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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林纾、陈衍为何没阻止“废除文言”?

http://www.newdu.com 2019-08-19 爱思想 欧阳健 参加讨论

    
    
    在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将胡适诋毁文言,说成是“进步”的、“开放”的;林纾、陈衍反对废除文言,却成了“保守”的、“封闭”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有名的“八不主义”;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更露骨地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把中国二千年用文言做的文学,蛮横地彻底地否定了。
    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说:
    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之“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在此基点上,胡适大力鼓吹:“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借着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达到颠覆中国文学传统的目的。
    仅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比胡适年长三十九岁的林纾,便以《论古文之不宜废》作出回应。文章开首曰:“文无所谓古也。”文无古今,唯有优劣,故“汉唐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中文家林立”,而“马、班、韩、柳独有”;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魅力。胡适之所谓“八事”,不构成文言必废的理由;用白话作文章,谁能保证篇篇“言之有物”、“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呢?
    作为有民族责任心的老成人,林纾忧心忡忡地说: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向在杭州,日本斋藤少将谓余曰:“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时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日人则尽括而有之。呜呼,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夫马、班、韩、柳之文虽不协于时用,固文字之祖也;嗜者学之,用其浅者以课人,转转相承,必有一二钜子出肩其统,则中国之元气尚有存者。若弃掷践唾而不之惜,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论古文之不宜废》发表时,将“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与“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二句,用特大号字体排印,尤突现了林纾的殷忧。文中提到的斋藤少将,时为日本公使武官。日本的维新虽比中国早,却不一味图新而废旧,故斋藤有言:“敝国非新,盖复古也。”林纾发问道:“彼人求新而惟旧之宝,吾则不得新而先殒其旧”,岂不是太愚蠢了么?中国古籍如皕宋楼之藏书,为什么会为日人尽括而有之?恐与时人鼓吹尽废古书、尽废文言不无关系。“意者后此求文字之师,将以厚币聘东人乎?”后来的事实,皆不幸为林纾所言中。
    1919年4月,林纾又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进一步就“白话正宗”论与胡适商榷。文章说:“至白话一兴,则喧天之闹,人人争撤古文之席而代以白话,其但始行白话报。忆庚子(1901年)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一时。已而予匆匆入都,此报遂停。沪上亦闻有为白话为诗,难者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又说:“近人创为白话一门,自衔其特见,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林万里即林獬(1874——1926),1901年主持《杭州白话报》笔政,作《论看报的好处》,并作白话文鼓吹新政;五十岁的林纾客居杭州,为之撰《白话道情》,大受欢迎。行文本意在于提示胡适:即便是“倡导白话”的话题,“不知林万里、汪叔明固已先汝而为矣”,自己亦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立定有足够资格议论白话的前提下,林纾以高明的古文家身分,畅论古文的性质和功用,品隲唐文、宋文、元文、明文的优劣短长,洋洋洒洒,仿佛是信手拈来,挥斥皆成警句。如论明人之学汉,引白话小说为例以喻之,为“《品花宝监》学《红楼梦》者也”:“《红楼梦》多贵族手笔,而曹雪芹又司江南织造,上用之物,靡不周悉。作《品花宝监》者,特一秀才,虽极写华公子之富,观其令厨娘煮粥,亲行命令如某某之粉宜多宜寡,斟酌久之,如在《红楼梦》中则一婢之口吻耳。”不惟十分得体,亦为题中应有之义。即便是《红楼梦》赏鉴,早在1907年,林纾译《孝女耐儿传》即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其)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与十三年之后撰《红楼梦考证》、言“红楼梦的真正价值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的胡适相比,林纾谓“《红楼》一书,口吻之犀利,闻之俨然,而近人学之,所作之文字,乃又癯惙欲死,何也?须知贾母之言趣而得要,凤姊之言辣而有权,宝钗之言驯而含伪,黛玉之言酸而带刻,探春之言简而理当,袭人之言贴而藏奸,晴雯之言憨而无理,赵姨娘之言贱而多怨,唯宝玉所言,纯出天真。作者守住定盘针,四面八方眼力都到,才能随地熨贴。”无疑要内行老到多了。
    林纾也看到古文与时代不相适应的一面。1913年春秋之交,作《送大学文科毕业诸学士序》,勉诸生云:“呜呼,古文之敝久矣。大老之自信而不惑者,立格树表,俾学者望表赴格,而求合其度,往往病拘挛而痿于盛年。其尚恢富者,则又矜多务博,舍意境,废义法,其去古乃愈远……意所谓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熸者,所恃其在诸君子乎?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苟天心厌乱,终有清平之一日。则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未始非吾华之幸也。”1915年,为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作序云:“综言之,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孰于故纸堆中觅取生活?然名为中国人,断无抛弃其国故而仍称国民者。仆承乏大学文科讲习,犹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他看到了“世变日滋,文字固无济于实用”、“新学即昌,旧学日就淹没”的一面,但为了使“中华数千年文字之光气,得不黯然而瓒”,“明知其不适于用,然亦所以存国故耳”,都是十分通达的。
    《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坦然承认,随着时代的变迁,古文已退居次要之地位:“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一读古文,则人人瞠目,此古文一道已厉消烬灭之秋,何必再用革除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古文,甚至将古文斩尽杀绝。林纾深刻地指出:“其曰废古文用白话者,亦正不知所谓古文也。”这是为什么呢?他巧妙地借《水浒》艺术而言之曰:
    白话至《水浒》、《红楼》二书,选者亦不为错。然其绘影绘声之笔,真得一肖字之诀。但以武松之鸳鸯楼言之,先置朴刀于厨次,此第一路安顿法也。其次登楼,所谓揸开五指,向前右手执刀,即防楼上知状将物下掷,揸指正所以备之也,此第二路之写真。登楼后见两三枝灯烛三数处月光,则窗开月入,人倦酒阑,专候二人之捷音,此三路写法也。既杀三人,洒血书壁,踩扁酒器,然后下楼,于帘影模糊中杀人,刀钝莫入,写向月而视,凛凛有鬼气,及疾趋厨次,取朴刃时,则倏忽骇怪,神态如生,此非《史记》而何?试问不读《史记》而作《水浒》,能状出尔许神情耶?《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故冬烘先生言字须有根柢,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
    “《史记·窦皇后传》叙窦广国兄弟家常琐语”,见《史记·外戚世家》:窦皇后弟窦广国,四五岁时为人略卖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闻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窦皇后召见,复问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故曰“处处入情”。而“《隋书·独孤氏传》曰‘苦桃姑’云云”,见《隋书·外戚传》: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开皇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留在京师。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騃,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故曰“何尝非欲跨过《史记》,然不类矣”。林纾借此说明“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能读书阅世,方能为文,如以虚枵之身,不特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的道理,是令人信服的,也是符合文学演进规律的。胡适以“言文之背驰”与否,奉辽、金、元通俗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无疑是错误的。中国文化源头在先秦,没有证据表明其时一定“言文背驰”,而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以《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为代表的先秦史书,以《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莫不以其深厚的思想底蕴,成为后世取之不尽的思维源泉。胡适说“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表面上指“作文”,实际上是指“读文”,既不作矣,又何读焉?从而粗暴地切断中国文化的本源,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进一步申述他对“正宗”论的看法:“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
    
