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以高校这一社会高度注度的空间场域为中心，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转型和裂变，全面透视了当代知识分子矛盾复杂的灵魂世界。“转型时代三部曲”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特征，从空间叙事发生看，有地域文化的濡染、域外文化的影响、艺术创作的自觉等不同动因；从空间叙事结构看，有“三部曲”的并置式、《裂变》的圆圈式、《踯躅》的复线式、《天择》的橘瓣式等不同形式；从空间叙事艺术看，有重复叙事、对比叙事、多重视角、开放式结尾等多种技巧；从空间叙事文化旨归看，有凸显象征隐喻功能、批判虚假丑恶现象、揭示人的存在状态等多重价值。空间推动了文本叙事进程，是叶炜表达当代“中国观”的窗口。 关键词：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空间叙事艺术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标举线性、稳固、统一的历史大叙事备受质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空间转向”。与之相应，文学的空间维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无论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爱德华·W·苏贾所说：“无视空间向度紧迫性的任何当代叙事，都是不完整的，其结果就是导致对一个故事的性质的过分简单化。”[①]叶炜新著“转型时代三部曲”（《裂变》《踯躅》《天择》），以高校这一社会高度注度的空间场域为中心，兼及辐射周边地区，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转型和裂变，全面透视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世界。在叶炜笔下，无论是地理空间、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都是作为作者表达当代“中国观”的窗口而存在的。小说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还参与推动了故事叙事的进程，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本文尝试以空间叙事为研究视角，坚持宏观历史观照与微观文本细读相结合，深入探究“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空间叙事的逻辑动因、结构形式、艺术技巧和价值指向。 一、空间叙事的逻辑动因 因果逻辑是事物运行的必然遵循，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空间叙事的发生，与叶炜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既有外力推动，又有内在诉求；既有域外理论，又有本土经验，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产生的。 一是地域文化的浸染。评判作家创作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看作家是否拥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领地和精神家园。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莫不如此。叶炜在“乡土中国三部曲”创作谈中说：“从《后土》开始，我开始了真正的‘精神还乡’，苏北鲁南由此成为了我终生创作的文学地标，成为我创作的永远的‘精神出发地’。”[②]他出生于苏北鲁南的小村庄，上大学之前一直在这里学习、成长。大学毕业后，依旧工作于这里，只不过由农村迁移到了城市，并时常往返于城乡之间。他对苏北鲁南的自然风物、人情世故、城乡差异、社会变迁、精神脉动等，了如指掌。可以说，苏北鲁南皴染了叶炜小说的精神底色，它最基本的功能是标明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行动的空间，“它既是作家的想象空间也是其叙事资源”。[③]“乡土中国三部曲”如此，“转型时代三部曲”亦如此。《踯躅》中的陈敌和《天择》中的牛万象，均来自苏北鲁南农村，乡村空间天然地赋予了他们吃苦耐劳、积极进取、敏感自尊的性格特征。儿时的困窘生活是他们逃离乡村、奔赴城市的原动力，当身处顺境时，豪情万丈、一往无前地在城市打拼；当遭受挫折时，焦虑、迷茫、彷徨，乡村又成为他们美好回忆的精神符号。 二是域外文化的影响。