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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作家群的文化意义，通过雪山话语的建构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泽仁达娃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从题名上昭示了康巴作家群文学创作的文化指向性。它不仅隐喻了康巴作家群所在的康巴藏族地区的独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而且凸显着这些文化同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与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纪之交康巴作家群强势崛起意味着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语境下古老藏族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与活力，重新镀亮了金色的光芒。 康巴文化的发掘与建构 作为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居住区，康巴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部，遍布高山大川，地形地貌独特，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雪域文化光辉灿烂。康巴作家群生长在康巴地区的文化热土上，对康巴文化既亲近又熟悉，既热爱又敬畏，怀有深挚的文化认同感，并把发扬光大康巴文化作为神圣的历史使命。对他们来说，文学就是他们实现这种历史使命的重要手段。 在康巴作家群的笔下，康巴文化厚重、大气、刚健、雄阔、丰赡，如歌如诗，并水乳交融地渗透在雪域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康巴高原的雪山、江河、草原、村庄、寺庙、田野乃至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富于浓厚的文化意味，都包含着浓郁的人文情怀。尤其是康巴高原的雪山、江河都是文化的载体：圣洁的雪山是净化人的心灵的圣境，是人们的心灵栖居之地；奔腾不息的江河凝聚着强悍的民族魂，如同康巴汉子奔涌的热血。康巴作家从地域文化、伦理文化、民族生存文化与宗教文化等不同的角度、维度对康巴文化进行了富于创造性的解释。格绒追美长篇小说《青藏辞典》实则是一部包括康巴文化在内的青藏文化辞典。就其对康巴文化的解释而言，无论是康巴地区的山川人物还是草原风习，都构成了康巴文化的典型符码，隐喻着康巴文化的独特内涵，让人感受到康巴文化的洁净、瑰丽、刚健、雄奇与神性。在达真长篇小说《康巴》中，诚信是康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在康定城里，锅庄与商家之间的生意伙伴关系一旦确定就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不变，靠的正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种特殊的契约，这种契约便是“心诚”。在雍措长篇散文《凹村》中，康巴文化则展示为淳朴乡村的美，一种恬淡的生活情调，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一种人对于土地的深情依恋与热爱。正如雍措在《〈凹村〉创作感言》中所说：“凹村是美的，她的美表现在每一个凹村淳朴的人和每一件我讲述的事件上；凹村是美的，她的美表现在雨中、风中、说话声中及凹村一切生灵中。”在亮炯·朗萨长篇小说《寻找康巴汉子》中，康巴文化渗透在康巴汉子的文化骨髓之中。对小说中的康巴商人来说，信誉是为人处事的第一法则。正如小说所描述的那样：“我们藏人说，一个人的生命能值一百头牦牛，但信誉却能值一千匹骏马！”他们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世代传承，发扬光大。而对小说主人公尼玛吾杰来说，康巴文化就是一种舍小我、求大我，为了改变家乡贫困面貌、带领乡亲脱贫致富而贡献青春、智慧与力量的大爱，一种与时俱进、听从时代召唤的新康巴精神。亮炯·朗萨还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布隆德誓言》中直接解释说：“藏族人最信奉誓言，相信语言的魔力，相信身、语、意表征出的证悟，相信唇舌间发出的咒语和誓言。他们希望，语，不能有妄语、恶口、绮语（花言巧语）、两舌这四恶，什么话语只要是从心生，一旦说出，就是神圣的，就要践行，就要为此努力。”这些话更加证明了诚信文化在康巴文化与藏族文化中占有的极其重要的位置。在阿琼长篇小说《渡口魂》中，康巴文化浓缩为通天河（长江玉树段）畔的“渡口魂”。所谓“渡口魂”，正如小说中守护渡口的直本家族重要传人“爷爷”临终时告诫其后代所说：“要把渡口的灵魂传承下去，让直本的后人秉承做事公正、做人真诚、凡事怀有悲悯情怀、信守诺言、为人处世不碰触道德底线……”渗透在“渡口魂”中的，还有对生命价值的珍重与守护，对金钱、权势、名声的淡然处之，对亲情的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永不舍故土的情怀，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以及“顺命而不从命”的处世哲学。 康巴作家群还挺进到雪域文化的深处，努力地解密藏族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文化秘码，寻找高原民族的生存之秘。