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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回鹘历史与回鹘文化始终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回鹘文化雏形于草原丝路，成熟于西域丝路。丝绸之路不仅培育了回鹘人的生命，而且滋养了回鹘人的文化。回鹘文学是不同时期回鹘人文精神的表现，通过回鹘文学，我们能够很好地体味到丝绸之路对回鹘的影响。同时回鹘人以其独特的生存哲学和特殊的文化精神为丝绸之路注入了新的元素，为多元而和谐的丝路文明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回鹘 回鹘文学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女，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回鹘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丁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车、敕勒、铁勒，以及唐代的回纥。大约在公元809年，回纥请改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回鹘历史与回鹘文化始终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回鹘文化雏形于草原丝路，成熟于西域丝路。回鹘发展不仅得益于丝绸之路，而且通过丝绸之路与其他民族共同分享文明成果。回鹘文学是不同时期回鹘人文精神的表现，通过回鹘文学，我们能够很好体味到丝绸之路对回鹘的影响。 一、回鹘与草原丝路 草原丝路与传统的经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不同，是指从长安出发，通过漠北草原，西行越阿尔泰山，再经哈密、吐鲁番通达中亚和欧洲。 由于漠北草原的自然特征适于放牧，这里曾经是游牧民族的天堂，先后有匈奴人、柔然人、鲜卑人、突厥人、回鹘人，以及后来的契丹人、蒙古人和满人等活跃于此，并培育出徜徉恣意的游牧文明，与南面温文尔雅的中原农耕文明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文化意趣不同，但是游牧与农耕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漠北对于回鹘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回鹘的发展与壮大都与漠北紧密相关。13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为了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千里迢迢循着回鹘人西迁的路线，来到漠北。他找到了漠北回鹘汗国的都城斡耳朵八里废墟（即今天的喀喇巴喇哈逊），发现了一块石碑。据他叙述，这块石碑是回鹘人为他们的卜固可汗所立。碑铭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回鹘人自己的神奇传说： 当时，哈喇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一名薛灵哥，汇流于合木阑术之地；两河间长出两棵紧靠的树；其中一棵，他们称为忽速黑，形状似松，树叶在冬天似柏，果实的外形和滋味都与松仁相同；另一棵他们称为脱思。两树中间冒出个大丘，有条光线自天空降落其上；丘陵日益增大。眼见这个奇迹，畏兀儿各族满怀惊异；他们敬畏而又卑躬地接近丘陵，他们听见歌唱般美妙悦耳的声音。每天晚上都有道光线照射在那座丘陵三十步周围的地方。最后，宛若孕妇分娩，丘陵裂开一扇门，中有五间像营帐一样分开的内室，室内各坐着一个男孩，嘴上挂着一根供给他所需哺乳的管子；帐篷上则铺有一张银网。部落的首领们来观看这桩怪事，位居地顶礼膜拜。当风吹拂到孩子身上，他们变得强壮起来，开始走动。终于，他们走出石室，被交给乳姆照管，同时，人们举行种种崇拜的典礼。他们断了奶，能够说话，马上就询问他们的父母，人们把这两棵树指给他们看。他们走近树，像孝子对待父母一样跪拜；对生长这两棵树的土地，也表示恭敬和尊敬。这时，两棵树突然出声：“品德高贵的好孩子们，常来此走动，克尽为子之道。愿你们长命百岁，名垂千古！”当地各部落纷纷来观看这五个孩子，犹如对王子一样尊敬他们。[1] 这则传说可以被看做回鹘人最早的口传叙事文学之一，并且常被历史学家用来佐证回鹘人早期活动的地域，证明回鹘人与漠北悠远深长的历史关系。 在建立回鹘汗国之前，回鹘先祖敕勒人一直在叶尼塞河流域与贝加尔湖流域广袤的草原上四处迁徙，流踪不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以漠北为生息地，成为鲜卑拓拔氏的属臣。拓跋氏的汉化政策也影响到敕勒人，使敕勒人在文化观念上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关注中原祥和稳定的生活，并逐步形成有关故乡的人文情结，诞生了歌颂家乡美的诗歌《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史书《北齐·齐本纪》记载，北齐开国皇帝高欢征战时以敕勒人为先锋，因士气低落，高欢令斛律金将军唱《敕勒歌》以激励斗志。斛律金是敕勒人，是构成九姓回纥的斛律部人。在远离家乡而被征发的时候，恐惧与幽怨相迭，加深了对故乡的怀念。 