自晚清“西学东渐”特别是“五四”以来，域外或欧美或日俄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小说作品大量译介传入中国，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全方位地渗透、影响和形塑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亦以域外文化为参照系。各学科所使用的教材、讲授的知识，无一例外地大量援引、融汇了域外文化。叶炜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系统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中国第一位创意写作博士，他对中外文艺理论、文学批评、创作实践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研究。他曾远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访学，深入学习了包括作家工作坊和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内的创意写作系统。另外，从他撰写的题为《“本土资源”与“友邦经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的论文看，他对文学创作的“本土资源”和“域外经验”都极为珍视。[④]他坦言，“在对创作的探索中，逐渐走出单一的写作实验，既注重保持先锋文学的创作精神，也注重现实主义手法的追求，更不排斥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⑤]所谓现代主义的艺术技巧，当然包括空白点、意识流、象征主义等空间叙事艺术。叶炜在文本叙述中，毫不掩饰对西方小说的喜爱。《天择》中牛万象床头配置的书目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而刘三庭教授为调走故意装疯卖傻，在操场上啃吃青草的场景描写，像极了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身甲壳虫的情节，荒诞不经的背后暗含了对异化空间的抵御和反抗。 三是艺术创作的自觉。小说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同样的思想主题，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来，会收到不同的艺术效果。只有深度的思想主题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契合，才能使艺术臻于至境。叶炜始终认为，“无结构，不长篇”，“对于长篇小说来说，结构没有创新，这个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大降低”。[⑥]他还说，写作是他对抗时光和思考世界的方式，他向往的是自由的不被物役的境界，追求的是“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几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着自觉的不同程度的形式创新。《富矿》以阿拉伯数字为章节目录，自“0.传说”开始，至“0.轮回”结束，共七十三章。《后土》以传统二十四节气为章节结构，自序曲“惊蛰”开始，至尾声“惊蛰”结束，共二十四章。《福地》以天干地支来结构篇章，自辛亥卷开始，至丙子卷结束，共六十卷。三部作品的文本形式与四季循环、阴阳消长、结构稳固的乡土中国书写遥相呼应。即便如短篇小说集《狼王》，也采取了动物视角和全知全能叙事手法。在“转型时代三部曲”中，叶炜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裂变》借鉴传统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踯躅》以《桃花源》古诗为章节标题，《天择》以物体名称来谋篇布局。 二、空间叙事的结构形式 从叙事的角度看，凸显空间维度的叙事作品，在结构安排上往往呈现出某种空间形式。1945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一文中，最早提出了“空间形式”的概念。他认为，空间形式是“与造型艺术里所出现的发展相对应的……文学补充物。……二者都试图克服包含在其中的时间因素。”[⑦]也就是说，空间形式是文本结构的立体化和空间性。叶炜在“转型时代三部曲”中，尝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打破单一的时间顺序、截断叙述的时间流，有意识地模糊时间、凸显空间，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空间叙事结构。 一是并置式。从早期的“大学系列”，到“乡土中国”“裂变中国”，再到新出版的“转型时代”，迄今为止叶炜已出版了四个“三部曲”。