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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学做出了全方位的展望和期待，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崇高风格的重倡与张扬。 古罗马时期的郎加纳斯，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深度论述崇高风格的文论家，著述《论崇高》体现了其核心美学观点。郎加纳斯认为，崇高首先表现为一种大美或壮美，这种美来自于主客观的融合；就客观层次而论，大自然中的崇高事物，如尼罗河、多瑙河、星光、火山等，都使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宏大与超迈；就主观层次而论，人生来就有向往崇高事物的天性，加上自然界的崇高事物对人的潜移默化，使人逐渐养成向往崇高的审美理想和热爱崇高的审美情趣，培育出由丰富的思想和激动的感情所形成的伟大心灵。在郎加纳斯看来，外界客观的宏大超迈与内在主观的伟大心灵的结合，构成了“崇高”的基本内涵，用一句话来表示，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崇高之美就文学而言，是通过文学风格体现出来的，即崇高风格。郎加纳斯指出，崇高风格的语言可从五个方面探析：“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情感”、“运用藻饰的技术”、“高雅的措辞”、“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郎加纳斯的崇高美学因为阐发了文艺的普遍规律，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近现代的西方文艺产生过重大影响。朱光潜对郎加纳斯的崇高美学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认为其使“文艺创作方法的重点由贺拉斯的平易清浅的现实主义倾向，转到要求精神气魄宏伟的浪漫主义倾向”。 在中国文学史上，崇高风格有着久远的传承。庄子散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庄子散文的崇高风格基于其哲学的滋养，“庄子的美学和他的哲学是浑然一体的东西”（李泽厚《中国美学史》）。庄子哲学认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种强调主体与宇宙相融合的哲学观念，反映于审美实践，就形成了庄子散文注重通过外界客观的自然万物的宏大形象以传达内在主观的理想精神的崇高风格。屈原在诗歌创作中，充分展现了崇高风格的美学魅力，而崇高风格是屈原人格的全面释放，折射出屈原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对国之衰微、民之疾苦的沉痛忧患。司马迁曾言“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道出了屈原诗歌崇高风格的形成机制，这也回应了郎加纳斯的观点：言辞的伟大来自思想的深邃（《论崇高》）。杜甫诗歌亦具崇高之美，诚如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论，“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容到人所不能涵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杜诗中充满了大自然的伟岸形象，那高山峻岭无不峥嵘挺拔而兀立于天地之间，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的三峡，“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的剑门；再看那河流海洋，可谓宏阔流长、波涛连天，如“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的三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长江，“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的曲江。杜诗的崇高之美，不惟来自于诗人对大自然阔大形象的捕捉与抒写，更来自于诗人对人生理想的追寻和对国运沉沦的忧愤，由此形成了杜诗特有的沉郁雄浑的气象。杜诗无疑诠释了崇高美学的根本特征：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崇高风格不仅在庄子、屈原之后的古代作家中代代相传，而且在现当代文学中也焕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毛泽东诗词表现出鲜明的崇高风格，并对崇高风格注入了崭新的内涵。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眼光和革命家气度胸襟，使其能举重若轻地把握现实、历史和未来，形成大气磅礴的艺术构思。在毛泽东诗词中，壮景、豪情和哲理得到了深度融合，而无不灌注着革命内容，读来令人心灵为之震荡、精神为之昂扬、意气为之奋发。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的“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飓风”、“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毛泽东诗词是与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建设史联系在一起的，诠释着革命者涵古纳今、指点江山、蔑视艰难困苦，领导人民群众创造新世界的万丈豪情。“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的风格主调为崇高，而塑造层出不穷的英雄人物是这个时期崇高美学的主要表现形态，这种倾向可以从客观情境与主观诉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客观情境来看，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英雄人物的涌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因为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历史生活，都满蓄着革命英雄主义的色彩；从主观诉求来说，当人民面对虽然贫穷然而充满希望的新中国时，需要从那些英雄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需要崇高风格的文学，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够唤起和释放人民建设的激情。“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出现，就是这个时期具有崇高风格的代表性作品。这个时期的崇高美学，可视为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学，是对崇高美学的拓展与升华。 “十七年”之后，崇高美学在当代文学的演进中承受了三次强烈冲击，经过这样的轮番冲击，崇高美学不仅失去了主导地位，而且似乎越来越变成了“禁区”。“文革”时期，在“三突出”等极端化原则的运作中，英雄人物被塑造成脱离历史理性、现实依据和人性诉求的纯粹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人物，英雄人物的异化实际上也是崇高美学的异化，这是崇高美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所经受的第一次重大冲击，也是理论者和实践者公然以崇高之名解构崇高美学的行为，自此崇高美学便失去了引领中国文学发展的号召力。进入新时期，人们在对“文革文学”的反思中，将目光对准英雄人物和崇高美学，由对“假大空”的英雄人物的否定延伸到对崇高美学的否定，那时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和创作倾向，便是“躲避崇高”。新时期理论者对崇高美学的解构，与世界范围内解构“宏大叙事”的风潮遥相呼应，这是一次漫长而彻底的解构，经过这次冲击，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学渐渐丧失了理论的合法性。随着消费语境的产生，仅存的崇高美学的微弱气息也被商品意识形态所荡涤，至此，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美学几乎完全退出了当代文学史。尽管新时期以来理论者不遗余力地解构崇高美学，但读者对英雄人物和崇高美学的期待似乎并没有减弱，为了迎合读者的需求，理论者开始从“民间”发掘英雄主义元素，于是携带着民间气息的草莽英雄与侠客好汉纷纷出场，即使是革命叙事，主人公身上也不免带有浓厚的江湖气。还应该看到，在商品意识形态的鼓动下，书写者展开了新一轮“假大空”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这些人物往往被塑造为具有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呼风唤雨、穿越时空、随意变形，这样的所谓英雄已脱离基本的理性。 据上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理论者虽然“成功”解构了革命英雄主义崇高美学，但他们并没有提供一种能够适应时代诉求的震撼人心的崇高美学。理论者从“民间”，从中国传统的侠义、言情、神话等作品中汲取英雄主义元素，并让人物经历古代或现当代事件，将其组构为“新的”崇高美学，这样的美学不可能蕴蓄思想的深度与博大，更不可能是作家“伟大心灵的回声”，所以，这样的美学是伪崇高美学。纵观中外文学史，代表一个文学时期高度的文学，往往是彰显崇高美学的文学，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新时期以来尽管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却始终不能形成“高峰”。商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更与崇高美学无关，郎加纳斯指出，一个作家如果被金钱和享乐的贪求所腐蚀，就等于将整个身心投入了深渊，“人们一崇拜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发生”，“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论崇高》）。当崇高美学丧失，当代文学便失去了聚合力与号召力，各种文学的“丑书”便出笼：抄袭模仿、千篇一律、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搜奇猎艳、低级趣味、胡编乱造、牵强附会、炫富摆阔、一己悲欢、杯水风波。可见，当代文学到了不能不扭转的时刻。 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才大力倡导崇高美学，这是切合当代文学症候的一剂良药，是从改革开放40年当代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做出的准确判断，也是关系到当代文学何去何从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在新时代缔造崇高美学，所阐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其所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新时代文学为什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除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外，还因为任何作家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而当他以人民为中心，当他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诉求，才有可能形成“伟大的心灵”，才有可能形成“大我”，反映到作品中，也才有可能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进而形成崇高风格。只有崇高风格的文学才能深入人心、震撼人心，使读者经受灵魂的洗礼，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时代文学在继承中外传统崇高美学、总结革命英雄主义崇高美学的基础上，必将产生出新的崇高美学，迎来一个文学的高峰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