原本游牧文化迷恋追逐水草，以四海为家，对故乡的概念是极为模糊的。而《敕勒歌》对阴山下敕勒川的思念，则强烈表达了敕勒人渴望稳定、渴望温情的文化情怀。正是这种悠扬而缠绵的歌声，逐渐凝聚起一个新的部落联盟，催生出一个新的民族——回鹘（史称高车、韦纥、袁纥或回纥）。 在草原丝路上，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教学相长，各自都获益匪浅。回鹘人随着文化的更新，其部落联盟也不断强大。在唐朝的时候，回鹘已经成为漠北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协助唐王朝先后灭亡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公元647年，回纥首领吐迷度在击杀薛延陀汗国多弥可汗后，率领部落联盟各部酋长，在灵州觐见李世民，即历史上著名的灵州会盟。 吐迷度对李世民说：“延陀不事大国，以自取亡，其下麇骇鸟散，不知所之。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2] 于是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并建议开通从长安到回鹘牙帐的“参天可汗道”即后来所称的“回鹘道”，以便利交通。唐王朝在漠北设置六府七州，以部落大小各领其职。回纥领瀚海都督府，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 回鹘道的开通，使回鹘与唐王朝在强化了政治联盟基础上，文化和经济交往也得到加强，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终于在公元744年建立了漠北回鹘汗国，并启动了从游牧向农耕经济转型的一系列革新措施。 中唐时期，由于吐蕃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唐朝失去了传统的通达西域的丝绸之路，转而经过草原丝路——回鹘道与西方保持经贸往来。《册府元龟》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自艰难已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3]草原丝路因此繁忙，而回鹘与唐王朝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这条通道不仅保证了唐朝与西方的经贸联系，回鹘人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漠北回鹘汗国利用这条通道，积极与唐朝开展“茶马贸易”和“绢马贸易”，并将所获茶、绢输往中亚、西亚等地。据统计，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迄回鹘西迁前的80余年间，回鹘共向唐朝销售了上百万匹马，换回了约2000多万匹丝绸。这么多的丝绸，自己当然无法消费掉，大多输往中亚等地。当时回鹘商人之活跃，“中西商业之贸迁有无，遂几为其所独占”。[4] 因为草原丝路的畅通，当唐王朝遇到危机的时候，首先便想到请回鹘人帮忙。回鹘曾两次被邀进入中原，帮助唐王朝将被叛乱者占领的长安与洛阳夺回来，终结了安禄山、史思明以及安庆绪、史朝义两次“安史之乱”，为唐王朝立了大功绩。 在回鹘的叙事作品《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是这样描绘这一事件的： 洎大唐玄宗帝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下阕）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逞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前驱，克复京洛。皇帝与回纥约，长为兄弟之邦，永为舅甥之国。[5] 短短数语将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派特使到回鹘汗国，以重金和甜言蜜语游说牟羽可汗一起反唐，牟羽可汗愤然拒绝，亲自统兵与唐朝军队合力剿灭史朝义叛军，并与唐王朝订立永为友好邻邦的历史事件，形象生动地表述清楚。 长安与洛阳是富裕的唐王朝的象征。城墙高耸，楼阁林立；街道严整，商铺错落；富丽堂皇的宫室和规划整齐的民居，遥相呼应而又等级森严；熙攘的人群和忙碌的各操生计不同职业者，让城市显得一派繁华而又生机盎然。 回鹘人被唐朝的这种城市文化所吸引，先后在漠北修建了20多座规模不等的城市，其中，颚尔浑河流域的喀拉巴拉哈逊都城规模最大。这座都城占地达25万平方公里，仿效唐朝的建筑形制，城市按功能划分为宫城、内城和外城。 宫城为城市核心，以带有美丽塑像的瓦当精心装饰着，富丽而堂皇。在宫城南面还建有庙宇，专供统治者祭祀使用。内城环绕着高大的城墙，有官署、商铺、作坊和居民区。外城是绵亘的庭院和合理规划的街区，只是这里的居民可能与居住在内城的居民相比处在较低级的等级。外城以外，是连绵的农田，阡陌交通、沟渠纵横、村舍相望。在村庄中，几乎每一家都备有磨盘，以供碾磨粮食之用……[6] 富丽的宫殿和官署，说明漠北回鹘汗国已建立完备稳定的国家政权；庙宇的存在则说明回鹘已将摩尼教作为国家宗教并完备了祭祀制度；大规模的民宅、农田及粮食加工磨盘，说明回鹘熟悉并已开始了农耕定居生活。史学家总结说，这座古城，在公元744—840年间曾经是统治整个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准噶尔盆地甚至西至七河流域的庞大帝国的首都。