他认为，“三部曲”创作的信息容量较大，有大河小说的感觉，便于施展拳脚、更好地传达思想观念，甚至自谑为“三部曲作家”。而“三部曲”的形式，恰恰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并置。分开来看，三部作品各自独立，分别讲述不同的故事。整体来看，三部作品又相互依存，集中诠释同一主题。就“转型时代三部曲”来说，《裂变》以专业教师史真教授的经历为中心，集中讲述了高校科研、教学、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绩和问题；《踯躅》以大学生陈敌的经历为中心，集中讲述了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求职等方面的成绩和问题，并延伸至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天择》以行政管理人员牛万象为中心，集中讲述了高校宣传、管理等方面的成绩和问题，以及机关的人际关系、生存样态。这三部作品分别涉及高校的三个主要群体，题旨共同指向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中国知识界的转型与裂变，知识分子灵魂的坚守和异化。 二是圆圈式。《裂变》以某高校5名学生严重铊中毒事件开篇；中间穿插重点实验室铊化合物中毒治疗研究项目申请立项、开展研究、主动撤项，以及或为探寻科学真理、或为套取科研资金、或为寻求救治中毒学生良方等不同科研目的的叙述；最后以铊中毒案告破来结尾。全篇首尾圆和，浑然一体，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圆圈。圆圈式结构隐喻着圆满、循环，表征着叶炜对转型时代中国从何转型而来、如何转型、转向何方等问题的思考。他认同中国传统哲学“万物生成于道，又复归于道”的循环思想，认为转型中国所遭遇的问题都是阶段性问题，都将在发展中得到妥善解决，历经一个“平静—不平静—复归平静”的波动历程。正如《裂变》题记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又如《天择》题记所谓：“来路，即归路。”面对纷繁芜杂的世界，置身变革浪潮中的人理应永葆初心，以十足的定力抵御物质诱惑。 所以，陈敌最终发出了“其实，一辈子呆在小城，也不错”的叩问；史真为寻求更好的科研环境，甘愿由部属重点高校离职到省部共建非重点高校；牛万象试图通过读博深造来通达理想的栖居地。 三是复线式。《踯躅》采取双线并置结构，陈敌和李巧的情感经历以现实的方式叙述，陈敌和郭聪的情感经历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中间穿插叙述雁南的读博生涯以及陈敌和红颜的失败婚姻。文本像电影交换机一样，在现实和回忆中不断切换镜头，给人时空倒错、眼花缭乱之感。叶炜的叙事并不显得生硬突兀，他通过打断、发呆、回忆、想象、梦幻、意识流等，巧妙实现了叙事转换和情节转折。比如，第四章写陈敌和李巧获取驾照后相约外出野餐、情感迅速升温的过程，段末陈敌接到郭聪打来的电话，说她想他了。“这句话一下子把陈敌拉回到了那座苏北小城。”[⑧]于是文本很自然地过渡到了第五章，开始了陈敌上大学之前的生活的叙事。再比如第三章结尾处，陈敌在红颜的冷嘲热讽下，决定和同村的二狗一起去中苏边境做皮草生意。但第四章却戛然而止，没有紧接着展开叙事，直到第五章才又续接上来。这样的结构安排，增强了文本表现的层次性和节奏感，吊足了读者阅读的胃口，对读者的审美感知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橘瓣式。《天择》共46章，以44种风物为章节标题，从形式上看各章之间是并列的、平等的，似乎不存在叙事时间上的演进。文本聚焦表现的古彭师大校园空间犹如一个完整的橘子，44种风物所代表的各自空间犹如44个橘瓣，涵纳在橘皮包裹的总体空间之中。橘瓣是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它表明并置或并列的故事情节是向心的而不是离心的”。[⑨]橘瓣式空间结构的特点可概括为：主题是叙事的黏连线索；时间隐没在空间之中，打破了因果连贯的叙事链条；顺序甚至可以互换，互换后不影响对主题的理解；一些重要情节反复出现，但并不重复滞涩。在阅读过程中，读者需要不断调动自己的思维，来粘合、拼接、对比情节，并作出相应的甄别和判断，最终和作者一道完成故事叙述。《天择》关于古彭师大博士点申报始末的叙述，在第二十二章“办公楼”、第二十三章“戒指”、第二十七章“打印纸”、第三十章“钟楼”、第三十一章“笔记本”、第三十二章“电风扇”、第三十三章“小树林”中均有涉及，每章仅涉及事件的一个版块，读者只有阅读完上述章节并调动主观能动性拼接组合后，才最终形成了清晰完整的故事流。 三、空间叙事的艺术技巧 小说的文本空间，即表达的空间化，是以截断或疏离时间的方式来实现的。约瑟夫·弗兰克指出，现代小说通过在不同语义单位、叙事单元、空间位置间建立并置关系，使文本统一于空间而非时间之中。