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e Frank: The Collected Works. Translated by Nancy Forest-Flier, Susan Massotty, Mirjam Pressler and Kirsten Warner. Edited by Mirjam Pressler. Bloomsbury Continuum. 30 May 2019. 752 pages. £50 (US $70). 1942年，安妮·法兰克十三岁时，她开始记日记。两年后她的日记戛然而止——写下最后一篇日记三天后，她和家人被党卫军从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藏身之处抓出来，并被送往一个位于荷兰的集中营，随后在1944年9月，他们被塞进了最后一班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的拥挤的牲畜车厢。在饥饿、虚脱和斑疹伤寒肆虐下，1945年4月安妮和姐姐玛戈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去世，几周后，英国军队解放了那个集中营。 梅普·吉斯（Miep Gies）曾帮助过法兰克一家，保存了安妮的日记，并在战后转交给她的父亲奥托。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这份日记在他修订后先是被荷兰的几家出版社拒绝，等到1947年才首度出版。在删除了一些有关德国人的不满言论后，于1950年出版了德文本。但要等到1952年双日出版社在美国发行这本书后，它才真正扬名世界。当时的编辑芭芭拉·齐默尔曼（Barbara Zimmerman）是安妮·法兰克的同龄人，她婚后成为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并与友人共同创立了《纽约书评》。如今这本日记已经被翻译成超过六十种语言，在日本甚至还有了漫画版。 是什么让这本日记能够在大屠杀的各种记录里独树一帜？是因为作者还只是一个年轻女孩，从而为这个故事加入了一层纯真被残暴碾碎的悲悯吗？还是因为当这本书问世的时候，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谋杀仍然被包裹在有罪的沉默中，而她为那些无人哀悼的受害者提供了一张人性的面容？或者是否因为这本日记的某种语气与风格，将一个早熟少女的文字转化为一部文学作品？  安妮日记的一页 这本书能有这样非同一般的反响，必然与安妮作为一个少女的身份有关。谋杀一位脾气暴躁的老人，虽然同样令人发指，但就没有那么凄美。对于很多人来说，安妮·法兰克是一位圣人。法兰克一家和另外四个犹太难民躲藏的公寓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运河河畔，如今已经成为圣地，数百万人来此拜访，他们在此落泪、留影、献花，凝视着由安妮收集的电影明星别针装饰的近乎神圣的墙壁。奥托·法兰克曾经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位神父的信，信里提到这位神父曾经向安妮祈祷，就像她是一位真正的圣徒那样。在日本的西宫市有一座安妮的玫瑰教堂。盐湖城的摩门教徒们为安妮追授了一场洗礼，将她纳入他们之中。甚至有人宣称曾经目击安妮显圣。几年前，在他们躲藏之处后面的花园里的一棵七叶树患了病将被砍倒的时候，人们发起了一个运动来试图保留它。安妮曾经在后窗的窗帘缝隙中看着这棵树，它因此成为一个珍贵的遗迹，需要得以保留。这棵树终究没能活下来，但在它被风暴吹倒之后，有些访客们从树桩上剥取木片，像真十字架的残片那样珍视它。 这种基督教的意象并非巧合。犹太人没有圣徒。但犹太人纪念大屠杀的某些事例仍然被基督教化了。圣徒现象与烈士相连。一座位于洛杉矶的大屠杀纪念中心就名为烈士纪念馆和大屠杀博物馆。烈士并不仅仅是一名受害者。烈士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像基督那样，他们为了某种理念、某种原则、或者某项事业而牺牲自己。宗教般的信念浸透在他们的鲜血中。烈士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获救的机会。他们遭受的苦难应当使他们更加高贵，也使得那些敬拜他们的人与有荣焉。 将安妮·法兰克视作烈士的提法并非完全由基督徒发明。奥托·法兰克毕生致力于将他女儿的日记作为一个充满希望和救赎的故事来推广，将这本书描述为“在犹太人的苦难中结出的果实”。当然，人们可以从任何神圣的文本中汲取经文，以证明有时相当矛盾的观点。正因如此，人们可以在安妮·法兰克的日记中找到词句，来证实犹太人所遭遇的“殉难”具有特殊意义的观点。在1944年4月11日，她写道：“在世界的眼中，我们在劫难逃，但如果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之后，仍有犹太人存活，那么犹太人将被视为一个范例。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宗教能够教诲全世界及世界上所有人关于良善，这就是我们必须受苦的原因，唯一的原因。” 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已故的阿莫斯·奥兹在接受一家德国报纸采访时所谈到的，当时的话题是基督教通过苦难获得净化的理念。奥兹说，在很多人眼中，犹太人被大屠杀而“净化”，“就像毒气室里的淋浴喷头向受害者喷出了道德上的消毒剂”。这也许能够解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极端观点：犹太人应当比其他人更好，更圣洁；因此犹太人的不当行为应该遭到特别的谴责。 将安妮·法兰克日记作为某种救赎的来源或者至少是安慰的概念，在1955年，经由两位好莱坞剧作家弗朗西斯·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撰写的话剧获得了进一步的宣扬。