同时又是这片广大地域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有四通八达的道路，通向中原、中亚、西伯利亚和大兴安岭以东。沿路有大大小小的城镇和驿站。各方商队、使者、僧侣、游客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座城市。[7] 叙事作品《九姓回鹘可汗碑》是芬兰考古学家海开勒（H.Heikel）1890年在喀拉巴拉哈逊古城遗址的皇家墓地发掘的，这块用突厥卢尼文、粟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刻写的石碑，是回鹘人自己述说汗国几代可汗事迹的重要作品。作品从开国可汗骨力裴罗说起，直到在位的保义可汗，不仅反复强调历代可汗与中原唐王朝的亲善关系，而且以一种自信和豪迈，表达了回鹘在过去的岁月里如何在险恶的环境中寻求新生的种种努力。 保义可汗在漠北回鹘汗国的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他继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唐元和四年（809年）的时候，便“遣使改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8]自此，“回鹘”取代“回纥”，成为中原对“维吾尔”（Uighur）新的标准译名。“回鹘”则“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威风凛凛。由于回鹘与唐王朝的密切关系，汉语的使用频率很高，汗国拥有许多精通汉语文的人才，伊难主就是其中一位。因为他对汉文简练深刻的构词具有很好的认识和把握，在请改“回纥”为“回鹘”的外交交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难主，在《旧唐书·回纥传》和《新唐书·回鹘传》中都写作伊难珠，当系一人，他是漠北回鹘汗国的外宰相。在《九姓回鹘可汗碑》残破的碑石汉文部分有“……合伊难主莫贺达干撰……”，说明他是碑文的撰写者。同时他还长期担任汗国与唐王朝的“和亲使”，曾作为保义可汗的特使前往长安请求和亲。 历史上，漠北回鹘汗国与唐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因为和亲而更加得到了巩固。和亲不仅加强了回鹘与中原的政治同盟，更加直接地促进了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 漠北回鹘汗国历史上，前后有五位唐朝公主与之和亲，她们分别是宁国公主、小宁国公主、咸安公主、永安公主和太和公主，其中除了永安公主因为保义可汗去世而未能成行之外，其他四位公主都远行塞外，随汗国可汗在漠北定居。 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皇家真公主，以她们特有的身份和大批随行的能工巧匠及伺服人员，潜移默化地将中原的文化传播到漠北回鹘汗国。而汗国的可汗，为了宠幸这些公主，也采取了许多文化上的措施，比如招募唐朝工匠修建具有唐朝风格的公主城，以使她们在遥远的漠北，依然能够感受到中原的文化氛围。 除了中原汉族文化，回鹘人在漠北还吸收了粟特文化。粟特人是中亚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追逐商业利益而浪迹天际。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大批粟特商人进入汗国，因其信仰的摩尼教被回鹘人接受并宣布为国教而地位飙升。他们不仅控制了漠北回鹘汗国的经济，而且成为能够影响汗国决策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粟特字母也被用来拼写回鹘语，形成了后来的“回鹘文”。逐渐被回鹘化的粟特人作为漠北回鹘汗国的有生力量，加快了汗国的社会转型，新的商贸理念促使大批回鹘人加入商人行业，并成为行走天下、贸迁有无的商业高手。 经过漠北百年的经营，回鹘人津津乐道自己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并在《九姓回鹘可汗碑》中用这样的诗句来描绘回鹘社会的巨大变化： 熏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 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 草原丝路不仅培育了回鹘，而且造就了回鹘。虽然在经历了漠北百年霸主之后因内讧和天灾而被迫西迁，但草原丝路的文化滋养却使回鹘成为一支具有文明素养的民族，并在西迁后很快找到新的发展机遇与方向。 二、回鹘与河西走廊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发生了毁灭性的天灾和人祸，在经营了96年之后轰然倒塌，并被迫举族西迁。西迁回鹘人分三支，其中一支进入河西走廊一带，随后以张掖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汗国。 甘州回鹘汗国时期（9世纪中后叶至1028年），正处中国历史的一个动荡时期。先是五代十国，继之宋朝建立，然后接着又是辽、金和西夏的崛起。中原纷争，河西走廊乘机群雄并起。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要冲，商贸发达、经济繁荣。千百年来，东西方民族穿梭往来，在互通有无交换商品的同时传播了不同的文化，逐步形成了以凉州、甘州、肃州、沙洲为中心的豁达宽容的多样性城市文化，回鹘人很快便在这里获得了新的生存机会。 