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综合运用重复、对比、意识流、空白点等叙事技巧，它们在文本中“连续参照”和“前后照应”，推动了叙事逻辑的非线性发展。 一是重复叙述。重复可分为话语重复和情节重复。小说的重复叙事具有双重功效，一方面突出和强化了主题意蕴，另一方面形成了循环往复的空间节奏。《踯躅》开篇第一句话是“我很痛苦”，紧接着又说“纠缠于两个女人之间的确让我很痛苦”。第六章再次重复上边的话，然后交代说主人公陈敌每次找好友雁南倾诉，都以这样的方式开头。重复多了，以至于雁南听的“也很痛苦”。我们知道，第一句话是小说的“题眼”，是叙述者发出的第一个声响，决定了小说的格调和文本的走向。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加缪《局外人》、刘震云《一地鸡毛》等中外名篇的第一句话，均对文本经典的铸成起了很大作用。至于《踯躅》开篇这句“我很痛苦”及其重复叙述，至少包含如下信息：1.与文本双线结构契合，主人公徘徊在都市和小城、郭聪和李巧之间，犹豫不决、难以取舍；2.与小说标题契合，揭示了“新乡土写作”中人的存在状态；3.与文本空间叙事契合，淡化和延宕了时间，拓展了情感表现空间。关于情节重复，《天择》第四十章讲述了刘三庭教授在杨光明副校长的打压下，伤心绝望地像绵羊一样趴在操场上啃草吃；而第四十五章，牛万象评职称一再遭遇不公，愤恨不平之际，他回想起并试图模仿刘三庭“啃一口青草”。这两处看似荒诞的叙述，以青草的青、白羊的白隐喻“清白”，同时将“人的无奈”与“羊的悠闲”并列对比，不动声色地控诉了象牙塔空间中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践踏和操控。横向地看，从知名教授刘三庭受辱到青年职员牛万象被黑，大学内部的学院空间和机关空间一样处处充斥着权力崇拜，权力运行逻辑渗透校园角角落落。纵向地看，先前的刘三庭离职事件并未引起学校管理层的警醒和改革，悲剧和不公再次上演，只不过这次倒霉的是牛万象，时间似乎在这所校园里没有发生变化。情节重复使物理空间、想象空间、权力空间交织在一起，小说文本空间变得更加复杂深刻。 二是对比叙述。对比既包括同一事物过去、现在的对比，也包括同类事物之间的对比。对比叙述能够形成人物、意象等的并置，使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能够扩大文本矛盾和张力，强化主题表现效果；能够调动读者阅读心理，破解“阅读障碍”，二次建构文本。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美丑对照原则”，即“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⑩]他的《巴黎圣母院》实践了该原则，通过人物形象、人性、善恶美丑的对比叙事，成功构建一个纵横交错的对照体系。《踯躅》讲述了陈敌和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他反复对比郭聪和李巧，正如手心、手背一样，高下难辨。“两个城市。两个女人。两种风格。两种分离。”[11]其实对陈敌来讲，郭聪和李巧分别代表了小城镇尚存温情的慢节奏生活和大都市摩登现代的快节奏生活，而这两者是“同时性”并列的，构成了他理想生活样态的不同维度。类似的对比叙述《天择》中也有，在牛万象看来，谭薇和叶晓晓代表了两种类型的女孩。谭薇性格单纯，感情容易被别人操纵；叶晓晓性格复杂，操纵别人的欲望强烈。“她们两个，一个是清澈见底，一个是泥沙俱下。一个至察则无鱼，一个浑水可摸鱼。”[12]牛万象同样难以区分两个女孩的优劣，或许她们分别满足了人多面情感空间的一部分。《裂变》中的张秦和王华，“一个胆大包天和导师女儿谈恋爱，一个恣意妄为跟老外搞一夜情”。[13]王华以学术助手身份陪史真出国考察铊中毒治疗方案，期间先是主动诱惑导师，不成后，又和美籍华人维纳斯唐发生了跨国恋情。小说以此为主线展开叙述，而与此同时在国内，史真的女儿贞子和张秦发生恋情并迅速升温，甚至在实验室做爱被当场撞见。文本通过张秦之口，对他和贞子的恋情作了简单回顾。同一时段，两个空间中的两件事，一个详述，穷尽细节的描绘；一个简述，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文本暂时中断了时间流，构建起了立体化的表达模式。 三是多重视角。视角是叙述者讲述故事时所选取的角度，决定着叙述者“如何看”和“怎么说”。普林斯《叙事学词典》将其定义为：“描绘叙事情景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映这些情景和事件的感性立场。”《踯躅》的第五章和第七章，叙述陈敌考上大学这件事，综合运用了多重视角。首先是陈敌的视角，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如愿以偿地通过了高考这座独木桥，开启了通往美好未来的可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其次是陈敌父母的视角，老两口喜忧参半，喜的是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在乡亲们面前足以扬眉吐气；忧的是学费怎么筹措，儿子不能继续打工挣钱，又要花去不少钱，况且儿子走后儿媳和孙女怎么办？