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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享有世界声誉。他在生之时，作品迭出，精彩纷呈，似乎令读者目不暇接。他离去之后，展读他的作品，回顾他的人生，作家心系人类、彻悟人世，由小世界而进入大宇宙的创作轨迹渐渐显现出来，他的人类情怀也在文化对话实践中得到寄托。 艾特玛托夫的文学创作主题既紧扣时代又渐向宏阔，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当地民众的热点关切。作家最早的小说《查密莉雅》《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既顺应潮流又独抒心灵；小说《永别了，古利萨雷！》触及该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当美苏的军备竞争达到白热化之时，作家的首部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从星外文明的视野，发出了和平的呼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在人们的生态意识开始萌动之际，他在小说《断头台》中视生态危机为人的道德沦丧的恶果。这部作品又与同时期的拉斯普京的小说《火灾》、阿斯塔非耶夫的小说《悲惨的侦探》齐声共振，敲响了社会危机的警钟。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市场经济导致的物欲横流，艾特玛托夫在2006年推出了小说《崩塌的山岳》，作家萨曼钦挽山岳于既倒，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猎杀珍稀雪豹的行为。这些作品都表明，作家的聚焦点由杯水风波逐渐扩展为天下大观。 从地域空间来看，作家笔下的世界由民族分野延展至人类宏观，视野广阔。艾特玛托夫的早期作品具有鲜明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域特点：《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中的伊塞克湖成了主人公不断返回的心理疗伤之所；在小说《骆驼眼》中人们开垦的阿纳尔哈伊草原；科幻小说《白轮船》中有仙鹿隐现的伊塞克湖成了作品中的“出场人物”。 回顾作家一生的创作，其关注点逐渐由吉尔吉斯族扩展到其他民族：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小说《花狗崖》中，鞑靼海边的花狗崖在尼夫人看来是有生命的地方；而在80年代初的《一日长于百年》这部长篇小说里，艾特玛托夫对地球的遭际作了深刻反思。 从作家胸襟看，由小我情愫拓展至宇宙情怀。50至60年代，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沉浸于吉尔吉斯人的情感世界。在小说《查密莉雅》中，已婚的查密莉雅在劳作中遭遇复员军人丹尼亚尔，两颗心碰撞到了一起；在小说《第一位老师》中，主人公回忆了白手建立学校的老师玖依申；《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则讲述了由于“我”的鲁莽毁掉了自己家庭的苦痛经历。 从60年代末的《永别了，古利萨雷！》到70年代的《白轮船》，艾特玛托夫关注的热点已然转向人与自然、人与他心爱的动物之间的关系。在《永别了，古利萨雷！》中，牧民塔纳巴伊保护着心爱的老马并与之相依为命；《白轮船》中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成了评判他人的善恶标准。 进入80年代后，作家的胸襟更加开阔。在《一日长于百年》里，美苏两国联合举行航天行动，两位宇航员应邀到了林海星，那里有比地球更为发达的文明，那个社会没有武器，更没有战争。这就形成了宏阔的宇宙“胸襟”，为陷于冷战、纷争的地球世界建立起乌托邦式的参照系。 从创作方法看，由写实入微到想象恣肆。1986年艾特玛托夫在接受记者费·梅德韦杰夫采访时谈到，俄罗斯文学既有《静静的顿河》这样强健的人民史诗，也有米·布尔加科夫笔下“达到智性高度”的精致散文。假如不拘泥于字面的含义，大致可以看到，这就是艾特玛托夫文学创作方法的两极三层：即以写实为基底的一极和以想象为升华的一极，中间是民间神话传说资源层与其上下相沟通。 在艾特玛托夫早期的作品中，作家以细腻的现实主义手法展示丰富的环境与人物行为和内心世界。学术界对艾特玛托夫早期的现实主义笔法非常关注，列伊德曼和利波维茨基所著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将《查密莉雅》的叙事方法称为“共情眼光”，由尚未成年的少年直接观察主人公的行为。 作家创作的中期逐渐加入丰富的民间神话传说，使之与现实手法所表现的世界相对比。玛·米斯金娜在《艾特玛托夫散文中的民间故事——神话主题》一书中，对《永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等作品中的神话曾进行详尽的分析。作家后期则逐渐升华出超越日常经验的、想象丰富的世界，例如《一日长于百年》的外星文明、《成吉思汗的白云》中的白云和《崩塌的山岳》中的永恒新娘，都说明作家丰富的想象力超越了日常经验的藩篱。 突破自我，走向宏阔世界，是人类向善、向上的精神路径。构成歌德《浮士德》的五个小悲剧，展示的正是浮士德不断突破小我世界，走向大宇宙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从小至大、由微观而宏观的艾特玛托夫文学创作之路。《各民族人民友谊》杂志曾发表了对艾特玛托夫的访谈，他说：“我有自己的祖国、故乡、人民，有自己的语言，但这并不妨碍我吸收新的精神、人文价值。”艾特玛托夫不但在文学创作和自我定位中突破狭隘走向宏阔，在社会实践领域也积极提倡文化对话，并积极付诸行动。1986年，他设立了“伊塞克湖论坛”，邀请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等人，在风景如画的湖畔坐而论道，践行着作家胸中关怀人类的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