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之后，迁徙到河西走廊的回鹘人开始小心地舔舐创伤。已经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心底里祈求光明之主的护佑： 永恒的明使，高贵的天神 请你们救救明群吧！ 清醒的牧羊人、监管者 是可爱的羔羊的疼爱者。[9] 回鹘人希望摆脱命运加在头上的阴霾，很自然地把精神投入到摩尼教的光环之中，希望在光明之源摩尼教那里寻求精神的归宿： 你保护了我们的身体！ 请你拯救我们的灵魂！ 我们向光明之神， 祈求幸福。 愿我们无灾无难！ 愿我们生活幸福！[10] 与此同时，回鹘人对河西走廊的多样性文化进行甄别，特别是仔细体味盛极一时的佛教精神。这体现在一首《三宝的描写》诗歌中。这首诗这样写道： 1 有个叫做“三宝”的词， 不知应该如何释之。 （佛）不由男奴、女仆所生， 不因静虑而感到悲伤， 不经乞食而得到报偿。 为（法）奴、法兄之福， 在空虚、坎坷的（？）地方， 正在上下不安地逃亡。 2 （法）在有功德的事业之力， 在先前法师的这些话里， 在穆斯林大食之事， 不知是否（还）在于先前有报之善事。 3 （僧）在难得的人道， 在做功德，哪怕是微不足道， 在译八千经的酬报， 在应去无数次的事业之道。[11] 这首16句诗文是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回鹘文文献。有意思的是，这篇回鹘诗文是写在一件叙利亚文景教文献的第二页上。这件景教文献的内容是《旧约》摘录。从诗文的内容上看，应该是研读了《旧约》摘录后的心得体会。似乎诗文作者由景教联想到佛教和伊斯兰教，并试图概略这三种宗教的基本精神。这说明丝路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促使回鹘人思考不同宗教的基本精神，以寻求彼此的和谐共生。 甘州回鹘逐渐对盛行河西走廊的佛教产生兴趣，并产生大批信徒。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12] 甚至在《宋会要》中还记载了200多回鹘僧在乾德四年（966年）前往天竺取经。[13] 随着对佛教经典的关注与翻译，回鹘人也把目光投向印度的英雄史诗《罗摩衍那》。一件弥足珍贵的回鹘文写本，正面为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背面则抄写的是罗摩的故事： 这名死敌（指十头魔王——译者按）顽劣至极，荼毒生灵，将那些已故去的可爱的先人，[不管]年老的和年轻的，强壮的和羸弱的，及[那些]……的人们，不管是向善爱施的权贵，还是富人与穷人，所有的生命他都毫无区别地予以毁灭。罗摩、罗什曼那等英雄，将死敌……一个不剩，悉数予以歼灭。[14] 这些印度文学作品，通过回鹘文翻译而在回鹘社会传播，不仅促进了回鹘社会的良性发展，而且唤起回鹘人对新领袖的期望，期望他能够珍爱自己的族胞，带领族人在新的土地上获得发展： 你是我们强大的大王， 你像金块一样圆满， 你像圆柱一样壮观， 是我们高贵的贤王。 把大众平民百姓， 在你宽大的怀抱， 在你长长的衣襟， 你时时看护关照。[15] 甘州回鹘佛僧在沙洲佛教胜地敦煌获得了更多的进修与交流机会，回鹘可汗以及贵族也渴望通过拜祭和捐建千佛石窟而受到佛祖的眷顾与护佑。在沙洲敦煌石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石窟，至今保存有许多回鹘王子礼佛图、回鹘公主礼佛图，以及许多回鹘供养人画像，印证着回鹘人对佛的礼拜。 随着佛教在回鹘社会的传播，佛教徒逐渐取代摩尼教徒而对回鹘社会发生影响，并代表甘州回鹘可汗前往沙洲归义军政权、吐蕃、西夏、辽、金，以及中原宋王朝展开外交活动。杨富学教授曾在《佛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一文中指出：“由于宗教信仰相同，回鹘佛教僧使在中原地区的活动空间会比摩尼教僧大得多，更便于与崇奉佛教的中原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进行沟通与交流。”[16] 而甘州回鹘与沙洲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的联姻，则巩固了河西走廊稳定的政治格局，保证了该地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健康而稳定的发展。 甘州回鹘汗国存在了200多年，其相对温和的政治品性对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回鹘人善商，甘州回鹘汗国利用河西走廊的特殊丝路贸易通道积极发展经济，并努力消除吐蕃和西夏对丝绸之路的阻断干扰。宋代鄱阳人洪皓在他的《松漠纪闻》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多为商贾于燕……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17] 说明当时回鹘人在宋、金、西夏、吐蕃，以及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中，充当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为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到了元代，虽然甘州回鹘汗国已经消亡，但是回鹘人在河西走廊的影响依然持续。