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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昌耀与张枣是从湖南走向世界的两位当代诗人，他们都对当代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从对古语的不同态度、对诗歌形式的不同选择、诗歌语言的不同风格及其诗歌语言差异的成因等四方面对这两位当代诗人加以比较。 关 键 词：昌耀 张枣 诗歌 语言异同 如今新诗的历史已满百年，失败论、衰退论的论调还未消停。按张枣的说法，“我们跟卞之琳一代打了个平手”①，这种“平手”论也提示了突破前贤的艰难。百年新诗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涌现了哪些相对伟大的诗人？存在着哪些需要回避或解决的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总结反思。之所以将昌耀与张枣进行比较研究，不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从湖南走向世界的当代诗人，更由于他们都是对当代诗歌做出贡献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昌耀就被认为是“中国新诗运动中的一位大诗人”②。张枣则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③，他去世后迅速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其友人柏桦随即设立“张枣诗歌奖”，已颁发五届(2011-2015)，得主分别是陆忆敏、陈东东、杨子、庞培和倪湛舸。可以说，昌耀和张枣这两位“完美主义者”代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两极：基于生存苦难的现实诗派和追求纯诗元诗的技艺诗派，其手法分别为独白与对话，其语言风格分别为厚重与轻逸。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昌耀何以比张枣伟大？张枣天赋极高，二十诗章惊海内；知识视野远超常人：古今不薄，中西双修；诗艺也比昌耀圆熟，他为何不被称为大诗人呢？从根本上说，写作不仅是天赋、知识和技艺问题，更取决于用它反映现实的密度、深度和广度。借助外现实(外在世界)与内现实(内心世界)、大现实(与“我”相关或相通的群体世界)与小现实(局限于“我”的个体世界)的理论来解释，张枣写的主要是内现实和小现实，昌耀写的主要是外现实与大现实，而且是通过内现实写出了外现实，通过小现实写出了大现实，并因此成就了他深厚博大的现实感。 在我看来，昌耀与张枣诗歌语言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古语的不同态度。骆一禾在与张玞合著的《太阳说：来，朝前走》(1988)中最早提出昌耀诗歌的“古语特征”，认为它以“醒觉、紧张与撞击效能来体现精神的力道”④；在《昌耀诗文总集》的代序《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中，燎原认为“古奥和滞涩是昌耀诗歌语言标志性的特征”⑤；西川认为昌耀使用此种语言“强化了他作为独语者的形象”，并使他的诗获得了“坚硬的封闭性”⑥，从而实现了对新诗的偏离。对昌耀诗歌语言的“古语特征”大体上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认同和赞赏，可以骆一禾、燎原和西川为代表；另一种是质疑或否定，质疑者以洪子诚与刘登翰为代表：“为了凸显质感与力度，他的诗的语言是充分‘散文化’的。……常有意(不免过度)采用奇崛的语汇、句式，并将现代汉语与文言词语、句式相交错，形成突兀、冲撞、紧张的效果。”⑦否定者以马丁为代表：“昌耀先生选择的语言形式最主要的特征是重新组装和启用了一大批早被淘汰的文言词汇……昌耀先生的某些组装，是否合乎汉语语法，值得商榷。”⑧在我看来，即使“古语特征”出现在昌耀诗中有其合理性，但他的做法对当代诗的发展并不足取。 不同于昌耀的语言复古行为，在有些诗《镜中》《何人斯》《刺客之歌》《楚王梦雨》里，张枣也沿用中国古诗的语言、题材等，但无不经过高度的个人转化，使之融入现代汉语中，几乎看不出古语特征。在这方面，张枣构成了对昌耀的纠正。事实上，张枣的诗，包括他的博士论文《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对诗性现代性的追求》都体现了对汉语现代性的追求。德国学者苏姗娜·格丝(Susame Goesse)凭借《论张枣诗歌的对话性》获得博士学位，“对话性”是张枣诗歌语言的重要特征，可惜该作尚无中译本。但可看到该作者的《一棵树是什么？——“树”“对话”和文化差异：细读张枣的〈今年的云雀〉》，其中提到张枣的对话性源于他翻译的策兰。⑨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为张枣诗集《春秋来信》写的译后记《综合的心智》是一篇重要文献。他认为张枣“置身到汉语悠长的古典传统中”，在语言上达到了“文言古趣与现代口语的交相辉映”的境地，并称张枣是“中文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体现了“使德语的深沉与汉语的明丽和甜美相调和”的努力，“……对他而言，用汉语写作必定意味着去与非汉语文化和语言进行辨析。这类辨析直接作用于他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上”⑩。 其次，昌耀与张枣对诗歌形式的不同选择。昌耀作品中的不分行现象起初出现在诗歌《一九七九年岁杪途次北京吟作》(1979)中，至《浇花女孩》(1983)开始获得独立，90年代后突然增多。昌耀自称是“大诗歌观的主张者与实行者”，并把此类写作称为“不分行的文字”，学者一般把它称为“散文诗”，可以王光明的《论20世纪中国散文诗》为代表，但有的学者回避这个名称，燎原在《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中使用的是“散文式形制”，后来在其演讲《由“非诗”抵达大道独步之诗—论昌耀“不分行诗歌”》中直接把它称为“不分行诗歌”；为了定位此类作品，西川在《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中自造了一个词“诗文”(11)；张桃洲把它称为“片段书写”，并归于“跨文体写作”(12)。