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代藏族女性散文的故乡书写，一方面富有浪漫的诗意之美，另一方面又有厚重的历史沧桑与切实的现实关怀。生态美学视野中的藏地故乡，是一首桃园牧歌。宗教情怀下的藏地故乡，既轻盈空灵又沧桑厚重，具有深广宏阔之美。藏地故乡书写显示出历史转型期间当代中国文化寻求定位的矛盾困惑。现代性进程带来生态危机、人文危机，这与原乡宁静和谐之美形成冲突。这导致对历史的回溯重构与现实批判成为藏地故乡书写的两大主题，显示出原乡依恋与现实文明的冲突。 关键词：当代藏族女性散文;藏地故乡;原乡依恋;现实文明;现代性认同 伴随当代藏文学的兴起，藏族女性文学也方兴未艾，显示出勃勃生机。其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出现。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群体为研究对象，例如刘大先的《高原的女儿:当代藏族女性小说述略》、朱霞的《当代藏族女性汉语文学浅论》、亚嬉的《新时期藏族女性小说发展轨迹》、徐美恒的《论藏族女诗人的诗歌特色》等。另一类是个案研究，例如徐琴的《月光下的吟唱——评藏族作家白玛娜珍散文集<月光下的西藏>》、李佳俊的《天然·灵气·困惑——浅析白玛娜珍的散文创作》、田泥的《谁在边地吟唱——转型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写作》、予一《卐——幸福之迷》、刘志华的《新秩序的诞生》等。上述研究着眼于审美、叙事艺术和民族文化精神。当前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于“藏地·故乡”叙事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个案研究：例如德吉草的《绿色的家园——谈南色小说中的故土情》《根，现实的依托——漫谈多杰仁青小说之根》《故土的守望者——章戈·尼玛与他的散文》、李静的《藏地故乡的文化记忆与书写——谈龙仁青的散文创作》、魏春春的《望乡——康巴作家尹向东小说论》、邱诗越的《原乡的变奏——阿来小说创作探析》《忧虑与期冀：原乡的守望——阿来小说创作探究》、张艳梅的《从＜角色无界＞看当代女性的被困与突围》。二是综合研究，例如王智汪的《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藏学故乡叙事》。上述研究者角度或着眼于故乡依恋或文明反思，缺失从性别视野剖析藏地故乡书写。 本篇论文拟从“故乡”书写角度探寻之。从性别角度梳理藏地故乡叙事的学术研究比较薄弱，以群体现象研究入手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区域，因而本篇论文以当代藏族女性散文的故乡叙事为研究对象，欲在此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补充。 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群是有文献记载以来的藏史中一道闪亮的新风景。历史中长期“失语”的藏族女性，来自历史深处的她们，是如何讲述藏地？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出走”和“回归”故乡已经成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常态，与之相随的是对故乡的守望与追忆成为故乡书写的常见情感模式。当代藏族女性散文中的故乡书写亦是如此。由不同文化场域穿梭带来的文明思考，在她们笔下表现为原乡依恋与现实文明的冲突。 在当代都市文明裹挟下，藏区广袤的乡村如何自处？当代藏族女性散文以平面视野展示从日产生活到建筑、服饰，从宗教历史到教育制度；再以纵深视野，从历史到当下，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书写了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藏地故乡。梅卓的《走马安多》书写历史，挖掘藏区灵魂，展示藏地深沉的宏阔之美，为现代人提供一方心灵的圣地。白玛娜珍的《西藏的月光》为当代物欲横流的世界呈现另一个浪漫唯美的世界净土。雍措的《凹村》则为现代人再现具有老乡土中国气质的温馨家园，凹村。置身于文明转型期间的她们，是如何抉择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如何表现故乡的前世今生？当代藏族女性作家笔下的故乡书写以不同书写风格展现了她们在现代与传统、故乡与他乡之间的文明抉择，或缅怀追忆历史时光，或质疑批判现代文明，皆显现出浓烈的原乡依恋情结。