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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性主体意识的直观显露 进入新时期后，由于社会语境的渐趋开放，诗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伴随着对人的价值与主体性地位的关注与挖掘，诗歌创作也逐步由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的“政治性”话语的渗入转变为“人”的觉醒以及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呈现，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占据了诗坛的主潮。随着人性及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的回归，加之新的审美价值与原则的确立，此时期诗歌中的“人”不再是政治的“附属物”，而具备了独立的个体思想与生命意识，“主体性”更多地作为“人”的权利被强调。此时期的创作同时构成了对前期（主要指1950、1960年代）创作的反思，因为在后者的创作中，“诗人专注于表现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现实，或者从政治的层面来表现普遍性的社会情感。相对地对于人类现实生活更广阔的领域和个人情感世界更丰富的体验，则往往被忽略或受排挤。”[5]9这就意味着，个人的主体意识融构于由“政治现实”“社会情感”所凝构的集体观念之中，“个体性”无论以何种形式凸显均会受到诗评界的批判。就广西诗歌而言，尽管其在新时期初针对“朦胧诗”这股新潮的创作并未给予及时的回应，甚至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对立”——“面对蓬勃生长的青年诗歌创作，广西的一些评论家与当时国内大多数批评家一样，扮演了与青年诗歌写作潮流相悖的角色，漠视甚至打压新生的‘朦胧诗’，由此可见广西文学界的保守程度”[15]。但广西诗歌依然呈现出了新的特质，突出地表现为对人的主体意识的关注与凸显。 韦其麟进入新时期后的诗歌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在重新获得写作的“权利”后，他的诗歌创作又迎来了新的“高峰”。就女性形象的塑造而言，此时期的韦其麟在富于“民族性”的再现中，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女性的主体意识中去，《寻找太阳的母亲》《四月，桃金娘花开了》《歌神》《美丽》等诗歌均以女性的“主体意识”为观察对象，在女性形象的再次“变迁”中凸显出了新的写作特质。这种变迁是韦其麟在新的社会语境的前提下，对自身诗歌创作的又一次深入思考，他在表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使得女性的主体意识得以确立。就此而言，无论是创作初期，还是1960年代的诗歌创作中，韦其麟将女性形象置于民间神话、传说以及政治化语境当中，“女性”作为诗人民族性、政治性表达的“媒介物”而存在，其描摹、歌颂的主体在于“故事”本身，而非女性主体。韦其麟新时期的叙事诗创作则以“女性”作为表现的重心——这同时回应了他所提出的“妇女英雄形象在壮族民间传说中占有明显的突出的地位”[6]99的观点——故事的讲述、情节的再现等均围绕着女性主体而展开，在突出女性主体意识的过程中完成了女性形象的“新变”。 在《四月，桃金娘花开了》一诗中，桃金娘“开遍了壮家的山山岭岭”，诗人借此来比喻“姑娘”为着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诗的开篇除了对桃金娘花的景观再现外，直接进入了故事主人公——“姑娘”——的描摹： 姑娘站在高高的山上， 手持长矛注视着远方； 身后一片灿烂的彩霞， 脚下一轮如血的夕阳。 姑娘站在高高的山上， 手持长矛注视着远方； 义军的山头谁敢冒犯？ 姑娘的长矛闪着青光！[16] 站在高山上并且手持长矛的“姑娘”望着远方，眼神中透露着无比的坚毅之感，“灿烂的彩霞”与“如血的夕阳”正将姑娘细腻而美丽的内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形象地诠释出来，也为其最后的英勇牺牲做了铺垫。需要指出的是，《凤凰歌》中尽管也有着对“达凤”这一革命女性形象的塑造，但诗中的“她”熔铸于革命的潮流之中，该诗重点突出的是个体在革命事业中的成长过程。