该剧中著名的结束语摘自她1944年7月15日的日记：“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人心本善。”由此，本应在安妮的悲惨死亡中结束的故事，被赋予了令人振奋的好莱坞式结局。 然而，这句话的语境并非积极向上。安妮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正在与绝望斗争。在那句引文的同一段，她写道：“我听到雷鸣步步进逼，那雷声有一天也会摧毁我们，我感受着数百万人所遭受的苦难。”但她也认识到“将我的生活构建在混乱、痛苦与死亡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次抓住一线希望的尝试之前一个月，她也曾表露过对人性的某种更加暗淡的认识： 我不相信这场战争仅仅是政客或者资本家造成的。不，每个人都同样有罪……人人都有一种破坏性的冲动，愤怒、谋杀和杀戮的冲动。直到所有的人类，无一例外地经历彻底转变之前，战争将继续爆发，所有被精心建造、培育和种植的东西都将被砍伐和摧毁，只为了从头再来！ 这样的情绪并不能让安妮·法兰克成为全球敬拜的对象。也很难想象在1959年的电影中，由米莉·柏金斯饰演的安妮·法兰克，也会怀有这样的想法。这也不是奥托·法兰克想要强调的一面。过多地关注安妮·弗兰克和其他数百万人遭受的惨状，会让生活难以忍受。坚守她的圣洁形象，那个仍然在人类如此不堪的堕落行径中寻找希望的无辜年轻女孩的形象，能够更加抚慰人心。安妮·法兰克在世界各地（以及在本文所评论的这本书的封面上）被广泛复制的最常见的形象，是她甜美微笑的画面。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已经被数百万人阅读，但它并不能向我们展示这份文本更多的文学价值。我认为这本日记以及安妮写下的一些关于她的躲藏生活的草稿的力量，都在于她并非圣人这一事实。她也不是烈士。首先，她并不想牺牲自己；她想活下去。而且，她所遭受的苦难，以及那些与她同命运的人的苦难，并无特殊意义。大屠杀的受害者并非为某种事业而死；他们丧生是因为那个执行种族灭绝的政权决定他们无权活下去。  安妮·法兰克，1940年。 作为写作者的安妮的尖锐目光也揭穿了那个粉饰是非的神话：共同的痛苦使人们更加善良。与安妮同时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普里莫·莱维写道，最卑劣的人往往能幸存下来，“自私者、暴力者、麻木不仁者”，而“最好的人都死了”。安妮并未描述集中营内的生活。她的日记中的世界是另一种不同类型的监狱，在一些勇敢的人的帮助下，那里的囚犯仍然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仍然可以洗漱、有干净的衣服穿、能够读书，能够坚持一定程度的文明尊严。 但那里仍然是一个监狱，里面的人生活在持续的恐怖之中，而且不知道他们的刑期会在何时或如何结束。安妮不得不与一个脾气暴躁的中年牙医共用她狭小的卧室，她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她称呼这个人叫杜塞尔（意为“傻人”）。在奥托·法兰克的果酱公司仓库和办公室的秘密“附楼”里的居民时常不得不完全沉默地生活几个小时，以免向任何旁人暴露他们的存在。这种被迫的紧密关系，即使在最具善意的人与人之间，也会迅速带来琐事和恶意：食物的分配、利用卫生间的时间、或者使用书桌的时间，都会引发冲突。轻微的调情也会引起嫉妒爆发；重复叙述过太多次的意见或故事也会引人烦恼。这一切都没有逃脱安妮的注意：“附楼中的关系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我们都不敢在吃饭时张嘴（除了张嘴吃东西），因为无论我们说什么，有人一定会怨恨它，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来看待。” 安妮在她的日记里描述的，就是萨特的名剧《禁闭》中的那种封闭空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巧合。这部剧作诞生于1944年，与安妮写下她的日记恰是同时。他用的语言是“他人即地狱”，而安妮日记的结束语，也不是她对希望的描述，而是：“……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的话。” 作为那一代荷兰人中最有名的小说作家，哈里·穆里施（Harry Mulisch）比安妮·法兰克年长两岁（他于2010年去世）。他自己对战争的痴迷源自他复杂的背景：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奥地利纳粹党人。穆里施于1986年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中讨论到安妮的日记是否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他景仰这本日记，并被它所感动，但他的结论认为它不能被归类为文学，因为它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总是意味着缺乏自由：事物就如同其本身那样。然而在文学中，事物并不是那样”。 如今这已经是一种过时的观点，我们不再相信文学必须是虚构的。安妮·法兰克想成为一名文学写作者。她曾经写道，她的“最大愿望”是“成为一名记者，随后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当她听到伦敦的一个荷兰语电台的广播，呼吁人们记录德国占领下的生活时，安妮重写了她的日记，打算将其作为一本名为《秘室》的书出版。在写日记的同时，她还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一些关于她学校生活的回忆，以及描绘她的家人和朋友的速写。这些文章将首次在《文集》中出版，它们展示了某种刚刚起步的天赋，但仅仅是练笔。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她的写作能够如何发展。