：我到最初建立华东黑热病研究总所的那个小村庄——泰安市范镇孙家埠东村去采访过。采访最多的是山东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干部和老职工，印象最深的一是干部职工对三位带领他们防治三大寄生虫病的老所长感情特别深，大家回忆老所长们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说到情深处，有的竟唏嘘不已。在他们的讲述中，我对三位老科学家的印象逐渐清晰起来。二是这个研究所还保留着老所长们留下来的许多好传统，比如，这个研究所没有接待经费，没有待客吃饭这一说，一些领导和职工住的是公房，没有参加房改，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三是很受震撼，这个所的老副所长、防治丝虫病的领军人物仲崇祜，一生奉献给事业，别无所求，去世以后，妻子和孩子生活清贫，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令人肃然起敬。 我很幸运，能够走近这个“送瘟神”的英雄群体，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如果别人写，可能写得会更好，只是我恰好有机遇来写这些英雄们。 记者：整体来看，这部报告文学在写作和表达上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杨：过去报告文学的写作方法，是作家的采访中遇到的事情或者是传主怎么样开展工作的，是一种流水账似的写作，这也是许多人不喜欢报告文学的原因。我是经过深入采访和反复思考之后挖掘出事情推进的曲折过程和人物命运的巨大变迁，找出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的冲突来，用电影画面一样的语言来展现出来，形成阅读愉悦，同时震撼人心。我过去写《大孔府》《大运河》和《抗战救护队》是这样，这部作品也是这样。不是刻意要写得跌宕起伏，而是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人的命运也是这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