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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里下河地区，南依长江，北近淮河，西有大运河，东临串场河。千百年来，里下河地区经历了从大海到瀉湖、瀉湖到平陆的“沧海桑田”之变。里下河文明实际是大海、大江、大河共塑而成的河海水文化，由于海岸线东移及黄河夺淮等历史地理因素，里下河文明从水文化缓慢趋向陆文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民俗风情、文艺创作、哲学思想也随之变化，文学家、艺术家的地域分布、文化哲学与内涵，均因此而迁移、变异。元明清时期，《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窦娥冤》《镜花缘》《桃花扇》等一大批古典名著，与以扬州、泰州、盐城、通州、楚州为中心的里下河平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该区极为发达的长篇叙事文学传统。 一方水土一方文，以海盐文化、运河文化为滋养，以泰州学派、扬州学派为根基的里下河文明，是一个儒道兼容、南北联动、彼此开放的动态系统。这种动态系统和长篇叙事文学传统的积淀与传承，复现出当代里下河长篇小说的繁荣景观，形成了里下河地区三大长篇小说作家群，即兴化籍作家群、盐都籍作家群和东台籍作家群。这种高质量长篇小说作家集群现象，为当代长篇文学景观所独有，是千年里下河长篇叙事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兴化籍作家群，以毕飞宇的《平原》、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荷》、刘仁前的《香河》、顾坚的《元红》、刘春龙的《垛上》、姜广平的《蚌游河畔的爱情》等一大批“60后”作家作品为代表，是里下河地区最有影响力和创作激情的长篇小说作家群，集中地继承了中国乡土小说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乡土风情、乡村权力政治和人性变异方面探索颇深。盐都籍作家群，以“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为代表，聚集了李有干、曹文芳、陶林等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李有干的《大芦荡》《蔷薇河》，曹文芳的《紫糖河》《风铃》等，以儿童在里下河乡村苦难中的历练与成长为主题，表达人性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与道义追求，这种古典主义的写作手法，与沈从文、汪曾祺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并借助于曹文轩在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为欧美与东南亚文学界所认同。东台籍作家群，以鲁敏、杨铁平、薛德华、徐向林为代表，他们分别以《奔月》《世界的光》《狐雕》《指人译》等作品，以跨越式的多元视角手法，艺术地再现了当代城市与乡村多元复杂的人伦心理世界，拷问在网络传媒时代两性关系的复杂神秘，以及信仰缺失背景下的乡村宗教乱象与伦常败坏，写作手法上近似现代派、荒诞派等先锋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广泛多元，还是在创作手法方面的兼容并包，里下河长篇小说从传统乡土的现代转型起步，不断探索城乡文明交织变化带来的人性变异，在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性灵鬼神与幽冥空间的挖掘方面颇见功力。里下河长篇小说所达到的内涵与深度，引领“文学苏军”不断向纵深开掘，是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不可或缺的版图。 在当代里下河长篇小说中，刘仁前的《香河》《浮城》《残月》、顾坚的《元红》《青果》《情窦开》、庞余亮的《薄荷》、刘春龙的《垛上》、朱剑的《太平庄白话》、薛德华的《狐雕》等作品，是一组相互印证、聚焦呈现千年里下河原生态风情的现实主义系列小说，动态地绘制出一幅波澜壮阔、浑然天成的里下河水乡生活场景。刘仁前“香河”系列小说中的柳春雨、柳成荫，顾坚成长三部曲中的丁存扣、朱天宠，刘春龙《垛上》中的林诗阳等人物形象，反映出典型的里下河人性格，青春的血性与魔性，不断经受顺其自然的水性、千年民俗的日常性调整，最后在与现实传统、民俗乡情的妥协中，成长为一个顺应传统、时代与日常伦理的正常人和成功者形象。而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如《香河》中的琴丫头，《狐雕》中的许素玉，《情窦开》中的姚春花，则被动地接受了里下河女性传统中的纲常伦理，或嫁给强奸犯，或因丑事败露而自杀谢罪，再现了里下河女子在民俗传统中的悲剧性命运。