    
    果以篆籀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汉唐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为野老聚饮,类乎不类?”讲得十分中肯,可谓语重心长。“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实为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为了捍卫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文学,林纾不仅是坐而论道者,而且是起而行动者。且让先来看几则《申报》刊登的广告。
    1917年1月1日,《申报》有“丁巳年正月初五,《国文周刊》出版”的广告:
    诸君:知道国文的关系么?既然为了国人,别的学问,不懂还可;国文不能通,究竟有怎样的受累,诸君是知道了。本社同人,都肄业于上海国文专科学校,于国文的知识,本是粗浅不通;近年以来,得有一知半解,从此都起一心愿,要把这国文的题目,设法普及,所以联合同学,发起《国文周刊》,第一期于明年阴历正月初五,准定出版,以后每七日出一本。里头的材料,有为同学在校中研究的种种知识,有为校长教员指示文字上的门径,以及性情品行上学术上的指南,真是字字珠玑,语语金石。此外又有各省各县,及海外各埠,工界、商界、军界、路界、电界、矿界、航空界、美术界、译界等,许多同学的专门著述,分门别类,按期登载,甚是可观。每本只要六分,诸君所费不多,得了一定有许多利益。无论男女,要补习,要自修,要消遣,都离不了这本周刊。如愿预定,四个月是一元,定全年是三元,另给纪念优待券一纸。出版不远,快来预定,各处批发,又有折扣,预先接洽,勿错机会。
    
