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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一个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一定是独特的、个性化的。马步升是当代文坛比较活跃、勤奋的作家之一，20多年来，马步升在小说语言艺术方面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借助语言文字，马步升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用小说的形式展示给读者，在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陇东”系列长篇小说《青白盐》、《一九五○年的婚事》和《陇东断代史》中，马步升将民间理念、革命反思、地域风俗、历史追问、世事无常、生活的认知、人性的探析以及精神的触觉等，都是通过语言文字展示给读者的。他的小说创作是有智慧的创作和有个性的创作，他一直埋头于写作时间中，营造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无论从题材、主题和语言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其小说语言显得卓尔不群：将粗粝、狂欢、机智、幽默、俚俗和雅致融为一体，将大俗和大雅和谐统一，其语言艺术的魅力得到了尽情的展示。 一、让语言与事实吻合 初读马步升长篇小说的读者，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很俗，甚至有些粗野。和以往作家的语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比如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的语言是那么地唯美，同这两位作家相比，马步升的小说语言，尤其是《青白盐》和《一九五○年的婚事》的人物对话语言显得非常粗俗，几乎都带有乡野的俚俗。这样的语言有的读者一下子不能接受，觉得他的语言不文雅。其实，这只是马步升小说语言的表象。读者多年以来习惯了于阅读一种几乎差不多的语言模式，这种语言模式就是白话语言模式，在小说中，人物人都说相同的话，体现不出其身份、个性和地域特色。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提倡用平实简洁的白话文，这种“白话文”明显地带有“欧化”的痕迹。近 100年的新文学运动，从语言艺术的层面考察，显然丢弃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优势，形成了一种中西文化碰撞的怪胎，缺少中国文化的韵味。马步升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小说创作实践中，他试图推翻这种不尽人意的语言现象，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体现地域特色并富有独特个性的语言风格。在吸收了唐人笔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语言养分的基础上，马步升开始突围，想冲出新文学语言模式的藩篱，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美学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应该是糅合古典小说的艺术养分，具有现代生活气息，体现出作家心灵真切的感受和感悟，让读者目骇神夺，魂醉魄迷的风格，即，拉近语言与事实的距离，实现语言和事实契合的审美目标，从而实现语言就是事实的小说理想。“语言是社会事实”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来的。索绪尔以言语活动为出发点，抽象出与言语相对的语言，并论证了作为社会事实的语言与其他社会制度之异同。索绪尔的论述有助于限定语言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认清语言符号的本质，从而将语言学研究引向一个全新的领域。索绪尔视语言为社会事实，指出这一社会事实有着凌驾于个人之上、深深打上集体烙印的规则和结构。语言是社会事实这一命题从方法论上将语言当作一个具有社会规约性的完整的系统，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个人心理主义语言观和自然主义语言观。它不仅回答了语言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将语言学正确地确立为符号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而为确立语言学研究的根本对象——系统之语言——找到了立脚点。