凸显人性美、人情美，充满温情颇具“朝花夕拾”之风的故乡书写以雍措的《凹村》为代表；极具柔美浪漫乡村田园风情的故乡书写，以白玛娜珍《月光下的西藏》为代表；具有浓厚宗教情怀与丰富人文地理知识的故乡书写，以梅卓的《走马安多》为代表；另外还有颇具浪漫英雄情怀的故乡叙事，例如梁炯·朗莎的《恢宏千年茶马古道》。她们笔下的故乡既是生我养我的地理性版图意义上的故乡，更是带有浓厚民族文化记忆的精神原乡。其故乡叙事既有个体小我的人性张扬，也有浓郁的区域族群意识，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怀是其故乡书写的基石与内核。 一、故乡：田园牧歌式的诗意栖居 在生态环境遭遇破坏的今天，藏区形象经历转变，由早期“蛮荒之地”到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间天堂”。“这既是当代物质文明建设后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之故，更有西方视野下的‘东方主义’情结，……”当代文学藏区书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将藏区作为世外桃花、人间天堂，具有乌托邦情结的书写模式。当代藏族女性散文与之存在一定的情感重置，显示为具有乌托邦情结的诗意故乡。 雍措笔下的“凹村”是超越区域局限的“凹村”，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美好的乡村邻里关系，温馨的亲情以及清新的风、漫山遍野的郁郁葱葱......充满人性关怀，是当代版的“湘西世界”；童年记忆中的美好快乐，再现鲁迅的“朝花夕拾”。意象之美是雍措故乡书写特点之一。这从一篇篇小文章的名字便可看出一二，例如《风过凹村》《又是一年樱桃红》《植被茂盛的地方》《梦里的雪》《让灵魂去放牧蓝天》《多雨的季节》《静处，想起一阵风》《思念像风中的叶子》等。这些富有诗意的意象填满关于凹村的童年记忆。优美的自然风物是故乡的美丽装饰。“彩虹出来了，七色的彩虹从那边山跨到这边山，像一条美丽的项链悬挂在秋天的脖子上，山头染成了绚丽的颜色，河流有了七色的光环，劳作的人们在七色的彩虹里辛勤耕种着。”诸多意象建构一片诗意空间，浪漫情怀是她故乡书写的特点之二。《听风拂过的声音》一文，由“等待”“雪的末端”“花的呓语”“梦里的事儿”“故意走失的黑马”“落在草原上的园石头”“露珠儿”等构成，呈现单纯梦幻意境。一花一叶的美，风雨自然，字里行间充盈着爱、美、自然。充满童趣视角让凹村书写具有返璞归真的质朴，动物们的人性化书写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让凹村充满人性之美。 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是故乡记忆中人性美好之一面。雍措笔下的故乡（凹村）叙事既有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祥和，也具有儿童文学的天真烂漫。极具人性化的可爱动物们，例如，《雪村》里流浪狗黑子的恋爱故事。人与动物之间充满人性的温暖，例如《老人与狗》中阿妈与狗儿果果之间相互守护的动人故事。再如，《鹅的来世》中妈妈将死去的鹅埋葬在桃树下，祈祷它来世投胎成一位公务员。“黑子、果果”等这些可爱的小生命已经构成凹村童年记忆里朵朵小花，是其生命成长过程里不可缺少的宝贵存在。童年美好记忆里还有阿爸的瓜瓜烟、院坝里的簸箕床、地窖里的水果等物件，以及偷吃鸡蛋、打猪草、吃花生、看电视等有趣的事件，建构一个亲情浓厚的凹村。 美好的人伦情怀是故乡记忆里重要的一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故乡记忆的轴心。邻里乡亲的和睦关系与家人的温情，对传统人伦情怀的回归，显示出深厚的人情美、人性美，让藏地故乡呈现传统古典美学意蕴。近百年以来，“家”的情感内涵不断遭遇各种运动的冲刷洗礼。“五四”新文化时期，“个性解放”与“家的抛弃”常并列在一起，“走出父家”“走出夫家”是当时年轻人追求个性解放的表征之一。在民族、阶级革命话语下，个人与小家让位于阶级和大家。至80年代女性主义话语开启以来，家成为女性既向往又逃避的地方，显现为弑父与恋父、怨母和爱母的复杂情感纠葛。雍措笔下对家的描写回到传统，塑造了传统意义上伟岸、坚强的父亲形象与善良温柔的母亲形象，以此重回古典意义的“家”，重回传统叙事。“拿起画笔，我想勾勒一幅我思想里的画：画中有父亲、母亲、我，小路笔直开阔，悬崖杂草丛生，我们悠闲地走在小路上，朝着家的方向......”母亲身上蕴含受难、温情、宽容、坚韧这些美好品德，例如，《阿妈的歌》一文中与“我”相依为命固守老家的年老母亲，再如，《又是一年樱桃红》中，“我”那位宽厚、勤劳、善良的母亲。