    1917年1月3日,又刊登“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兼收学员”的广告,落款为“主任陈石遗”。
    
    两年后的1919年5月1日,《申报》有《林纾主干函授部招生》的广告,内容包括:
    组织:本函授部为海内文人所组织创设,自民国四年,于今已有四载。宗旨:专门函授中国旧文学,旨在普及国文而维坠绪。分科:内部分文学选科、文科简易国文科。教员:林琴南、陈石遗、易实甫、天虚我生、王钝根、许指严、李涵秋、刘哲庐、李定夷、吴东园、潘兰史、蒋箸超诸先生。教法:讲义,改课,批答,观座。
    同日,又有《文艺丛报》的广告:
    ▲预约宽限半月
    ▲廉价赠品照旧
    ▲反对文学革命者
    ▲不可不读
    文学革命之声浪,喧传已非一日,至今益烈。本报旨在保存国粹,不能不竭力扶持,爰请文学名家林琴南先生及本报主任陈石遗先生,各著论说,以辟其谬。大凡事理,愈辩愈明,爱护国学者,诚不可不读本报,以明其旨也。
    
    可见,林纾、陈衍等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且通过办丛报、开函授班的方式,团结了一批文人学者,获得社会相当程度的响应。
    然而,握有真理的林纾、陈衍,并没有阻止“废除文言”的潮流;绝无学理根据的胡适,最后竟然取得了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
    1923年,胡适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说:“至于我作为成员之一的中国文学革命,我很欣慰地说,已经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们在1917年开始推展这个运动的时候,大家预计需要十年的论辩、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这一千年来许许多多无名的白话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赐,真可说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五年不到,我们这个仗就大获全胜了。”(转引自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209页))
    那么,一年多就把反对派打得溃不成军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耿云志是这样解释的:“在北洋军阀反动黑暗的统治下,白话文居然凯歌行进,无可抵御。这是因为它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不知史家为何未曾想到: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为何竟会成了胡适的支持者?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残酷镇压了青年爱国运动;1920年1月2日却遵照“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的意愿,颁布了废除文言文的法令,使白话文运动取得“迅速彻底的成功”,岂不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么?
    1920年1月2日,北洋政府颁布废除文言文的法令:“定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4月再发通告,分批废止旧国文教科书,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参改语体文”。胡适于1920年5月17日不无得意地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便可窥见这一切都是胡适操弄的结果。请看他1920年5月的日记(日记是表格式的,分“预算”与“实行”二项):
    20日,下午三点,预算:“国语会?”;实行:空白。
    22日,下午三到四点,预算:国语;实行:只讲了一点,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3日,上午九到十点,预算:国语;实行:√。下午三点,预算:空白;实行: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
    25日,下午四到六点,通栏: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席。是日大会,前日之委员会议案都通过。大会闭会。共开了五天会。
    国语统一筹备会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附设机构,成立于1919年 4月21日。会长张一麐,1915年任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辞职南归,其时挂名而已。副会长袁希涛,1917年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1919年代理教育总长,不久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洋考察。真正理事的副会长是吴敬恒,会员有由教育部指派的黎锦熙、陈懋治、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钱稻孙等,还包括由部辖学校推选的胡适、钱玄同、刘复、周作人、马裕藻等,与胡适关系都不错,遂让他主宰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务。
    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推举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为董事,陶行知为总干事,主要成员包括胡适、陈鹤琴、张彭春等,主导权又落入胡适手中。1922年7月5日胡适日记:“二时,分组会议,内中一项是我修正的,文在下页。”编者注:
    “手稿本”附有中华教育改进社汇编的该“议案”的剪报。“议案主文”原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胡适修改为:“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要于国语文通畅之后,方可添授文言文;将来小学七年实行国语教育之后,中等各校虽应讲授文言文,但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此类推。”
    