他们隐约觉得儿子儿媳之间出现了问题。在传统农民的思维观念里，离婚是丢人现眼的事，他们不愿看到，更难以接受。再次是红颜的视角，她一改先前的恶言冷语，试图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劝说丈夫放弃读大学。这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她内心十分清楚，一旦陈敌摆脱自己的控制，她们的婚姻也将走向尽头。多重视角的并置和转换，使文本产生了复调效果，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听到不同声音的碰撞和对话，大大拓展了文本空间的表现功能。《天择》以校园物象为视角来讲述故事，文本让课桌、教室、电脑、办公桌、大操场、玉泉河等站出来说话，获得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自由。叶炜熟谙高校办学体制机制，对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如何深化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有着独特的思考。全知全能视角使他恣意穿梭于文本之间，像古人读书所作眉批一样，不断插入和抒发各种议论。比如第三十章，叶炜花费大量笔墨论述了大学喧嚣与宁静、浮躁与沉稳、杂乱与井然的辩证关系。这样的叙事安排，既延缓了文本时间流动的速度，也让作者畅所欲言、一吐为快。 四是开放式结尾。传统小说文本结构一般都是封闭式的，随着文本终结，故事情节也自然结束。空间叙事打破了文本封闭自足的结构形态，延长了文本生命力，释放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踯躅》的最后，李巧悄然离去，陈敌带着郭聪回老家见了父母。文本在叙述中暗示，陈敌可能最终选择了郭聪，返回了小城。如果故事按照这一逻辑发展，那么陈敌是如何说服自己放弃大都市优渥的工作的，要知道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和激发他为之奋斗的内在动力呀。如果故事不按这一逻辑发展，那么陈敌将如何继续面对郭聪和郭聪的父母，他和郭聪的关系还能否继续？文本将读者引入无限的遐想之中。《裂变》的最后，史真离职，张秦留校，王华赴美。但是，史真所去的教育学院能够如实兑现人才引进的承诺吗？他在新的工作环境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阻力吗？他真的找到科研的理想桃花源了吗？张秦和雁阵带利益交换性的畸形恋能否长久？他将如何面对周围人们的非议，如何妥善处理与同行专业权威史真老师的新关系？王华和维纳斯唐的跨国恋能否开花结果，她最终是否收获了幸福？开放的结尾犹如水滴砸落地面一样，万千路径同时伸展至远方。《天择》的最后，牛万象选择在职读博深造。可是，他毕业后还会履约回到古彭师大吗？转入专业教师队伍的他，将会怎样？如果他撕毁协议、另谋高就，将遇到什么样的新挑战？牛万象再次选择了远方，但并不知道那是否又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正如叶炜所感慨的，“人这一生，可以有许多选择，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选择会是什么。”[14] 四、空间叙事的价值指向 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形式的，也是社会的、精神的，空间指向的是社会意识形态。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和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飞机、高铁、“互联网+”、地球村的出现使人类的空间感知、空间体验、空间把握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的生存越来越趋向于空间化生存。福柯说：“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15]叶炜认为，作家不能悬空现实，要贴着地面飞翔。他在《踯躅》中大谈陈敌的小说创作，假主人公之口明确指出，优秀作家应当具备苦难、质疑、反省的精神。他在“转型时代三部曲”中，以文学的方式向现实深处挖掘，严肃审视当下中国高校外延扩张和内涵发展的问题，努力擘画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一是凸显象征隐喻功能。