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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在搜集文本、编选作品的科学性原则中有“努力还原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除了记录口述了什么，还需要尽可能描述民间文学演述的现场和情境，注重记录民间文学的演述行为、方式和过程”的表述。根据该原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歌谣卷专家组在编纂体例中要求，涉及演唱行为的民间歌谣，需完整记录其歌词、曲调以及表演行为，重点关注每种体裁中具有区域、民族特点的这类作品。歌谣卷在编纂体例中提出这一要求，旨在努力改变以往歌谣记录中音乐与诗歌分离的状况，力求客观、完整地还原这类歌谣的全貌，提升歌谣卷的文献价值，能够为深化歌谣研究提供新型资源。 从发生学角度看，具有演唱行为的民间歌谣是以曲调和韵文共生体的形态呈现，这是其本质属性。王小盾先生认为:“作为音乐文学的内容因素的文学的发展，受制约于作为其形式因素的音乐的发展。任何一种韵文体制的建立，都是音乐形式更替的产物。民间文学代表了发生形态的文学，音乐性和表演性是它的基本特性。重视民间的文学创造同重视音乐对文学的制约作用，精神是一致的”。 从以上认识出发，描述此类歌谣应注意其体裁属性——发生和传播的特殊性，有助于加深对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理解。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观察到民间歌手记忆唱词的一些重要手段。他们往往以“听”的方式习得依附于曲调的唱词，演唱时则需要借助于曲调再现唱词。我们认识到，在汉语歌谣的唱词（包括各种衬词）同曲调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条件下，曲调对于唱词就有了特殊语调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唱词原有的语调功能被曲调替代。对于讲汉语的歌手来说，如果将民歌的曲调剥离出去，留下的唱词则形同残缺的语言而无法再现。民歌的曲调和唱词，犹如皮和毛的关系，如果民歌丢失了音乐部分，它的唱词也难以被保存并传承至今。在此类歌谣唱词的各种衬字中，很多具有结构意义，它们与正词结合在一起形成固定的唱词格式。如果把唱词同曲调分离开来，我们将无法辨认哪些是具有结构意义的衬字，更无法弄清唱词格式和曲调在节奏上的对应关系。 应该特别指出，以双重载体传承和传播的歌谣不是书写的文本形式，而是口头的。这一特征提示着音响材料在研究资料中的重要地位。记录此类歌谣不仅需在采集阶段要获取完整的音乐与语言材料，还需要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描述和整合，难点亦在于此。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口传性质以及语言和音乐合为一体的表演特征所决定的。 清代以前，反映歌谣流传情况的材料主要有散见于历代文献中的歌谣记录和历代文人辑录的民歌集。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被记录的歌谣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年代标记，反映着不同时期歌谣流传地的民众生活和民间语言。但缺少曲调记录成为这些文本的遗憾。因此，仅仅利用这些材料很难看清历代民间歌谣在语言和音乐上的整体面貌。 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的学术运动，在中国拉开了科学搜集和研究歌谣的序幕。当时的歌谣征集工作本着忠实记录的宗旨，提出“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等记录原则，从而基本保证了所征集的13000余首近世歌谣在语言方面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歌谣征集工作依据现代民俗学提出的科学、完整记录歌谣的学术要求，对民歌音乐方面的记录给予了关注，要求寄稿人注意“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但这个要求未能在歌谣征集工作中得以实现，其结果是《歌谣周刊》刊登的绝大部分歌谣仅仅是“有音节者”的唱词部分。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开创了音乐界搜集、整理民歌的风气。当时音乐界搜集民歌的目的主要是为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寻找素材，因此忽略了对民歌中传统歌词的完整记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70年代末，文学界和音乐界基本上分别延续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民歌记录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民歌歌词为主或者曲调为主的记录。 1979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历经40年，上万人参与搜集、整理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由县卷、地州市卷、省区直辖市卷构成的海量民歌资源库，大部分卷本正式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标志性成果，《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基本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民歌流传状况。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展开的同时，强调了完整记录音乐和唱词，少数民族语言唱词标注国际音标等要求。但在当时基层采录、整理工作的队伍专业构成、工作条件等限制下，很难全面达到上述要求，各地卷本在记录、整理的全面性方面略有参差。对于新编歌谣卷来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音乐描写方面仍有大量经验可资借鉴。 需进一步强调的具体方法有几点：1.客观记录“这一次”发生的音乐演唱表演，不根据记录者已有的音乐经验做调整，强调当次采录的真实性；2.覆盖面涉及每种体裁在不同区域、民族的代表性曲目，优先选择传承人的演唱曲目，从而构建出歌谣音乐地图；3.记谱中详略取舍，应清楚用记谱方式备忘什么。歌谣的音乐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曲体结构、句法、调式、音阶、骨干音、典型进行、旋律线、装饰音、节奏型、速度等。无论采用速写式的粗线条记谱，或用素描式的细密记谱，尽可能描述出某个曲调最具特点的音乐要素表现方式；4.特别注意唱词和曲调的同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唱词翻译应遵循原唱词的基本格律。 中国民间新编歌谣卷必将留下诗歌和音乐共生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