在我看来，这主要因为它们出现于昌耀被认为是一位大诗人(昌耀的代表作是完成于1981年的《慈航》，而不是“不分行的文字”)之后，如果它们是由一个散文家写的，这些命名就不会出现了。因此，我认为不如把昌耀后期这种“不分行的文字”直接看成散文。正如昌耀本人所说的：“我并不贬斥分行，只是想留予分行更多珍惜与真实感。就是说，务使压缩的文字更具情韵与诗的张力。随着岁月的递增，对世事的洞明、了悟，激情每会呈沉潜趋势，写作也会变得理由不足……”(13)这表明昌耀随着激情的衰退转向了散文写作。即使诗人写的散文极富诗意，也不应把它说成诗，就像不把李商隐的骈文归于诗一样。把这种现象和张枣的诗比较，就会看得更清楚。张枣非常注重并一直坚持诗歌形式，他认为在“尚未抵达形式之前”(《天鹅》)，一个人不仅不能成为诗人，而且会处于表达的痛苦中。事实上，张枣诗中也存在着跨文体性，但他常以对话方式实现内在的综合，这样既不突破分行，也保证了诗歌形体的规整。因此，张枣的现代汉诗获得了优雅完善的形式感。 第三，昌耀与张枣诗歌语言的不同风格。从语言资源来看，昌耀偏爱古语，整理过青海民歌《花儿与少年》，并在创作中注重吸收民歌语言，对国外诗歌也很熟悉，但他不懂外语；而张枣精通德、英、俄、法等多种外语，著有学术著作《1919年以来中国新诗对诗性现代性的追求》(德文)，主编《德汉双语词典》，译作《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与陈东飙合译)、《张枣译诗》。其名作《镜中》《彼何人斯》也体现出衔接与转化中国诗歌传统的非凡成就。总体来说，昌耀的诗歌语言厚重强硬，阳刚有力；张枣的诗歌语言轻逸妩媚，阴柔甜美。 至于造成昌耀与张枣诗歌语言差异的成因，可从所受教育、身份性格与现实生活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从教育背景来看，昌耀只读到小学，尽管后来也接受过其他形式的教育，但基本上是个自学成才的诗人；而张枣接受的是完善的现代教育：本科(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硕士(四川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博士(特里尔大学文哲专业)，随后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与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任教。长期的学院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学者型诗人，气质阴柔，后期比较颓废。和张枣相比，昌耀的军人、“犯人”“单恋的情人”等多种身份强化了他的男人本色和英雄品格。殊途同归，他们最后都成了癌症病人，但仍有不同：昌耀选择了自杀，张枣死于疾病。 诗歌语言是现实的对应物，诗人采取什么样的语言与形式最终取决于他们的现实生活。在翻译张枣诗歌的过程中，顾彬慨叹张枣是中国“20世纪最深奥的诗人”(14)。从表面来看，造成张枣的诗深奥的原因是他对现实的高度内化，以及追求陌生化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张枣的生活狭窄单调，促使他只能向内心开掘，致力于纯诗与元诗写作。相对来说，昌耀的生活不仅复杂多变，而且其命运几乎被苦难贯穿，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张枣那样讲究精致的形式，而是任由强大的现实力量突破以往的诗歌形式。可以说，巨大而深厚的现实感促成了昌耀的诗歌语言。 ①木朵、萧开愚：《共谋一个激发存在感的方向》，见《诗歌月刊》2013年第1期。 ②骆一禾、张玞：《太阳说：来，朝前走》，《昌耀阵痛的灵魂》，董生龙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③⑩(14)[德]顾彬：《综合的心智》，《作家》1999年第9期。 ④骆一禾、张玞：《太阳说：来，朝前走》，《昌耀阵痛的灵魂》，董生龙主编，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4页。 ⑤燎原：《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代序)》，《昌耀诗文总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⑥西川：《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大河拐大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 ⑦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⑧马丁：《昌耀的悲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4912701000aqi.html ⑨[德]苏姗娜·格丝：《一棵树是什么？——“树”“对话”和文化差异：细读张枣的〈今年的云雀〉》，商戈令译，《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上卷，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 (11)西川：《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大河拐大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12)张桃洲：《声音的意味——20世纪新诗格律探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297页。 (13)昌耀：《〈昌耀的诗〉后记》，《昌耀诗文总集》，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68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