1275年，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代都哇，在成为察合台汗国可汗后，不愿服从元朝忽必烈的节制，发兵12万围攻元朝的睦邻高昌回鹘王国。高昌亦都护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为了维护元朝的统一而英勇战死，其子纽林的斤率部突围，东撤到凉州（武威）永昌府，并以永昌为临时王庭，节制河西走廊回鹘人的同时遥领原高昌地畏吾儿人。1308年，元武宗任命纽林的斤为畏兀儿亦都护，并赐“亦都护”金印。1311年，元仁宗即位，又任命纽林的斤为高昌王，赐“高昌王”印。1318年，纽林的斤去世，长子帖木儿补花继位。1328年，元文宗调帖木儿补花进京辅佐朝政，其高昌王、亦都护一职由其弟担任。元文宗为表彰帖木儿补花及其祖先的功勋，诏命制作《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现藏甘肃省武威文庙），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受诏撰文。虞集从漠北畏吾儿缘起说起，在历数回鹘人帮助唐朝剿灭安史之乱、帮助成吉思汗征伐天下等功绩后称赞道： 大夫嗣德，克敬以让。三命弥恭，世爵用享。佩玉琼琚，靖共以居。躬行孝严，服御不谕。肃肃雍雍，有察有容。亲亲尊尊，允德允恭。天子还归，大义攸征。大夫在行，民性以定。既安既宁，治久告成。[18] 在永昌还遗存另一块正面汉文、背面回鹘文的石碑《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这个西宁王忻都是原高昌回鹘王国的将领阿台不花的后代。阿台不花随纽林的斤率部迁到凉州永昌府后，一直辅佐高昌亦都护，其子孙忻都、翰栾承袭其职。忻都死后葬于永昌府石碑沟。忻都的儿子翰栾在元惠帝至正年间任中书平章政事，为了表彰翰栾家族辅政有功，元惠帝追封翰栾之父忻都为西宁王，并立《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铭》（现存甘肃省武威永昌镇）。碑文叙述了翰栾的父亲忻都公及其先辈“居官治世，克尽乃职，兴利去害，屡献嘉谋”的丰功业绩。 随着历史的更迭与变换，曾经对河西走廊政治、经济、文化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回鹘人，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其中一部分回鹘人进入西州与那里的族人汇合，一部分与藏族、蒙古族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裕固族，并以新的姿态开启了新的民族历程。 三、回鹘与丝绸之路 西迁回鹘的另一支到了西州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鲁番一带，建立了西州回鹘汗国——又称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在西州可谓如鱼得水，很快便获得了压倒性优势。 出了阳关，往西就是西州。中国唐代大诗人王维曾作诗送友人西行，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实，阳关之外依然还有清晰的故人足迹和中原文化印痕。 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1904年深入到吐鲁番，进入高昌古城，“在那里的一个巨大的形如大厅的建筑内，我们拆毁了一堵较薄的隔墙，这是较为近代的建筑。在这堵墙的背后，有一面古老的土墙，在古朴的墙面上，有一幅大型壁画的遗迹。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群摩尼教男女修行者正围着一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穿着摩尼教祭司服饰的人。这些摩尼教男女修行者依照他们各自的身分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些人物都以较小的比例画出，在他们的前胸，都用粟特文写着各自优美的波斯语名字。”[19] 居于最前面突出位置上的人物，显然是这幅画的中心，他身着白色服饰，被黄色月牙围绕着的红日衬托着，在他身后是三排排列整齐毕恭毕敬的男女。勒柯克认为，这个人物可能就是摩尼本人在摩尼教绘画中的传统形象。从绘画风格上看，这幅画吸收了中原绘画的许多技法，而且摩尼形象特征也东亚化了。[20] 吐鲁番正处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不仅往来商人如织，而且不停闪现着各国使节，以及不同宗教的修道、传教大师的身影。高昌回鹘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依托丝绸之路，拥抱各种文明。 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摩尼教在政治、精神和文化领域里还处于支配地位。受当地佛教徒营建石窟的启发，高昌回鹘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将摩尼教的光环映照在石窟壁上。在木头沟柏孜克里克石窟群中，现存第38号窟的正壁，绘有三身树干的三干树，即摩尼教义中的生命树，象征光明国王所占据的东西北三方，树上开着12朵大花，垂挂着累累硕果，树下围坐着身着白衣的男女信徒，虔诚地向生命树膜拜。 “柏孜克里克”是维吾尔语“山腰”之意，点明了石窟建造在火焰山主峰北坡山腰中，深处木头沟峡谷之内。