对生活在康巴地区的藏族来说，雪域高原一方面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制造了异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从社会角度来说，部落之间为了生存也充满了严酷的竞争，战争因此难以规避。然而，作为康巴地区的主人，无论生存环境如何恶劣，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动荡，康巴藏族都始终执著地生存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都始终追求着美好的生存梦想，并锤炼出了卓越的生存智慧。嘎子长篇小说《香秘》所表达的主题正在于此。小说取名“香秘”，其字面意义指的就是“香格里拉”或“香巴拉”的“秘密”。“香格里拉”与“香巴拉”含义相同，是藏语中与“秽国”相对的“净土”，在小说中则是藏族部落所向往与追求的理想栖居之地。小说的主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方面，无论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执著地追求“香巴拉”是阿注藏族部落无可动摇的生存理想。比如，为了渡过冰河，帕加头人忍痛让女婿洛尔丹牺牲了生命。另一方面，一个民族要生存繁衍，光靠勇气与意志是不行的，还必须具备智慧。阿注部落之所以以聪明的狐狸为图腾，就是因为狐狸是具有生存智慧的动物。他们在更换部落头人时，对头人的一个首要要求便是具有带领部落生存下去的智慧。这一点，在帕加头人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现。他为人精明，见多识广，社会经验丰富，有着大局观念，能够在带领部落生存的过程中一一化解危难，因此成为了阿注部落头人的不二人选。他说：“阿注的汉子们，红狐狸祖先给了我们强健的身体，也给予了我们聪明的脑袋。我们不仅要用力气去拼命，还要有狐狸一样的智慧。” 以藏族作家为主体的康巴作家群对藏传佛教表达了极其崇敬的心情，并通过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的礼赞。藏传佛教提倡尊重生命，取缔杀伐，反对战争，提倡善行，重视精神修养，强调遏制人的贪欲等等，都体现了人类向善向上的努力。在长篇小说《青藏辞典》中，格绒追美这样描述：“活在追求功名利禄的尘世中，佛陀的智慧犹如一剂清凉的甘露，时时让我们警醒。”在尹向东长篇小说《风马》中，佛法精神在日月土司的长子江升身上得到了有力的彰显。江升一心礼佛，诚心修炼，广施治病救人的善举，受到贫苦藏民的敬仰与爱戴。 就对康巴文化的发掘与建构而言，康巴作家群展示了康巴文化的独特价值，卓有成效地发掘与阐释了康巴文化的丰富内涵，也表征了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地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 历史反思与现代性反省 对康巴地区民族历史特别是康巴土司历史的深刻反思与对康巴地区现代性进程的理性反省，是康巴作家群建构雪山话语的第二个重要路径。他们对康巴土司历史的书写，往往又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清末与民国年间康巴土司历史的书写上。康巴作家群在对康巴地区进行历史反思的同时也自觉地对现代性后果进行了反省，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深切忧虑。 尽管康巴文化是那样的璀灿夺目、具有神性光芒，但康巴作家群却在对康巴土司制度的书写中一致发现，康巴历史的深处充满了“吊诡”与悖谬。在长篇小说《雪山的话语》中，康巴土司的历史就是一部荒诞而血腥的权力、土地与财富的争夺史。为了保持军队的强大，贡玛土司不惜礼贤下士将江湖英雄豪杰美朗多青招募到麾下，尤其是不惜高昂代价将美朗多青从死神线上拉了回来。对他感恩戴德的美朗多青由此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当美朗多青对他的尊严有所冒犯之后，他对美朗多青的仇恨早已埋藏在心，只是因为政治需要选择了隐忍。当他渐渐老去，当他感到开始受到藏民拥戴的美朗多青将会威胁到他的土司继承者的地位之时，他果敢、阴鸷地运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将美朗多青的双眼弄瞎、左手砍断。古朗土司因为垂涎哥哥的土司权力，用重金收买三个杀手杀害兄长取而代之。为了逃避在拉萨学佛的弟弟的指责，为了欺骗世人，他又编织弥天大谎，对外宣称哥哥是仇家杀害的，然后将原来的三个杀手阴谋杀死，同时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但杀害同胞兄弟的古朗土司没有想到命运对他的捉弄，仅仅5年之后，他便死于朗吉杰布的刀枪之下，土司地位也被后者取而代之。在尹向东的《风马》中，清末与民国年间的康定历史就是外部势力与本地土司的权利角逐史，也是本地土司的衰落与覆亡史。在“改土归流”的大趋势下，面对强大的清末军事力量与民国军阀的打压，统治康定数百年的日月土司江河日下，朝不保夕。土司江意斋与他的弟弟、他亲生的两个儿子、他的二房夫人一一死于非命。来自外部的各种势力为了争夺对康定的政治统治，多次重复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游戏，康定因此沦为武人与军阀相互争斗、兵戎相见的演武场。 康巴作家群的现代性反省，来源于他们的文化忧患意识。这种文化忧患意识一方面是出于民族文化的衰落带来的痛惜，一方面表现为对堕落的现代城市文化的不满。格绒追美的作品《隐秘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很大程度上就是唱给衰落的民族文化的一曲挽歌。在追忆定姆村历史上“幸福时期”的文化时，作者表现出了浓烈的仰慕之情。然而，到了历史巨变的民国时代，定姆村的民族文化早已风光不再。在村里发挥文化核心作用的庞措·白玛活佛家族，历经十余世，其法力与命运一代不如一代。