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曾提出过“想象力的现象学”的命题，他的《空间的诗学》从知觉现象学和象征隐喻功能出发，分析了家屋、抽屉、巢穴、贝壳、角落、圆形等幸福空间的原型意象。这些内部空间或场所，以心理体验的形式悬置了时间，存在的意义在想象力中不断被发现、补充、丰富。叶炜《天择》中古彭师大的二十一世纪实验大楼极具权力象征色彩。此楼的命名颇具讽刺意味，楼的原本用途为行政办公，为顺利通过省教育厅基建审批，却冠以实验之名；楼的初始设想为迎接二十一世纪新时代，但楼里边人的思维观念却丝毫看不出新气象。此楼高耸入云，傲视校园及学校周边群楼，外形远望颇像男性生殖器，大有古代帝王君临天下的气势。大楼内部分南北两面，南面朝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办公于此；北面背阴，科级以下职员工作于此。大楼从上到下，最顶层是校领导，往下一层是党办、校办等机要部门，再往下依次是组织部、宣传部、纪委、统战部等党政部门，至于科技处、教务处等业务部门还要往下排。二十一世纪实验大楼的规划及布局，充分体现了领导优先和权力优先的原则，这个格局完全是官场层级结构。这是一个被权力全方位辐射的空间，优质办学资源集中在少数领导者手中，行政化思维在办学治校中起决定性作用。身处此空间中的人玩的是权力角逐的游戏，一举一动皆遵循权力运行逻辑，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领导高兴不高兴”而非“师生满意不满意”，逐渐异化成了权力的奴隶。 二是批判虚假丑恶现象。“转型时代三部曲”是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之作。与其他作家相比，叶炜投身高校题材写作有独特的优势。他笔下的故事线索来源于他的日常生活经验，只不过实现了艺术性转化而已，即由生活真实转化成了艺术真实。叶炜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积极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声势浩大的反腐浪潮，无情揭露和批判高校存在的贪污腐败和师德师风问题。他的作品像一盏闪耀的探照灯，猛然间照彻暴露那曾为许多人不敢谈及的阴暗的一隅，许多丑陋不堪的东西在探照灯下一览无余。1.高校发展的浮躁心态。《裂变》中的高校为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先后投入几十万，造假数据、假材料，大搞形式主义；千方百计搞公关外联，为评估专家配备笔记本电脑、准备高档保暖内衣，本应十分严肃的评估流于走过场而已。《天择》中的古彭师大为冲击博士点，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甚至透支钱财、透支底线、透支尊严，然而还是被残酷的现实“潜规则”了，第三次倒霉出局。2.高校学术不端行为。《裂变》中重点实验室主任江防不学无术，随意编造理由，中断项目研究进程；巧立名目套取科研资金，吃吃喝喝、游山玩水，为情妇买别墅。副主任何采为破格评教授，剽窃抄袭，花钱托关系发论文。《踯躅》中冒进主编读书写论文只为评职称、涨工资，一评上教授就不再继续奋斗了。他们丝毫没有学术敬畏之心，更遑论追求真理、造福社会的学术理想了。3.掌权者恶意打压人才。《裂变》中的资深教授史真、青年教师嘉木都因举报学校弄虚作假遭到迫害，前者被迫辞职离校，后者被调离教学岗位。《天择》中刘三庭教授与杨光明副校长治理二级学院的意见不合，一再受到打压，后者甚至组织研究生写检举信，企图阻挠刘三庭在新单位受聘博导资格。4.部分教师师德沦丧、斯文扫地。人事处长雁阵、重点实验室主任江防、中文系教授李建、宣传部副部长袁上飞、辅导员李伟等，均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男女关系极其混乱。 三是揭示人的存在状态。文学是人学，优秀的文艺作品触及人的灵魂。叶炜在“转型时代三部曲”中，着力塑造了知名教授、管理干部、普通职员、大学生等不同群体的鲜活生动的形象，试图揭示知识分子矛盾复杂的灵魂世界，竭力写出时代带给他们的快感和痛感。《裂变》的主人公史真、《踯躅》的主人公陈敌和《天择》的主人公牛万象，都是乡村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他们出生在农村，通过自身不懈努力，考上了大学，留在了城市。那么，出身乡村的知识精英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呢？叶炜将其精准地概括为“身在城市，心在农村，灵魂在路上”。[16]在农村人看来，他们读了书，上了学，进了城，拥有一份安稳舒心的工作，无疑是跳出农门的成功者。在城市人看来，他们尽管刻苦勤奋、能力出众，但依旧很土气很保守，离自己的生活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是乡下人，也不是城市人，乡下回不去，城市进不来。他们内心充斥着希望与失望、撕裂与挣扎、彷徨与无奈，苦苦追寻着诗意栖居的“理想国”，却始终在路上。