38号窟里的壁画已经剥蚀严重，但仍能分辩出其它一些绘画的基本内容，其中一幅绘着一个吹横笛的乐伎，兴致高昂地舞蹈奏乐赞颂摩尼。另一幅画则表现了摩尼信徒追随在双翅天使的身后，祈祷获得新生。 在高昌的壁画中，我们也发现，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社会的牟羽可汗被置于众神的行列，他身披打着红色结的斗篷，头顶闪烁着圣光。为此冯·佳班评述说：“不仅东欧的肖像画家，而且中亚细亚的佛教艺术家都采用东罗马皇帝的无装饰的、红色的（紫色的）战袍，这种情形颇能说明形式因素的象征力量。”[21] 很显然，高昌回鹘人也吸收了这种艺术象征手法，把对祖先的敬仰与对神灵的敬畏结合了起来。 摩尼教壁画以及插图在高昌回鹘人宗教生活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对高昌回鹘人的艺术素养起到了很好的培育作用。回鹘人把希腊艺术、犍陀罗艺术、印度艺术，以及中原艺术很巧妙地与自己对艺术的理解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被称为“回鹘的艺术风格”。 同时，高昌回鹘人充分利用丝绸之路营造的和谐氛围，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坎儿井灌溉技术，在农业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北宋时期王延德出使西州，作《西州使程记》。其中写道：“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硙。地产五谷，惟无荞麦。”[22] 说明当时高昌回鹘人善农业，利用天山雪水灌溉农田。 现藏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的回鹘文《丰收歌》也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诗歌的手稿是由德国探险队在高昌古城遗址发现的，诗歌表现道： 走遍坎坷不平的田间， 平整高低不均的农田。 把扶耕犁弯坏身子， （不顾）晒黑口渴种地， 挥着坎土曼筋疲力竭。 勤奋苦干，从不愿坐， 把种子一粒一粒埋进土里， 巧妙地及时平地。 直至用泉水灌溉， 经历千辛万苦。 ……[23] 《丰收歌》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回鹘人的农耕生活，生动表现了耕地、播种、收割、打场、收藏等一系列农事活动。而且诗歌充满了乐观诙谐的情调： 愿装粮食的人， 挣破裤衩， 愿彩色的口袋， 撑破缝线， 愿花斑纹公牛， 磨破蹄跟！ ……[24] 希望多产粮食的心情跃然纸上。 高昌回鹘人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被王延德观察到，他在《西州使程记》中描写说：高昌回鹘人“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25] 高昌回鹘人春月游戏于佛寺庙区，也说明佛教在西州的盛行。回鹘人在强大的佛教文化感染下，也逐步放弃摩尼教，改而遵从佛愿。一批聪慧的学者将佛经转译成回鹘文，其中也包括佛本生故事。现在收集到的回鹘文佛本生故事有《善恶两王子的故事》《须达拏太子本生》《阿烂弥王本生》《大觉本生》《狮子本生》《兔王本生》《象护本生》《猴王本生》等等，尤以《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流传最广。《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善友和恶友的形象对比鲜明。通过二人的言行，宣扬了佛教普度众生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而在文学翻译领域最具影响的非《弥勒会见记》莫属。《弥勒会见记》以戏剧形式讲述了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故事说聪颖的弥勒自幼随跋多利婆罗门修行。有一天，跋多利婆罗门做了个梦，梦到释迦牟尼已成佛。跋多利婆罗门很想前去拜见释迦牟尼，但已120多岁行动不便，就派弟子弥勒等16人去寻找释迦牟尼。他们在波罗奈国碰到释迦牟尼说法，听完有关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后，弥勒向释迦牟尼请求自己愿做未来的弥勒，以解救众生脱离苦海。于是，弥勒降于一大臣家中，从宝幢毁坏一事中得到启发，便出家寻道，终于在龙华菩提树下修成正觉，并尽力解救受苦众生。全剧由序幕和25幕正剧构成，以“出生”“出家”“成佛”“会见”“转法轮”“拯救生灵”等情节为构架，描述了弥勒佛传奇的一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剧本。《弥勒会见记》最早是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语，再由高昌回鹘高僧智护法师从吐火罗语译为回鹘语。现存的手抄本大多是9-12世纪抄成。 生活于9至10世纪的著名高昌回鹘翻译家僧古萨里，一生致力于将汉文佛经翻译成回鹘文，以帮助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更准确地理解佛教的精神。其中最为著名并流传至今的译作，一是佛教大乘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另一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他的译文准确流畅，妙笔生花，不仅表明他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驾轻就熟，对汉族语言文字造诣很深，而且精通佛学，学识渊博，文学功底深厚。