雍措在《植被茂盛的地方——清明节之际，仅以此文献给父亲》《梦里的雪》和《雪夜》等文中写出树一样坚强的父亲逐渐苍老，以及面对生命逐渐老去而无可奈何的苍凉。雍措笔下父爱重塑是对传统人伦情怀的回归，写出父爱如山！ 对父母辈情爱的叙述时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凹村》中，父母一代美丽的爱情是故乡美好记忆里重要的一环。《遗像里的爱情》中父母坚贞的爱情不会因为生命消逝而褪色，“母亲已经年过花甲，遗像里的爱情，还在和岁月一起流淌，美丽的相思，还会永远伴着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虽然爱情有背叛，但更多的是美好。雍措《漫过岁月的绿·指头花》中阿爷与阿奶饱受包办婚姻之痛。当阿爷遇上了自己的真爱时，他抛弃了阿奶与刚出生的女儿。阿奶没有被破裂的婚姻摧毁，反而将坚韧顽强的生命意志力传承。 雍措的“凹村”叙事复活了人们对往昔岁月的美好记忆。当代社会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在逐步西化的今天，传统节日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逐步丢失了一些传统的记忆。一年一度的“过年”是传统节日里最热闹的日子。今天，一方面是小家庭取代传统大家庭，人气减弱；另一方，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对鲜衣美食的欲求随时可以获得满足，已经不再需要等到“过年”这个特殊的日子才能获得，小一辈们对“过年”的期待日益减弱。再就是仪式感的消失，杀猪宰羊、包汤圆，这些有仪式感的活动因为现代超市等便利措施让之成为遥远记忆。雍措在《听年》中从“腊月”“年花花”“抢头水”“过年谣”“年疙瘩”和“新衣裳”等细节中写出追忆村子里相邻们聚拢一起杀猪迎新年、穿上漂亮新衣过年的传统习俗，重温传统习俗，再现新年热闹快活的场景。 千年农耕文明积淀了静态乡村文明的审美意识，从陶渊明到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书写了静谧隽永的乡村之美。于老乡土中国而言，故乡之于乡村具有相当等同的意义。雍措散文中的故乡叙述，在时间隧道以诗意化的方式回望故乡，其价值意义在于笔下的故乡立足区域民族的同时又超越了区域、族群，具有古老中国乡村文明的共性。 凹村小孩的童年是自由快乐的。自然山水、小动物和善良的邻里乡亲热闹了凹村小孩的童年记忆。“山谷热闹起来了。鸟儿飞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天边的云赶来了，背着背篓上山的伙伴儿们，越来越多了。”如果说雍措以回望故乡的视野写出凹村的浪漫诗意，那么白玛娜珍便是服从故乡的召唤，再次回到故乡，以现实存在感写出自由快乐的故乡。雍措以追忆的方式再现自己的快乐童年。白玛娜珍则是从现实感受出发，对比内地城市与藏区教育，揭示藏区儿童们享有的自由快乐。 在“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理念下，当代人普遍的童年是一段沉重的岁月，沉重的书包、繁忙的学习，以及面对家长殷切期待的压力，……白玛娜珍主要从儿童视阈写出藏地故乡的单纯美好，这是有别于都市中超负荷的童年记忆。作为母亲的白玛娜珍为避免爱子承受这种超负荷而伴随爱子辗转在内地都市、拉萨与偏远的乡村。她以爱子的学习经历的出故乡孩子们的自由快乐。《西藏的孩子——爱子旦真那杰游学小记》一文中，随着从成都到拉萨，再到娘热乡，孩子自由快乐的天地越来越开阔。因为祖辈古训“不要执着世间万物，而要关照内心”，在拉萨的孩子相对于内地城市孩子而言，来自于家长的学习压迫要小一些，但不可避免地因为教育体制原因也导致来自学校老师的压力。距离现代都市较远的农村娘热乡，现代教育体制影响较弱，所以学习环境更宽松，小孩们在这里也更能享受快乐无羁的童年。 自由快乐，不单限于是儿童世界，成人世界亦如此。那份无羁的快乐甚至于可以治愈成人世界的情感迟钝病症。西藏“女人节”是一个狂欢节，这时可以解除一切束缚、放飞自我。在《快乐的黛拉》中，在拉萨的医生小张，是克己复礼“孔夫子”的后代。西藏“女人节”让他完全抛除传统礼仪束缚，敞开心灵世界。在狂欢节“女人节”，小张被中众人拔掉裤子围观，黛拉被人脱光衣服埋在雪地里，这一切都是快乐的，因为这中形式是为了让大家抛除一切尘世束缚，呈现自然的真我。“衣服”成为现代文明对人类天然属性束缚的表征，推掉衣裳是为回归“人之初”的本真自我。白玛娜珍写到，“我知道我此生离不开拉萨，离不开黛拉一般快乐的拉萨生活。” 