陈敌适逢弟弟结婚之际回家，但几乎认不出了儿时的玩伴，几句礼节性的寒暄之后，竟然找不到聊天的话题。看着满院子熙熙攘攘的人，他恍如隔世，丝毫没有一点主人的感觉，仿佛自己是个局外人。“这一切怎么那么熟悉，又如此陌生。”这种寂寞和隔膜在牛万象身上得到了复现，“每次回家，他最多只能待上两天，第三天就必须回来。”何处安置焦躁不安的灵魂？叶炜击中了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痛处。 统而论之，叶炜新著“转型时代三部曲”，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特征。从空间叙事发生看，有地域文化的濡染、域外文化的影响、艺术创作的自觉等不同动因。从空间叙事结构看，有“三部曲”的并置式、《裂变》的圆圈式、《踯躅》的复线式、《天择》的橘瓣式等不同形式。从空间叙事艺术看，有重复叙事、对比叙事、多重视角、开放式结尾等多种技巧。从空间叙事文化旨归看，有凸显象征隐喻功能、批判虚假丑恶现象、揭示人的存在状态等多重价值。叶炜以史诗视野整体摹绘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立体呈现了转型期高校发展的常与变，以及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错杂纠结的情感和人性世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正视“转型时代三部曲”的不足之处。比如，写高校知识分子题材是叶炜的优势，但作品应更好地结合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政治要求来写，进一步增强批判的针对性和力度。再比如，作品关于“同居时代”的命题和师德师风沦丧的描写，整体格调是灰暗的，是否有悲观化之嫌，值得商榷。我们期待叶炜在今后创作实践中，能够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空间化的存在特征，更加凸显空间的社会生产功能，更加圆熟运用空间叙事技巧，努力创作出更好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真实呈现当代中国形象的文艺精品。 [①][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7. [②]叶炜.小说的“神性”、农民的中国梦和创作的尊严——从《后土》的创作说开去[J].扬子江评论，2013（6）：87. [③]邱诗越.市镇叙事：一个亟待深入的文学研究新视域[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6（3）：68. [④]叶炜.“本土资源”与“友邦经验”——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溯源[J].当代作家评论，2019（3）. [⑤]夏琪.叶炜：我尽量写出一个真实的高校生活[N].中华读书报，2019.4.22. [⑥]同上。 [⑦][美]约瑟夫·弗兰克等.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C].秦林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 [⑧]叶炜.踯躅[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25. [⑨]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63. [⑩][法]雨果.克伦威尔序言[C].雨果论文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30. [11]叶炜.踯躅[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53. [12]叶炜.天择[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89. [13]叶炜.裂变[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60. [14]叶炜.天择[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360. [15][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A].包亚明.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0. [16]叶炜.踯躅[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19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