刘仁前、顾坚、刘春龙、薛德华等作家所反映的里下河镜像，成为一个日渐消逝时代的景观记忆。在21世纪乡村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的大时代背景中，“香河”“垛上”的原生态人性人情具有标本式的意义和价值。 与镜像式地反映里下河人性人情相补充，毕飞宇、杨铁平等探索型作家，则在人性的复杂、深邃、变异方面，进行钻井式、爆破式的挖掘和表现。观《平原》，则毕飞宇的聪慧、犀利、泼辣可见一斑。《平原》中的“王家庄”，不再是恬静而唯美的传统里下河美景，而是充溢着愚昧、算计、抗争、非死即活的权力场域。毕飞宇对乡村权力政治的表达，接续了鲁迅式的睿智、深刻与悲悯，衔接了先锋与新写实小说中的客观与冷峻，他对小人物内在的生命力、残酷性等人性深处的卑劣、阴毒一面，有着明察秋毫的洞察力与表达力。《平原》中的王端方，正是在一场又一场生存性竞争中，从一个随母改嫁到外乡的“拖油瓶”逐渐成长为一个充满复杂能量的人物。毕飞宇通过王端方这一形象的塑造，刻画了一成不变的乡村政治对新一代农民的强大腐蚀力和改造力，王端方的成长成熟并不能改变他所在乡土的文明形态。因此王端方之类的形象不过是阿Q形象恃强凌弱本质的现代转型。毕飞宇对中国乡土、中国农民的忧虑，反映了新一代作家对乡土中国的再思考。《世界的光》是一部2017年在《钟山》B刊上发表的长篇小说，作者杨铁平借鉴莫言《生死疲劳》中“六道轮回”手法，以海陵市洋中村灭犬运动为背景，采取循环式的对话——独白手法，生动地展现了当代里下河的官民关系、经济关系、人畜关系，尤其是各种宗教系统在乡村中的斗争形态。无处不在的人性欲望与经济腐败，佛教、道教、基督教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导致了洋中村乡土人伦的集体失范，洋中村上访村民不断，男女关系混乱，官警商相互勾结，陷害报复仇杀自杀贿选前赴后继。在事关百姓生死的钱、人、房、籍、工、救、补、保等各种行政事务上，所有村干部集体沦陷。小说通过对人的世界与狗的世界的对比，以狗世界的忠义道德和新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的渗透，讽刺了洋中村人性的沦丧与异化。杨铁平对现代乡村社会的全景爆破式呈现，直击了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矛盾，提出了中国现代乡村意识形态的坍塌和美好人性的复苏与建构问题。 人性的复杂与善恶，是千古谜团和难题。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笔端之中，人性的复杂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呈现。在广袤的文学园地里，古典主义者坚信美好的人性理想。以曹文轩、李有干、曹文芳为首的盐都籍儿童文学作家，秉持朴素的人道主义文学观，创作了带有唯美倾向的《草房子》《青铜葵花》《大芦荡》等众多儿童文学作品。同为直呈里下河人的苦难，曹文轩以苦难历练少年的勇气和人格的坚韧，肯定善超越一切，以道义、苦难、美感，开拓儿童的“无限宇宙”，塑造未来的民族性格。在《草房子》一书中，曹文轩通过塑造“秃鹤”这个儿童形象，挖掘了“秃”这一生理缺陷带给孩子的痛楚、自卑与尴尬，探究少年如何在正视自我缺陷、人生痛苦中获得尊严和成长。李有干作为老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提醒儿童要适度关注生活的沉重与命运的挑战。《大芦荡》之《芦席》一章中，“我”的外婆将死，睡到了地铺上。“按照大芦荡的乡风，临终前的老人要从高铺上抬下来，在地上摊些稻草睡地铺，咽气时再抬上搁好的木板，后人就会往高处走。”在外婆咽气前的一刻，外婆仍以仅有的一点目光暗示着“我”的父亲给她翻个身，因为“给即将离去的人翻个身，儿女日后才有翻身的希望”。李有干通过对死亡场景的书写，写出了大芦荡人对于子孙后世幸福生活的期望，生命的消逝与传承由此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永恒向善的力量。李有干是曹文轩的文学启蒙导师，他们师生共同向世人传达着对善良的坚守，对正义的弘扬，对美的挖掘和表现，主张为儿童创作出打好“精神底子”的文学作品。 里下河长篇小说家聚焦里下河的共同书写，既承接了里下河地区千年的文脉传统，反映了里下河先民的审美气韵与人格风貌，又直面当代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阵痛与蝉蜕，与时俱进地揭示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问题与农民的复杂生态，为人们客观地思考里下河文脉传统与当代文学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