白玛娜珍笔下的爱情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光河里的女儿鱼——回忆我的外婆》中外公李簿与外婆卓玛的爱情始于一场一见钟情的浪漫邂逅，实现了预言中的云鹤之爱。一年后，李簿骑着高头大马迎接随同马帮前来的卓玛。白马王子与美丽恋人相遇的场景，将这段爱情的浪漫推向高潮。之后，左倾思潮、文革冲击等带来的人生苦难见证了这段爱情的坚贞不屈。她笔下的动物世界亦然充满人性的温暖。《我的藏獒和藏狮》中藏狮狗（桑珠）和藏獒（顿珠）相依相恋，“它们像一对遁世的爱侣，在静僻的小园里，在晨光和婆娑的树影间从容地生活着，像在演示着我多年的人生梦想......” 雍措笔下故乡叙事清新唯美，同时蕴含对坚韧生命力的礼赞。白玛娜珍笔下的故乡叙事同样充满浓厚的诗意，书写“母爱、恋人之爱与自然之爱”，她的浪漫情怀如阳光般明媚快乐。当代藏独女性散文笔下的藏地故乡重现了沈从文精神版图的“湘西世界”。无论离开城市多少年，对于游走在城市的人们而言，故乡才是永远的家，“凹村才是我的家。” 二、故乡：浓郁宗教情怀下的身份建构 “看来无论在哪里，贪嗔痴无处不在，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好比那痛苦之源.....”“是的，幸福。我今生将经历的，一如满溢的醇酒啊。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我的上师贡觉旦增仁波切，当他安驻在我心灵的圣莲之上，又像一束来自天宇的阳光，把世间的浮沉显照得清清楚楚......想到这里，我的耳畔，空旷的山谷里，岗日托嘎金色的雪光中仿佛回想起。” 从雍措家长理短的温馨日常生活叙事，到白玛娜珍穿透岁月的宗教叙事，藏地故乡书写从表及里层层深入，直抵藏文化核心深处。白玛娜珍的故乡书写因浓烈的宗教情怀而增添历史沧桑之感，宗教与救赎是她散文主题之一。 浪漫历史建构是白玛娜珍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如何可以“不负如来不负卿”？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全”的选择。爱情与宗教在仓央嘉措诗歌世界里是美丽而忧伤的，白玛娜珍笔下又是如何？她笔下的红尘诱惑是魔鬼会让爱情生锈。《拉萨的活路》中，拉萨红尘不仅腐蚀诱惑了僧人洛桑与曲珍的美好爱情，也摧毁了洛桑。这是“宗教是生命救赎”的隐喻。远离红尘，宗教信仰会让爱情伴随生命常在。《爱是一双出发的箭》中，一对相爱的恋人为相守而抛弃一切，漫长的出走岁月，宗教信仰安抚了他们流浪的身心，也让爱情常驻。宗教信仰会让爱情永恒，即便生命消逝，爱情也会被珍藏。在《唯一》中，痴情的男子出家为僧，整整20年独自一人居住天葬台的山脚下，只为在亡妻消逝的地方守候。尘世间已经无法找寻到的坚贞爱情，被珍藏在出家人心里。白玛娜珍笔下，宗教与爱情不再相悖，反而因为宗教，爱情如陈酿的老酒日益芬芳浓烈。 浓烈的宗教情怀浸透白玛娜珍写作，也建构她“想象的自我”形象。《西藏的月光》中，白玛娜珍记载了她无数次因为感动于宗教故事而留下眼泪。在宗教故事诱发下，她甚至仿佛穿透时光感受到前世的记忆。宗教信仰烙印在她的心田，赋予其文笔感伤、浪漫的叙事基调。“我闭上眼，体会着雨水在这一刻犹如心海一滴，仿佛告悟我，真爱，只在追随莲花生的女子心中金刚不坏。”以“庄周梦蝶”的方式反复书写对宗教的皈依。梦境是白日之思在梦中以具体形象呈现。白玛娜珍数次梦见佛教故事中的度母益西加措，这表明宗教信仰在作者心里的分量之重。作者将“我”与“度母”形象在自觉不自觉之间重合，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反复实践重构历史脉络，并在其中建构自我形象。 现代文明影响着白玛娜珍的宗教叙事。她将佛教修炼成仙的传说与当代含有科学因子的时空穿越联系在一起，模糊“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我心幻想万千。这深秘的岩洞或许曾通往另一个时空境界，或阻隔了一切干扰和光波，益西加措一心一意给随莲花生在这里学习佛法，她已忘却世间的一切。”她珍相信藏地是可以减去人生悲剧，且带给人快乐的福祉，因为藏区的宗教信仰，众生万物平等，人们无畏生死，幽默风趣，心怀善意，因而拉萨是一座会让人感觉安全、幸福的城市。白玛娜珍在《假如张爱玲来到西藏》中指出如果张爱玲来拉萨生活则可以避免她的悲剧人生。对于宗教信仰，白玛娜珍在深深依恋的同时，也有一份来自现代人的畅达与理性。在《出家的德吉》中，赞同德吉将身心皆献给佛之际，也指出其执着于生死的生命遗憾。“我笑了，生与死是德吉不忘的主题，她似乎再也感受不到尘世中的快乐和幸福，双眼像能穿透时光，抵达背面。” 宗教情怀下的藏地故乡，既轻盈空灵又沧桑厚重，具有深广宏阔之美。与白玛娜珍浪漫的宗教叙事不同，梅卓的宗教叙事带着历史的厚重沧桑，穿透时光而来。