而韦其麟此时期的女性形象则具备了更多的主体性，《四月，桃金娘花开了》中的“姑娘”为帮助“义军”的战士们脱离困境，不惜以自身的鲜血作为“乳汁”来“滋养伤员”——“姑娘从腰间抽出尖刀，/雪亮的尖刀划过胸前，/胸脯的鲜血泉水般喷溅，/溅落在荒草青青的山巅。/狂暴的风雨突然地来了，/狂暴的风雨洗刷着人间！”尽管“姑娘”仍旧投身革命事业，但却成为了革命的主体，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在韦其麟看来：“桃金娘（亦名逃军粮）是壮族地区到处可见的一种普通而美丽的小灌木，春天它以满树满树粉红的繁花打扮着壮族的山山岭岭，夏日又献出一树树甜蜜的紫色的果子。壮族人民对桃金娘非常熟悉而又亲切……”[6]94这同时昭示了“桃金娘”之于壮族人民的特殊作用，也表明韦其麟的创作继续走在展现壮族文化的道路上。 “姑娘”的形象还出现的《美丽》一诗中，韦其麟再现了她为着乡亲摆脱“灾难”而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姑娘”本来拥有着极为美丽的容貌，这种美丽“象黎明初升的朝阳，/给大地的一切带来温暖，/给大地的一切带来鲜亮，/带来感奋，带来希冀，/带来热情，带来向往……”，但这种“美丽”遭到了土司的怒恨，后者请来“巫公”“仙婆”使其变为了给村庄和人们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恶鬼”与“元凶”，她在“误解”中被迫走向了“孤独”。即便如此，她仍心系着村庄人们的幸福，在独自承受人们误解的同时，吞下了“拯救乡亲于灾难”的“黑果”，同时也是“牺牲美丽形体”与“泯灭美丽容光”的“黑果”。于是，“姑娘”为着拯救人民而牺牲了自身美丽，这一行动受到了人们的永久怀念。类似的描写还表现在《歌神》一诗中，该诗以壮家歌神的“她”为描写的对象，“她”为了给人间歌唱，为了给乡亲带来幸福，而拒绝了天帝和诸神的“邀请”，最终落入了悲剧的境地——“残暴的雷神挥舞鞭子，/她身上遍布了创伤；/冷酷的风神呼着寒风，/她全身结满了冷霜”。即便如此，“她依然挺立把头高昂”，以此表达出内心的抗争之情，而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也得到了有力地凸显。 韦其麟新时期的叙事诗中，“女性”甚至作为民族的“原生力”而存在，这尤其体现在《寻找太阳的母亲》中的“母亲”形象的塑造中。诗中的这位“年轻的孕妇”，为着满足乡亲们“对光明的殷切的渴求”“对温暖的深沉的想望”，兀自走向了寻找太阳的路途中。此种举动与“夸父”同质，但又有所超越，因为作为孕妇的她说：“当我死去，还有我的儿子/继续我的道路，走向太阳。”由此，诗中的“她”还融入了“愚公”形象。韦其麟以其出色的创作实践与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营构出了独具壮族特色的“逐日神话”，使得富于创造性的“母亲”形象扎根广西。 整体上说，进入新时期后，韦其麟在叙事诗中所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完成了对前期女性形象的超越，正如马维廷所看到的：“如果前期诗作中诗人（韦其麟）呼唤和极力褒扬的是民族解放和民族尊严，那么近期创作中诗人渴求的便是民族自强和民族崛起了。民族的真正解放和民族尊严的真正获得显然是建立在民族自强和民族崛起的基础上的，诗人所表现的追求可以说已是对民族情神的深层掘进了。”[17]这种由“民族解放和民族尊严”向“民族自强和民族崛起”的迈进，正内蕴于韦其麟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挖掘与呈现中。 综上所述，女性形象在韦其麟不同时期的叙事诗创作中呈现出了不断“变迁”的过程，其由最初民族性表达中的悲剧女性，转向了现实性表达中的革命女性，在新时期则呈现为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凸显。这一系列的“变迁”过程呈现出的是韦其麟在不同社会语境下写作观念与创作意识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出了其创作策略的不断调整，而这一切最终则指向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坚守。正是凭借着这种持续的坚守，韦其麟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保持了创作的活力，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以其坚持不懈的创作给予后来者以极大的精神砥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