他从本民族欣赏习惯出发，将《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进一步加工润色，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从而使晦涩的佛教原理通俗化、文学化，为佛教在高昌回鹘王国回鹘人中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佛经典籍的翻译，印刷传播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这刺激了印刷术的提高。回鹘人借鉴中原泥活字印刷技术，成功研制回鹘木活字印刷术。 自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后，先后又在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这些木活字证明了回鹘人活字印刷技术的发达。 北宋毕昇（约970年-1051年）发明泥活字印刷后，彻底改变了旧的誊抄传播手段，使文化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中原汉字木活字是13世纪末由山东人王祯（1271年-1368年）研制，而回鹘木活字的使用时间要早于王祯。“通过近年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得知，集中出土回鹘文木活字的第464窟最终废弃于元代，考虑到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以及向西传播到西夏和回鹘，在结合回鹘在敦煌的史实，故将该窟所出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上半叶之间’，我们认为是可以成立的。”[26] 回鹘文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一方面证明中原汉字泥活字印刷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另一方面也证明回鹘人借鉴中原泥活字印刷技术而创新研制木活字，并将此印刷技术继续向西传播。“如今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既有与方块汉字活字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而与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显区别。它属于‘中介类型’的活字，从而使我们似乎找到了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中缺失的一环。”[27] 可以说，西方15世纪研制的活字印刷技术，得益于回鹘文木活字。 高昌回鹘人通过丝路大通道而获得的文化补益，使高昌回鹘人的文化素养获得飞速发展。由于高昌回鹘王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其文化亦呈现出多元的特征，波斯摩尼教、印度佛教、欧洲基督教和中原儒教（学）交融相处，共同成为社会的文化元素。 在成吉思汗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因归顺成吉思汗，其亦都护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特殊的地位使高昌回鹘王国的知识精英受到特殊对待。成吉思汗不仅任命塔塔统阿为国师，教授王亲贵族文化，而且命其用回鹘字母创制了蒙古文。 蒙元时期，大批回鹘精英奉调帮助治理辽阔的蒙元疆域。“在成吉思汗诸孙的统治下，波斯王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会计和重官都是畏吾儿人。”[28] 而中国元朝，更有大批畏吾儿人担任着从国师、宰相、尚书到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要职，并涌现出像安藏、阿鲁浑萨里、合剌普华、廉希宪、鲁明善、贯云石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促进了元代儒学的发展。 为了加强与世界联系，1272年，畏吾儿人亦黑迷失受元朝皇帝忽必烈派遣出使八罗勃国（印度南部的古国）。又于1275年、1287年二度奉派出使该国，并于1284年出使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 而走得更远的则是畏吾儿人景教徒拉班·扫马与弟子拉班·马可，他们于1275年从汗八里(元大都北京）出发，经宁夏、甘肃、高昌、喀什、伊朗、伊拉克，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觐。他们的西行不仅仅承担宗教的使命，拉班·扫马还奉波斯伊尔汗国的蒙古王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菲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陈述了景教派的教义，弥合了分歧，并使教皇承认了景教的合法身份。