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中定位自我身份，是梅卓藏地故乡书写的主要特征。她的《走马安多》以游历的方式呈现了藏区安多丰富的人文地理，介绍了甘丹寺、江孜寺、昌珠寺、拉扑楞寺、郎木寺、扎如寺等无数寺庙，以此呈现藏文化的灵魂——宗教。在对寺庙建筑艺术的介绍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文化自信。在《走马安多·阿坝的方向》中，她表达对藏族传统苯教的热爱，认为笨教徒有着开放自信的宗教态度，例如，不拘泥于转经方向的左或右；并进而指出苯教蕴含藏族独有的宇宙认知。由苯教延续的藏族历史是一个没有断裂的历史，代表人类的原初记忆。梅卓的宗教信仰既传承传统，也与时俱进，例如，在神性与人性之间，相信神性的同时更认可人性。“这是个神性世界，神的光芒遍布大地。但是人类的慈悲比神更显具体，更显灵性，它灵动地穿行在对待孩子、对待爱侣、对待亲友以及对待陌生人的眼神和态度中，慈悲使人具有了神性、成为另一类神，在某种意义上，普遍、渺小但却始终不渝地眷顾他人的人，终将凸显于众神之中，成为一道令人敬重的风景。”“神性”与“人性”的共同在场，是历史前行的见证。历史在变化中包含自我的恒久性，“神性”是藏地故乡的恒久性，也是梅卓等藏族作家“自我”形象的核心。 梅卓藏地故乡书写是典型的学者型散文，注重文化地理，开掘藏区隐秘灵魂。梅卓游览九寨沟时，面对以美丽山水，她关注的是山水之外的宗教、历史。她指出对于九寨沟“嘉荣”的误读是在于错将其理解为“汉人地区”，实际上“嘉荣”全称为“嘉姆荣哇”，意为女王部落是古代母系氏族部落的遗留。从名称误读引入到宗教、历史，继而介绍苯教寺院尕米寺、川主寺。梅卓走马安多，文笔穿梭于不同时光时空。介绍藏区历史中曾有的卡约文化、古格王朝等多种文化，为藏区神性色彩之外另添传奇。与此同时，她也关注普通藏民的日常生活，着意于民间习俗，从婚丧嫁娶到日常穿着服饰，挖掘深藏于其间的历史传承。《在青海·在茫拉河上游》里写兰本加一家从早到晚的日常劳作，制作奶茶、挤牛奶、清点羊群、剪牛毛、迎客宰羊、制作酥油、僧侣来访、炒青稞……这些日常劳作显示出温馨亲情、友情，写出普通藏民的苦与乐。“这是姑娘们的私人时光，虽然背水是辛苦的劳动，但看着她们说着悄悄话、微笑着，以及轻快的步态，不难发现她们愉悦的心情。”但是梅卓的故乡书写并没有完全田园牧歌化，“许多诗歌里赞美过牧女晚归的幸福场面，实际上，草原上的牧女们非常辛苦，家庭的日常生活完全落在妇女的肩上，女孩从六七岁开始，就随着母亲开始劳作了，一生都在单调而繁重的劳动重度过，可谓是家庭的脊梁。”作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她显示出现代理性思辨，“我欣赏这样的命运。这命运是命定的，又不被命运所左右，……这便是超越人生态度和物质世界的大自然、大法则。” 对于故乡的守望，自然山水之美自是不待赘言。宗教信仰的传承成为精神原乡最为厚重的一笔。因为宗教信仰而使得藏区的建筑艺术、文学、医学乃至天文等多方面的知识都得以很好的传承保留，这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价值意义；以此同时，宗教信仰提倡的忍耐、向善，既保留了人们心中的慈悲，也提升藏民的精神高度。“佛教传入藏区后，首先改变了藏族人的价值观念。慈悲与智慧超越了勇气，信仰和意志构筑了藏人对勇敢的解释。”但是，在精神原乡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宗教信仰，是否在历史长河中完全起到了正面的效应呢？当代社会对此有不同的见解。有学者指出宗教对于社会进步所起到的阻碍作用：“宗教在西藏最成功的表现，就是尽管封建农奴制如此残酷，几百年来竟无大规模的农奴暴动，宗教成功地诱导人们忍受非人的现世，而将希望寄托于缥缈的来世。然而西藏社会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一个本应死亡的社会制度，得以长期苟延残喘。而且宗教本身，也成为社会财富的巨大黑洞和最大的阻力。.......最严重的还在于宗教牢牢束缚了人们的观念，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尽管对于宗教信仰与藏区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不尽完全相同的声音，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当代中国，这无碍于藏民对于宗教信仰的选择。藏地依然充满对“神”的敬畏。当代藏族女性散文笔下的藏地故乡具有神性之美。 