比如，第六世染上麻风病，第八世被定姆人砍头，最后一世在卷入世俗是非，并娶妻生子之后，一切“似乎都变得有些愚钝，法力顿减，圣迹也难以显示了”。由于利益的驱动与欲望的诱惑，定姆村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杀人、偷盗、抢劫及忘恩负义、恃强凌弱、见利忘义的行为屡屡发生，为争夺土边地角打架斗殴积习难改。亮炯·朗萨的《寻找康巴汉子》实际上是在对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比照中凸显康巴文化的美好特质的。在作者的眼中，城市中有很多病态与堕落的元素：“人们在城市制造和创造现代城市文明，同时也制造着横流的欲望，幸福与痛苦，痛快与失落、焦虑等交织在一起。”康巴地区的乡村虽然贫困，但却不失为拯救城市文化或城市人精神的一剂良药。城里的女画家叶丰选择背离城市，与前男友家崎分手，来到贫困但却文化内涵丰润的噶麦村与康巴汉子尼玛吾杰结婚，固然隐喻了康巴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融互补，但主要昭示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臣服或依归。乡村不仅是康巴汉子尼玛吾杰引以为自豪的“精神家园”，也是乡村人与城里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生态忧虑是康巴作家群进行现代性反省的一个重要方面。康巴作家群敏锐地发现，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挺进，康巴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受到严重威胁，康巴民族面临着失去美好家园的危险。不少康巴作家开始运用文学作品表达对康巴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谴责了人类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破坏生存家园的行为。在《寻找康巴汉子》中，亮炯·朗萨极为详细地描述了以噶麦村为中心的康巴藏区森林、植被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受到毁灭性破坏的过程，质疑了当地政府、商人与百姓由于片面追求金钱与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举动，展示了森林、植被破坏导致的“下游的灾害凸显，洪灾如魔兽不断出来作怪”的惨重恶果。在《青藏辞典》中，格绒追美干脆用“破碎”来形容地球被人类肆意破坏造成的满目疮痍的惨景。 人性探寻与人生意义思考 格绒追美在《青藏辞典》中高度服膺作家福克纳所说的这段话：“如果民族主义进入文学，便不再有文学。我再讲得详细些，我的意思是，值得诗人去写，值得人们去创造音乐、绘画的那些问题，是人的心里的问题，与你属于哪个民族，肤色是什么，没有一点关系。”对格绒追美等康巴作家来说，文学的民族性并不等于民族主义，恰恰要超越民族性与民族主义，要进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去探索与思考所有民族的共同问题，特别是深入探寻人性的复杂性，思考人生的意义。 人性中有善的因素，也有恶的因素。亮炯·朗萨在《布隆德誓言》中讲述了土司多吉旺登以各种阴险手段杀人于无形。格绒追美在《隐秘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发现：定姆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邪恶的“魔性”：胆大妄为，什么样的事情都敢做。一旦人性邪恶的“潘多拉魔盒”打开，人间的争斗便无休止地在定姆河谷上演。在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中，末代古朗土司朗吉杰布之所以取前任而代之与不断征战、吞并周围的许多土司，正是因为他有着“大地背不动的野心和欲望”。达真的《康巴》通过对康巴土司形象的刻画，表达了人类难以遏制与无限膨胀的财富欲、权力欲与扭曲的情欲。康巴作家群对普通人的“魔性”与土司的野心和欲望用文学的形式进行了充分的展现，既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也展示了人性中极其丑陋与污秽的一面，昭示了人性的困境与局限。 表现人生的困境，思考人生的意义，追问生命的终极价值是康巴作家群建构雪山文学话语的一个重要层面。泽仁达娃在《雪山的话语》中借作品智慧型人物阿绒嘎的口发出了这样的历史感慨：“为什么上千年的佛教，阻挡不了康巴人仇杀的脚步？！”宗教提倡与期待和平，但却消除不了战争，人类始终无法摆脱战争的阴云。作品中即使弄权一时、危害四方的朗吉杰布，最终也没有逃出争权夺利的历史怪圈，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惨死于仇人本登科巴的利刀之下。格绒追美在《隐秘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也借作品叙事人的口吻感叹道：“人间的烟尘一代代绵绵不绝，人间的纷争永无止境。”“纷争”二字委实显示了历史无限的苍凉与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在阿琼的《渡口魂》中，活着本身成为藏民最大的价值追求，为此一切贵重的财富都可以放下，一切灾难都可以应对与承受。在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中，阿绒嘎追求的人生意义就是能够跳出草原纷争，就是能够获得安宁的生活。这正如他的父亲生前所说的那样：“不要带冤仇回家”与“孝敬父母”。四处奔命的阿绒嘎深深认识到：“没有仇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他也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