马步升在小说创作当中，大胆尝试索绪尔的语言理念，逐渐达到语言和事实的契合。 小说是叙事艺术，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第一要务。人物形象是否鲜活、性格特征是否分明，这与人物的语言、行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优秀的小说家在人物塑造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这点，人物对话一定要与其身份、性格相吻合，体现其独特性，这样才能成为艺术典型。孔乙己满口说的是“之乎者也”的迂腐之词，祥林嫂说的是“我真傻，真的”的不断自责与悔恨之词，闰土则说的是“老爷、老太”一类的卑微之词。鲁迅小说人物对白达到了“与事实吻合”的境地，所以，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等人物形象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典范。《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的人物对话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马步升在其小说创作中，明确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人物对话与人物的身份是相符的，《陇东断代史》主人公马素朴是新式教育以来，全县第一个考上北平名校的大学生，但在学校他却染上了毒瘾，政府将他关进监牢，声言要枪毙。事实上，他成为政府的人质，他家和岳父家，都是富甲一方的财主，为了救他的命，倾家荡产，而他被假枪毙后，精神被彻底摧毁。回到老家后，他组织民众种鸦片，以种养吸，他虽继任家族掌柜，却百事不问，整日除了吸鸦片，就是读线装古书，成为有些人眼中的活圣人，有些人眼中的活死人。这个人物貌似与世无争，像行尸走肉一般地苟活着，但内心却有男人的尊严感和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在关键时刻，他的这种性格特点通过其口语得到有力的表现。例如，当他听到婆娘兄妹窑洞传出的破碎尖利的声音后： 这一刻，马素朴心火大发，一个丈夫的责任尊严霎时从遥远处蹦跳而来，一头扎进他的意识中，这是他第一次以一个女人的男人的身份火冒三丈，他左手抓起那杆铜头铁杆玛瑙嘴儿的旱烟枪，右手抓起那杆铁头铜杆老藤根雕的大烟枪，三脚并做两步，奔到婆娘所在的窑洞门口，左手高举旱烟枪，右手高举大烟枪，以志士赴国难的气概，大喝一声： “何方匪类，敢欺负我家娘子，马家岂无男儿耶！” 常年抽大烟抽旱烟，从来又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马素朴，一番心急上火已让他喘气不匀，从一孔窑洞奔到另一孔窑洞，二三十步的路程已让他腰腿虚怯，手舞两杆并不轻松的烟枪，已让他手臂虚飘，鼓起全部勇气的冲杀，已让他的精力消耗殆尽。马白脸并不费力地控制了马素朴，而马素朴意犹未尽，几番挣扎后，无奈余勇可贾而心无余力，只好用剩下的力气嘶喊： “不不……要……拦拦……我……妻辱……夫死……有何……惧惧……哉！” 以上文字将一个身子骨被大烟掏空，读书甚多却又迂腐、任性的人物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口中的语言充满豪情，与知识分子的身份非常吻合，他要勇敢地跳出来，保护他的妻子，但他虚弱的身子，只能让他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不……要……拦拦……我……妻辱……夫死……有何……惧惧……哉！”中一连串的省略号，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位“活死人”的气喘吁吁与力不从心。 二、在语言的大俗与大雅之间游走 “雅与俗对立统一的关系将永远存在，因为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永远不能整齐划一，高低永在，正如高山与大河一样，也正如‘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一对孪生姐妹注定要在世上相依为命。”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是两个极端，但是他们又是相互依存的，俗与雅亦是如此，这个和物极必反的道理有点相近。小说语言“俗”到一种极致，即成为一种“雅”。所以，我们中国艺术审美中有“大俗即大雅”之说。现代艺术是审“丑”的艺术，但并非赤裸裸地展览丑恶现象，而是通过夸张、变形、象征的手法揭示社会人生丑恶、荒诞的本质，这是关注现象背后的“深度模式”，是对形而上观念哲理的阐释。