梅卓、白玛娜珍笔下对于故乡守望的宗教情怀，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记忆构建。这与女性特有的浪漫情怀有关联，同时潜伏有当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痕迹，还烙印下“神性”西藏的文化潮流。虽然今日的藏区以其辽阔壮美的自然景观征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但依然不能改变的是对于人类生存而言的恶劣环境，高海拔、地震、洪涝、旱灾、雪灾等变幻不定的自然气候考验着人类生命意志力。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自然有一种无法退却的敬畏。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因为有宗教信仰支撑，有对来生的期盼，才能有面对困难环境的坚强品格，也方能支撑这方天地生命的延续。历史的光明与暗影并置，生命之美好与残忍在光影之间方能还原历史的丰富性。以单向度的诗意情怀守望故乡，建构一个让人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尽管浪漫唯美，但也存在思辨性不足的遗憾，难以还原历史。例如，布达拉宫既是朝圣之地，也是保存文化精髓的博物馆，体现了广大藏民勤劳、智慧的同时，也反映了广大藏民的艰辛与贵族的奢侈。“布达拉宫在旧西藏也有政府行政办公的含义，然而，在信徒心目中，它只是充满佛法灵光的宗教圣地。”对于布达拉宫的书写如果只取其一端，都不能还原历史真实。单向度写作易在历史想象中“沉溺”而“忘却真实”，难以抵达精神原乡的质点。这或许是当代女性散文故乡书写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 三、故乡：对传统与生态文明的坚守 中国传统道家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此观点对生态环境保护有着积极意义。但是近代中国由于工业文明的滞后带来国势式微，导致极度“文化不自信”，于是有“西学中用”或“全盘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西方文明借机强势进入中国，“历史进化论”和“弱肉强食”等掠夺性观点替代“天人合一”的宁静自守。现代工业文明是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国为发展经济在自觉或不自觉之间强化了这种生态破坏，当下的“雾霾”便是力证。这种生态破坏如同幽灵，尾随着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现代性认同”。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深化，城市文明日益挤压着乡村文明，城市文明的欲望膨胀吞噬着乡村文明的淳朴静穆，进而，对城市文明的批判和对乡村文明的守望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之一。藏地故乡因为地理位置关系，生态与人文环境相对得以较好的保存，因而藏地故乡成为当代人心中的理想桃园。“生活在这里仍然保持着原生态，自然赋予草原人以包容、平静、博大的胸怀，飞禽们在自由飞翔，动物们在自由奔跑，而人们在辛勤的劳作之余，仍然能够侧耳倾听那大自然中的天籁之音，那和谐的生命交响曲是在祖祖辈辈的维护下传到了今天，在这个广阔的生命平台上，草原水草丰美，人们生生不息。” 工业文明让人类对地球资源的任取欲求，造成生态环境的极具破坏。在“人定胜天”的现代社会，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日益减弱。雍措文本显示出大自然威严的不可抗拒。万物有灵，自然万物的生命都有尊严价值，若违背万物平等，是要遭受处罚的生存法则。《像马一样死去》中,邻居表叔因为虐杀幼马而遭受惩罚（像马一样死去）。为救赎，表叔的儿子（聋子李）以牧场为家，以马为情人。《野种》一文体现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例如那顽强生存的野核桃树。“我是第一个拿着斧头去砍树的人。……落刀的速度减缓下来，我发现，我落下去的每一刀，都有一双无形的手把刀口往外摔。……走了很远，回过头，看见树干上的刀口，像一张嘴巴一样对着我。它要说些什么呢？我不敢去想……它的根蔓延在地底，而我的脚只是肤浅地接触着大地。野种，继续张着大嘴巴，丰茂地长在岁月里……”雍措着力刻画随性自然的生命状态，礼赞生命力的坚韧。《凹村·指头花》里阿奶、阿妈与小姐妹俩三代女性以其坚韧的意志力撑起母系生命族谱。