拉班·扫马的丝路之行是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与同时间逆向行走的马可·波罗一样，为东西方相互了解、相互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鹘人的历史始终与丝绸之路相伴。丝绸之路不仅培育了回鹘人的生命，而且滋养了回鹘人的文化。同时，回鹘人也以其独特的生存哲学和特殊的文化精神反哺丝绸之路，为丝绸之路注入了新的元素，为多元而和谐的丝路文明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第6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1981年。 [2] 《新唐书·回鹘传》，中华书局，1995年。 [3] 《册府元龟》卷994《外臣部·备御七》，中华书局，2010年。 [4] 《资治通鉴》卷226，中华书局，2011年。 [5] 《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 [6] 杨圣敏：《回纥史》，第2、3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7] （苏）伊西耶夫著，热夏提·努拉赫迈德译：《鄂尔浑回鹘汗国》，《民族译丛》，1987年3期。 [8] 《旧唐书·回纥传》，中华书局，1995年。关于请改“回纥”为“回鹘”的时间，《新唐书·回鹘传》说在贞元四年（788年）。具体时间至今仍存争论。 [9]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0] 原诗选自邦格《回鹘文摩尼教赞美诗》，载比利时《博物馆》杂志，1925年，38卷，22—23页；译文选自《维吾尔古典文学大系—上古至高昌汗国时期的文学》，15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3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2]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第1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1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十四，第7668页，中华书局，1957年。 [14] 转引自杨富学著：《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第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5]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6] 杨富学著：《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第2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17]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第1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8] 武威通志编委会编纂：《武威通志》，第3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19] （德）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47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德）冯·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第44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21] （德）冯·佳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第130页，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 [22] （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载杨新建主编《古西行记》，第15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第3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25] （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载杨新建主编《古西行记》，第16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 [26] 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62页。 [27] 彭金章：《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61页。 [28] （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商务印书馆，195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