这其实也是一种“审美的升华”。俗比雅更能揭示内在的真实，更能激发深刻的美感，因为雅过于动人、过于鲜艳、过于和谐、过多地炫耀其外部，而没有表现其内部的深刻的本质，读者看到美的形象时过分陶醉、过分顺利地享受表面的愉悦，所以忽略了对深刻底蕴的追究。俗语对审美感官有阻拒性，但却引人追寻世界上最深邃的本质，所以仔细揣摩俗语，可以获得一种深刻底蕴的美感。文学语言中的俗语恰当运用可以化“丑”为“美”，提高艺术审美的蕴涵。 马步升小说语言的“俗”不是恶俗，不是将中国文化中的疮疤赤裸裸地晒给外国人看的那种俗。他的语言的俗是一种追求“让语言与事实吻合”的俗，是一种极善的俗，即不刻意追求所谓的“高雅”语言，也不刻意避免被人视作“世俗”的语言，只是顺其自然、心融于天，率性而为却不放纵，心法自然而无人为的语言。这样的文学语言看似普通到“俗”的地步，但又因其自然和谐而十分特殊，以至有“雅”的味道，是为“大俗即大雅”也！但丁在《论俗语》中明确指出：俗语要比书面用语拉丁语更“高贵”，因为它更“自然”。他用家乡方言佛罗伦萨语写成的不朽诗篇《神曲》是他真正用自己的实践佐证自己的语言理论。他指出：“拉丁语作为书面用语，要比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日常用语优雅、华丽，却由于远离了生活在俗语当中的大众日常生活，而日渐缺乏健康的生命力量，显得苍白空洞。俗语即日常生活的语言，却能生动活泼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富于新鲜而有活力的词语。更何况，俗语作为家乡的语言，总能维系对于家乡的感觉，还可以很自然地把同属一个家乡的成员结合在一起。只以非日常用语的语言为荣，而以日常生活所用的俗语为耻，这是十分可鄙的。作家的任务就是提炼俗语，使之成为光辉的语言，进入到文章的庙堂中。对俗语那粗野的词汇、繁杂的结构、错漏的语句和村俗口音中有所选择、进行提炼，达到优美、清楚、完整、流畅的程度，从而富于激荡人心的感染力。这种光辉的语言不是某种特殊的方言，而是吸收了许多方言的精华，保留了俗语本身的力量，却更优雅。” 马步升本人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借助于《一九五○年的婚事》主人公马赶山之口表达了他对俚语、俗语的理解：“自从何自叙上任后，马赶山在正式会议上，似乎不会说粗话了，表现得比文明人还文明，乍然走了束缚，他也有了解放的感觉，他从心底认为，所谓的粗话脏话，其实都是老先人发明、整理、总结的文明成果，那些官话，所谓的文明话，表达起某种情形来，实在是隔着裤裆揣逑，只是个大估摸，车轱辘话，反正都能说，滚了半天，又滚回原地了。……在城市说城市话，在乡村说乡村话，对着先生说孔夫子，对着杀猪的说拔毛翻肠子，吃饭时说吃饭话，拉屎时说拉屎话……”这一段心理自白，道出了俚语、俗语之独特性以及表达的准确性。小说要描写和再现的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在人物对话、心理描写中，俚语、俗言能恰如其分地展示地域特色，人物语言紧贴人物身份，真正体现出其个性特点，这是小说语言塑造人物形象不可或缺的。《金瓶梅》、《水浒传》中的人物对话与心理语言都体现出山东方言的地域特色，这恰恰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所以说，在小说人物对话与心理描写过程中，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小说语言需要鲜活、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语言塑造人物形象，这既是小说艺术表达的需要，也是构成小说独特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马步升在 小说创作中，将语言的“雅”与“俗”进行了很好的技术处理，使两者达到了有机的合理分配与和谐统一。 （一） 叙述语言的雅致化 细读马步升小说，读者就会发现，在人物对话的俚俗与粗野之外，其小说的叙述语言是相当的雅致的，这些叙述语言不但文白兼备，既汲取了中国文言文的精华，又富有现代白话文明白晓畅的特点。马步升的小说语言，既有天赋，又有后天的辛勤磨练。对明清小说的大量阅读和常年写作的实践，使得其小说语言日臻完善，个性突出。众所周知，小说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语言水平的高低。因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它是用语言叙述情节、塑造人物、描绘各种生活场景的。小说家的小说才华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语言方面，一个描摹力不强的小说，即使叙述的技巧如何先锋、思考的问题如何重大，也不会是优秀的作品，因为缺少了形象艺术最本质的浮雕性。