她以女性形象诠释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即，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尊严与顽强不屈的生命意志。爱情婚姻是女性的渴望但不是生命的唯一。平凡岁月里掩藏着惊心动魄的爱与背叛，而雍措凸显的是遭遇背叛后女性表现出的强健生命力。 梅卓的藏地故乡书写，挖掘藏地文脉传承，细数当下藏民的日常生活点滴，在纵横之间，构建具有厚重历史的当代美丽藏乡，表达浓烈的故乡情感。“我发现无论生活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无法改变我的血缘和情感。我想，这可能仅是一个现代人的故乡情所致。”“是啊，我们的幸福诞生在此，我们的悲伤也诞生在此……山风的方向，山谷的清水，是我梦中的影像。”梅卓的自我身份认同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坐标中得以建立。如同光影相随，因为对于历史的沉迷以及由于当代生态环境破坏而对现代文明的抵制，也构成梅卓自我身份认同与现代性认同之间的一道鸿沟。 白玛娜珍经常穿梭于现代都市文明与偏远的藏区牧场，她将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博弈放置在较为开阔的空间与深远的历史。一是当代文明的思考。她在《拉萨的活路》中描写离开家乡来到都市拉萨打工的年轻一代沦为最底层最弱势的一群，写出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挤压吞噬。理性审视让白玛娜珍没有将拉萨独立于现代都市之外，指出今天的拉萨与成都一样面临现代性进程的危机，并进而提出“拉萨的未来在哪里”？认为北京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可能是拉萨的未来，却是悲剧性未来。在《百灵鸟，我们的爱……》中，她指出整个地球生态恶化导致拉萨的日益燥热，作为世界最后一方净土的拉萨尚且如此，人们已无处可逃。二是对历史文化的梳理考量。《等待荒冢开花，等待你》中，将当代生态环境破坏的缘由追溯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长达几个世纪的残酷争战。“据说这场野蛮的开垦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开始了……农耕和游牧之间延续多个世纪的残酷争战，像一场荒诞的文化误读，一场人类自酿的咎由自取的悲剧。”在人力弱小时期，适度的开垦是人类增强生存力的有效方式之一，但当人力逐渐变得强大，开垦已经造成生态环境失衡。三是对不同形态文明的再比较。历史上，农耕文明几乎一直以来都优越于游牧文明，但是到了当代，面对失衡的地球环境，对游牧文明的缅怀成为生态保护者的情感共性。面对消失的草原、东北虎，枯竭的黑河水，不见踪影的河流，白玛娜珍勾画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些河水从雪山深处蜿蜒而来，犹如白色的乳汁。秋季被澄水星照耀，又变得湛蓝和翠绿。冬天清冽的河面漂着冰花，仿佛要把人们送往纯净的童话世界......还有老牧人尼玛驮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它们在寂静的天空下恣情涟漪着，沉醉在往昔亘古的时光中......”表达对传统的缅怀，对农耕文明的拒绝，对当代大量开发利用能源的不满。这显示出作家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情感倾斜。其她藏族女性作家也有对藏乡的描写，例如梁炯·朗萨。她的散文集《恢弘千年茶马古道》为世人提供一份遥远的历史想象，讲述千年茶马古道上那一个个荡气回肠的传奇，以浪漫情怀追溯历。她用天路、香巴拉乡城和圣地稻城亚丁等建构一个让当代人向往的人间天堂。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藏地已然成为传统的代言。当下，地球生态环境遭到极度破坏，与之相对，藏区悠远的游牧文明成为工业文明的有力照参物，并因为那洁净的空气、淳朴的民风和虔诚的宗教情怀而取得优势性地位。藏区成为当代人“梦想的天堂”“永恒的精神家园”。 藏地故乡书写与当代乡土文学中的故乡书写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以莫言、刘震云等为代表，他们笔下的故乡主要是被批判质疑的所在。在工业文明袭击下，内地乡村文明总体呈式微状态，“故乡”留不住人们“离开”的脚步。与之相对，虽然藏区不可避免地会承受来自现代文明的震荡，但是藏地故乡因为原生态的高山、湖泊、草场和浓烈的宗教情怀，显示出强大的吸引力。 