    与此同时,胡适又把手伸到了出版界。科举废除之后的新型学校,本来就需要新的教材,国文课本最是厚利之源。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得教育部批准,规定为各学校通用,就此大发其财。1917年的《申报》登有此类似广告,如1月1日有商务印书馆“通俗教学用书”的广告;1月5日有中华书局沈恩孚“国文自修书辑要”的广告、商务印书馆“普及教育之利器,教育部审定单级教科授书”的广告;1月14日有中华书局“国文教授之革新”的广告……随着“新精神”的贯彻,出版界必定会调整对策,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也成了参与运动的积极分子。
    胡适是最有商业头脑的。1921年11月14日,他参与了商务编译所政策的策划,日记中说:
    外人(如我们)对于商务的期望,是望商务能利用他的势力做社会先导,替社会开新路,引社会到新的兴趣、新的嗜好上去。替商务辩护的人对于这个冀望总是说,商务是一个营业机关,只能供现成的需求,也不能造新的需求。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只是片面的见解。天下没有完全天然现成的需求,也没有完全“无中生有”的新需求,天然的需求若没有人力去谋充分的满足,不久就会苟且敷衍的将就过去了。譬如行路的困难自然发生“引重致远”需求,但人们几千年来觉得轿子、帆船、小车、骡马等物已很可供应这个需求了;火车、电车、汽船、飞机等物的发明,表面上看来是供一种固有的需求,骨子里是同时造出许多新的需求。故我们可以说,供应固有的需求与创造新的需求,并不是两件不可并立的事,其实只是一件事。固有的需求如果他能继续存在,也可说是一种新需求,新的需求如果是可以提倡出来的,其实也是一个固有的需求,不过从前不大现罢了。故提倡白话并非完全造新的需求,只是供应一种显而未大现的旧需求。故市面上许多极不堪的小书——如男女合欢、新编牛皮大王趣史等——并非真能供应一种天然的需求,其实只可算是社会上本有一种看新书的新需求,而不幸遇着一种不满意的供应罢了。提倡新的需求(只要是真的需求)并不很难,也许极容易;供应固有的需求(若求供应的满意)并不容易,有时也许极易(难)做到。故提倡白话并不甚难,而编一部应用的字典反觉不易。
    这番对于需求以及创造需求的剖析,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家还来得高明。在胡适看来,提倡白话本身,就是在创造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他还直截了当地说:
    商务是一个营业公司,不应该牺牲营业的利益来应酬学者,学者也没有权利可以要求商务牺牲股东的资本来应酬他们。商务不印此书也罢,既印了一部书,就应该使这部书尽量畅销,使这部书尽量赚钱(即如我的《中国哲学史》,若每一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广告,决不止销售一万三千部)。故我以为编译所对于这一类书的政策应该是:凡认为值得提倡的书,应该用全力提倡,使他尽量销售,决不可错认准备为提倡。换一句话说:要拿营业的精神与手段来做提倡的事业。
    
    胡适最有创意的是设立教科书试验学校的建议,所提和方法又极为具体,如择定若干良好学校,小学中学皆有,不限于一地,但取成绩良好、有试验的精神与人才的(例如江苏第一师范的附小,如南京高师的附小),并捐助经费以为奖励,试验后再行推广之类。可见,掌握市场规律、运用商业手段来推行白话教科书,既为出版商觅到赚钱的新渠道,也为彻底废除文言文找到最有效的手段。1921年8月5日的日记,终于将他的战略目标挑明了:
    国语文学的运动:以前皆以国语为他们小百姓的方便法门,但我们士大夫用不着的,至此始倡以国语作文学,打破他们与我们的区别。以前尚无人正式攻击古文,至此始明白宣言推翻古文。
    在这新形势下,出版社纷纷跟进。1919年中,《申报》刊出了中华书局出版新教材《国语读本》的广告,打出了醒目的标题:“教科书大革新,又进步了”,广告词不啻一篇文章: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是进步的,不是守旧的。自从有了中华书局以来,教科书的进步革新,和从前迥不相同。
    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是我们向来主张的。教育部最近通令,从今年秋季始业起,第一二年一律改用语体文。
    这部国语读本,是用最进步的方法编的。第一册开首是注音字母,编制的方法和次序,都是最合于教授的。注音字母完了,接着是极短的语体文。第二册到第四册,由篇短语体文慢慢的加长,第五册到第八册,由国语进步到国文,生字一律用注音字母注音,总期四年毕业,语体文可以看,可以写,普通的国文,也可以大略明白。
    这部国语读本,还适合儿童心理的教材,适合现在世界和我国大势的教材,活泼有用的教材,切实有用的教材,总期儿童易于了解,四年上可以具完全做人做国民的知识。
    这部书编订的人,有国语大家王朴先生,国语学大家黎锦熙先生,研究各省方言的陆费逵先生,研究语法的沈颐先生,和学识经验很丰富的黎均荃、陆衣言、张相、戴克敦、刘传厚几位先生。
    这部书共八册,每册定价银一角,对折实售五分。第一二册已经出版,第三四册即可出版,全书于暑假中出全。
    