在叙事文学中，语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叙述语言，另一种是人物话语，包括人物的对话与独白。马步升小说语言该雅的时候雅到了极致，该俗的时候俗到了极致，大俗与大雅兼备。这是他小说语言突出的艺术特点，也是别人无法模仿的一个高度。马步升小说的叙述语言采用的是富有个性特点的普通话，而人物对话则运用大量陇东俗语、方言。《青白盐》、《一九五○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的叙述语言采用的是唯美、流畅的普通话，而人物对话则运用大量陇东俚俗方言，并且与人物心理、身份、环境一一对应，显得生动、别致、富有韵味。例如： 西峰人有个久远的传统，年是节，年是关，过节如过关，富人过年，穷人过难，喜庆中有着艰难。富人也一样，人来客去，熙熙攘攘，一个年过下来，累垮了。到了正月十五，才是一心不操，赏着灯儿，吃着元宵，识文断字的人儿，喝着小酒，制几个谜儿，猜几个对儿，对对子，行酒令，琴棋书画，吁嗟呜呼，把积攒了一年的斯文，在这一夜，尽数排遣去了。过了这一夜，年算是过完了，该干啥干啥去，新的一年开始了。 这是《青白盐》的开头，这段叙述语言文白夹杂，有相当深厚的语言功底，透过这段文字，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人情怀，“琴棋书画”是中国文人情怀的重要标志之一，马步升在《青白盐》开头看似闲散的一段叙述语言，实际上表达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痴迷，也 体现出其深厚的文化学养。这段话从语言“雅”的方面衡量，可以说是汲取中国文言文传统的“雅”。在马步升小说叙述语言中不时夹杂着一些文言文，如《一九五○年的婚事》中“古里赧颜说”、“柳姿一哂”等。 一条来自京城的禁令，彻底改变了员外村人的生活。这条来自遥远的禁令，携带着正月里酷烈的西北风，像一片枯叶，落在了员外村。轻飘飘的枯叶落在员外村的土地上时，那就不是一片枯叶的分量了，说是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暗夜里的一道闪电，平白无故从空中跌下一个人，都行的，任何比喻都比不上这条禁令带给员外村的震撼。 这是《陇东断代史》的开头，这段叙述语言清新、流畅而又雅致，具有生动的形象性。以上语言做到了摹形写意，把无形的心理感受变为有形的心理感受，达到一种如临其境的审美境地。这种叙述语言也很雅，这种“雅”与《青白盐》开头的那一段“雅”是截然不同的，这是 新文学语言体系中的“雅”。 （二）人物对话的俚俗化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虽然是作者虚构的，但离不开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地域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沉淀于人们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而成为小说创作反映与揭示的对象并为之提供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生长于斯的作家的审美理想、美学风格、艺术技巧与语言运作”。马步升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陇东系列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人物对话的活灵活现，都是他将个性化的语言和俗语有机地糅合在一起，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俗语在文学写作中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以用的，但丁认为“只有才识过人的人才能使用这种语言，别人不配……，既然语言作为工具对我们的思想之必要正如骏马与骑士，既然最好的马适合于骑士已如上所述，那么最好的语言就适合于最好的理想。但是最好的思想只能来自天才与知识，所以最好的语言只适合于那些有知识、有天才的人；所以最好的语言并不是对一切写诗的人都适合的，因为许多人写诗既无知识也没天才，这样最好的俗语并不是适合于一切写诗的人的。”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只有具有才情的人才敢大胆使用俗语，为表达思想服务，马步升正是这样的写作者。认为他的小说语言粗俗的人，只是一些“既无知识又无天才”的芸芸众人，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罢了。 “唉哟，好我娃的干大哩，你是噙着冰糖打呼噜装睡哩，还是胳肢窝里插上鸡毛装老鹰哩，搞生产是你们搞的，闹妇女解放也是你们闹的，我们平头百姓，不听你们的是错的，听你们的还是错的，你还问我到哪里浪荡？