但这本日记，无论穆里施怎么说，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文学成就。 她选择的这种形式旨在表现出一种亲密感。安妮是“尤德修”丛书的忠实读者，这套书由茜茜·范·马克斯维尔特在1920年代为少女创作。范·马克斯维尔特笔下的故事常常通过日记和书信来叙述。在她书中的一个名叫基蒂的女孩的角色启发下，安妮把她的日记中的部分篇章写成了给基蒂的信，作为她想象中的朋友。这使她能够倾诉她的感受，其中包括了一些相当苦涩的内容，同时也记录了她在附楼中的“禁闭”生活。 这本日记带来的一个启示是安妮对外部世界状况的了解程度，主要的渠道是听BBC，当然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她在1942年10月9日的一篇日记中提到了犹太人正在被送进毒气室，这足以摧毁战后人们普遍宣称的“当时不可能知情”的观点。但这本日记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方面。安妮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成长，包括理智、情感和性的方面，这一切发生在那个囚笼里，还必须与成群的相互争吵的成年人共处，这些成年人过于恐惧和自私，无法给予她所需的关注。 她精彩地描述了她的内心生活：“我想春天已经在我体内。我感受到春天的觉醒。我全身全心都有这种感觉。我必须强迫自己的行为保持正常。我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她享受与彼得的第一次亲吻，那是一个比她年长的男孩，也躲藏在附楼里。但与她在身体里的变化同样自然的是她的预感：“我看到我们八个躲在附楼里的人，就像是被一片不祥的乌云包围的蓝天。我们脚下的圆形的一片地仍然是安全的，但是云层正在向我们涌来，在我们与逼近的危险之间的圆环形地带正在被逐步收紧。” 正是这种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此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本日记能够带来不同凡响的、甚至有时令人难以忍受的冲击力。让安妮·法兰克成为一个圣人或某种集体认同的象征，就会错过她成就的本质。她死后的悲剧——也是她获得全球声望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恰恰是人们所做的。 荷兰人很早就将她视如己出（现在不那么强调了），因为安妮可以被塑造成一个象征荷兰在战争中无罪的象征，尽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被某个荷兰人出卖了，而且百分之七十五的荷兰犹太人被带走然后被杀害，这个比例高于西欧其他任何地方。没有荷兰人通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上，自从安妮全家在1933年从德国移民来此之后，她的德国护照被收走，也从未持有荷兰护照，尽管她“在战争后的第一个愿望是成为荷兰公民。我爱荷兰人。我爱这个国家，我喜欢这种语言，我想在这里工作”。  人们在排队进入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兰克博物馆 美国人以另一种方式对安妮声称主权，通过话剧和电影将她变成了一个活泼的美国少女。当话剧在百老汇上演时，一位被深深打动的美国女学生向制作人写信说这部戏“让我们所有人对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深感幸运”。她不知道的是，奥托·法兰克曾经绝望地尝试申请能够拯救生命的签证，想让他的家人逃到美国，但都被拒绝了。显然，即使是朝鲜人在不久前也找到了某种方法利用安妮·法兰克，他们将《安妮的日记》分发给学童，指导他们将乔治·W.布什总统视为希特勒，而将朝鲜视为他的种族灭绝受害者。 但是对安妮·弗兰克灵魂最激烈的争斗来自美国犹太人，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那部话剧的作者，连同奥托·法兰克一起，被指刻意抹去了安妮故事中的犹太特性。最猛烈的抨击来自于小说家迈耶·莱文（Meyer Levin），他撰写的改编剧本被拒绝，并且他认为安妮的故事不应该由一个非犹太人来讲述。与她本人相比，她被塑造得不那么犹太化，犹太人经历的独特性更被淡化了。 这样的抨击有一定的道理。奥托·法兰克希望他女儿的命运能够包含某种更普世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犹太人苦难的故事。但是这其中也有某种源自社会阶层的理由。法兰克一家是一个典型的归化德国犹太家庭，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宗教或犹太习俗。奥托甚至提议过送给安妮一本儿童版的《新约》作为光明节的礼物。而她的妹妹玛戈认为，更合适的场合可能是圣尼古拉斯日，这是一个非常荷兰的节日，而安妮对此更加重视。关键在于，法兰克家族所体现的那种受过教育的归化，在那些更加顽固地坚持犹太文化的犹太人弱势群体眼中，往往被视为一种势利和自我仇恨的形式。 并无证据表明，安妮·法兰克认为她能够代表除了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一个陷入了恶毒和无意义的迫害之中的犹太血统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渴求的成长中的女性。但普遍性通常源自特例之中。尽管各种人都想利用她，但即使对于跟她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她个人的独特的话语也足以解释她的吸引力。因此她仍然在世界各地被阅读。而最重要的是，这使她成为一名天生的作家。 （英文发表于2019年8月13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作者授权翻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