于是我渴望，渴望寒风再一次撕裂我； 渴望刻骨的圣洁在我的血液里涌动， 渴望用额头去触及如冰的石头， 渴望成为一座越来越挺拔的雪峰...... 啊，西藏！我已洗净身上的尘土，请你伸开手臂！ 当代藏族女性散文表现出的现代性认同被“生态破坏”和“人文伦理道德失衡”的幽灵阻隔，向历史的回望成为几乎成为一种集体性选择。“但是，过去当然是无法回复的……这种基于补偿和保护作用而退缩到封闭的传统，其实代表‘对过去的一种依赖，以缅怀和复兴过去来弥补创造活动的匮乏’。这样的依赖，正如对西方科技的依赖，‘两种情况都是自我个性的抹杀，只是向外借取的心智、借取的生活’。”历史不能倒退，更不能封闭保守。在现代性进程中，如果因为生态问题便企图退回到历史的龟壳里，无疑是因噎废食。当工业文明尚未进入中国之际，中国便没有问题吗？显然不是。中国新文学之所以产生，强大动因便是现代科学、民主的向往诉求。当市场经济为实行之际，中国便没有问题吗？当然也不是。从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文学作品都反映未实行市场经济之际存在关于人性与温饱等问题。因而如何对待历史与当下文明，可以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清朝年间，英国人入侵西藏，藏人抵抗失败，造成甲鲁大屠杀惨案。学者尕藏才旦反思藏民失败原因为：“把自己禁锢在完全封闭的环境，在幻想和祈求来世中生存，结果，遭到的是灭绝人性的屠杀，连尸体也没人送到天葬场上去…….”故而，在回望历史、守望原乡时，也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处理故乡与现代化潮流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如何在走向现代的同时传承良好的传统文化精神，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一个关键点。从族群区域而言，处理好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建设区域文明、实现当代中国梦的关键所在。藏族女性作家或唯美浪漫或蕴含厚重历史记忆的故乡记忆与当代文坛“撕裂”的故乡记忆形成故乡书写的参差对照。这体现了当代中国多层次、多结构的文化生态。 结语 现代交通便利，藏地不再是遗世独立的所在，藏地在不同作家笔下显示出多重性。从我者与他者视野比较分析，与马丽华等“他者”的藏地书写相比较而言，梅卓等“我者”的藏地书写散发由内而外的绵密情怀，没有相融与否的纠结，只有血浓于水的深深相依。从性别视野梳理，与阿来等男性作家而言，白玛娜珍等女性作家善于从日常细节出发，让藏地更加真实可触，但是相对于阿来等充满“痛感”的文化批判反思，则稍逊于力度与深度。深究其缘故，可以从以下几点找寻。一是女性作家特有的浪漫情怀，让女性情感偏向于单纯美好的一面，难以直面深刻的痛感。二是传统审美的积淀，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乡村文明培育的审美以及人伦情怀深植于人们心灵深处，即便城市文明给人们带来各种生活的便利，审美上也会倾向于宁静的乡村文明，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便有对田园牧歌的向往表达。无论是雍措、白玛娜珍、梅卓还是蒋秀英，其笔下的故乡叙述都显示了对乡村文明的眷念与认同。三是从生态视野分析，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污染成为破坏地球家园的罪魁祸首之一（虽然实质是人类的贪婪所致），有着蓝天白云、清澈小溪的传统乡村文明无疑是现代人的向往。四是从从全球视野分析，民族主义对于第三世界文学影响深远。第三世界国家在抵御外强侵略时，民族主义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在后战争年代，民族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族群文学渗透较深，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西方视阈下的“东方形象”，渲染神秘蛮荒之美。梅卓等故乡书写显示的“圆形历史”观，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的多元复杂，体现了现代性进程中文化定位的矛盾困惑。 原文载于：《民族学刊》2018年第5期，注释请参考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