你说说我能到哪里浪荡，县城的班子店都让你封门了，我最多是到县城看看娃他干大好着吗，不料想，到半路碰上了。” 这是村妇狼茬婆与同村的两个妇女到县城闹离婚时在半路上遇到马赶山时与他的对话。狼茬婆开口“唉哟，好我娃的干大哩”这一句话，就把一个泼辣、大胆、粗俗，口无遮拦的妇女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娃的干大”在陇东民间有特殊的含义，人们口头上随便称呼的干大，除了表叔的意思，还暗指这个男人与娃娃的妈妈有暧昧的关系。狼茬婆这一句对县长的开口说话就够大胆、无理的了；再加上“你是噙着冰糖打呼噜装睡哩”“胳肢窝里插上鸡毛装老鹰哩”两句谚语的使用，把马赶山县长讽刺挖苦了一番；紧接着再一个质问，一番自我回答，足足显示出这个农村妇女的厉害和能言善辩。经过马赶山的怒斥之后，狼茬婆的话依然软中有硬，以退为进： “啊哟哟，好我娃…… 我的县长大人哩，我一个婆娘家的，谁敢和政府对抗嘛，我的头要是西瓜，你一刀剁开，就看得清是红瓤还是白瓤了。真正的嘛，是县妇联那个柳主任动员我们去县上闹妇女解放的嘛。哦，对了，就是那个脸脸儿白白的，奶奶儿翘翘的，屁股蛋子圆圆的那个柳主任嘛，我们不愿意去，她大会小会的，又是要没收土地，又是要开群众大会的，我们吓得一晚夕一晚夕缩到被窝里，和娃他大都不敢放开做那事儿嘛，生怕闹出什么动静来，破坏那个革命啥的。哦，我是个不学好的婆娘，你问问她两个嘛，她们可是县长老爷树立的先进呀。” 狼茬婆在这段话中，首先摆出自己“婆娘家”的弱势地位；然后用一个比喻，表白自己的清白；再次引出柳主任的宣传，把自己上县城的责任推卸掉；最后还装出一副胆小怕事的模样。这样的语言描写，传神、生动，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方言土语凝聚着陇东人的文化精神与智慧，是当地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解读，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各种欲望。小说要描写一定文化区域里的人，要向这些人的精神的深层世界掘进，马步升在方言土语中找到了这些乡党们精神存在的家园，并将其游刃有余地展 现给读者。 （三） 心理语言的个性化 马步升小说语言系统化地试图颠覆传统的规范语言，把常规的表达转化成具有表现性的粗俗化的表达，使文字充满张力，从而达到个性化。 “唉，日他的妈妈哟，我简直是个饿疯了的叫花子嘛，逮着一顿好饭，就要往死的吃啊。” 这是《革命切片》中祁如山在与那妃发生性关系后的一段心理描写。这是一个男人第一次接触女人后的发自内心的感慨。“日他的妈妈哟”不是骂人的话，这是祁如山在极度快感之后的感叹。然后是一个比喻句，把自己多年的性饥渴比作“叫花子”,把与那妃的男女之欢比作“好饭”，把自己强烈的性欲比作“往死里吃”。这些语言把常规的表达转化成比喻，显示出强大的表现力，使得文字具有感染力，富有韵味，耐人寻味。另外，为了增强文字的传神和语言的张力，作者在描写中用了大量粗俗方言。打破语言规范化的有效方法就是应用方言。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小说之所以给读者以真实的感受，关键在于细节的真实。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再搭配上鲜活的方言与民间语言，小说的艺术含量就会大大提升。马步升小说语言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尤为突出。 语言是作家和外界进行情感交流和思想对话的重要媒介，它是区别作家间个性魅力的重要表现特征之一。马步升将小说语言的俗与雅达到了和谐统一，构筑了其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小说思想意蕴借助语言艺术魅力得到提升。但是，作为一名地处中国西北的作家，马步升小说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被国内众多的评论家、读者所认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虽然马步升小说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大浪淘沙，好的作品将一定会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马步升的作品会得到应有的认可和重视。 原文载于：《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5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彭青，女，甘肃临洮人，兰州交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