    面对由官方与商界联合组成的攻势,林琴南、陈石遗辈即便是满腹经纶、笔生莲花,编再多的《文艺丛报》,办再多的函授讲习班,统统无济于事,只能让文言教育淹没在《国语读本》的汪洋大海之中。耿云志描绘其时形势道:“胡适等人登高一呼,奋力提倡,遂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但几个旧文人不能阻遏,就是军阀政府的当权者们也无可奈何。1925年,当上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想利用权势来剿杀白话文运动。他点名嘲骂白话文的首倡者胡适。胡适则直指章士钊是‘反动激’,是‘落伍者的首领’。以致那时本已分裂的新文学各派人物一致对章实行反击。章士钊招架不住,失败而止。”(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5页)章士钊根本没有想到:教育体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木已成舟,生米早已做成熟饭,司法总长纵有三头六臂,管得了司法以外的事情吗?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林纾、陈衍没能阻止的“废除文言”,一百年后由胡适后辈搬到台湾上演了。台独分子大搞“去孔”,“去郑”,“去孙”,“去蒋”,却从来不“去胡”,因为他们都怀有“去中国化”的不良用心。
    “独派”一直视文言文为眼中钉,说它“充满中华民族主义色彩”,“阻碍台湾文学发展”。台湾教育部门的“国教课纲课审大会”,将高中“国文科必读古文”由20篇减为10或15篇,裁掉历代名家的经典之作。为了“顺理成章”让文言文在课本中缩水,他们把胡适搬出来以为护法,甚至打着“专业”的幌子称:“胡适曾批评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宣称“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作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要将台湾学生从这种“半死”的文字中解放出来。与胡适当年夸大“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同,“独派”却将日本人的文言文变成必修,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结,妄想在本土文化中加入日本元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针对台湾当局删减语文课本文言文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台湾岛内关于语文文言比例的争议,并不是一场单纯的“文白之争”,而是又一次“去中国化”的动作。其实质是要“灭其文”、“灭其史”,最终来一点一滴的去磨灭深刻在台湾社会,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心中的中华文化的痕迹,让台湾的年轻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的。删减文言文比例的倒行逆施,虽也遭到岛内的强烈反对,但批判的力度是不够的。请看媒体的报道:
    曹若梅调侃地说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要胡适怎么用白话文翻译?难道要说“两边的猴子一直叫吗?”
    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文言文是汉语的淬炼艺术,“从文言文学到什么是语言的精锤淬炼,才能更懂得怎么在白话文中挥洒自如、行云流水。”她对台湾教育现状表露出忧虑,“这样的教育政策,是要把下一代的年轻人带到哪里去?”
    台师大国文系教授徐国能说:近年日、韩、中国大陆甚至越南,都急着把中国古典文献和文言文转化成自己的文创资产,“我们却连这个都不留给下一代,难道要让中文经典未来都变成日本、韩国的吗?”
    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主任须文蔚指出:大陆从小学开始加强文言文教育,且陆生的阅读量非常大,台生跟陆生的语言能力差异很大。
    所有的批判,都未臻百年前林纾的高度。我们要把被颠倒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颠倒过来,大力肯定林纾、陈衍当年反对废除文言的精神,并给以崇高的评价。
    (《闽都文化与开放的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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