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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关键性概念的清理和明晰是我们展开对话交流的前提条件，也是建构出学科对话平台的有效途径。“关键词研究”则作为一种移植西方的批评方法，迎合着国内各学科寻找知识增长点的兴趣和解释冲动，但就方法创新性而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以及“引譬连类”的思考倾向，亦表征出这类研究方向。关键词的意义嬗变不仅源于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而且也和不同时期的翻译侧重相关，这实际上体现出概念自身的发展过程，被视为文化历史进程的一种继续。 关 键 词：历史语义学/引譬连类/概念史/译介模式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美学关键词研究”(15CZW003)、安徽省高校优秀拔尖人才资助(gxgwfx2018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继刚，阜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文艺学，安徽。 一、“历史语义学”和词语的力量 理论范式上的“关键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以雷蒙·威廉斯出版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为标志，其以“辞书”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来建构出一套开放多元的理论话语体系，并形成一个彼此应和、互文参照的思想场域。《关键词》原本为威廉斯在1963年为其另外著作《文化与社会》准备的续编部分，也即附录和注释，因为出版商认为其过于臃肿，这近百个词条在出版前被删掉，时隔13年之后，威廉斯将续编部分增删修订为131条后重新付梓成书。按照作者的意思，《关键词》一书漫长曲折的成书历程对应着社会词汇意义的演变衍生过程。书中倡导的“历史性语义”(historical semantics)研究，关注语言的词源发生和历史演进两个维度，也即词汇的历史风貌和当下意涵，侧重的是过去和现在“意义共联性”，而核心要点就在于“跨界越类”(cross categorical boundary)和“语义场”(semantic field)。这种理论特征和西方思想界当时的“语言学转向”是保持一致的。索绪尔曾经言及：“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1](P.158)由此，语言已非单纯沟通交流的媒介工具，而是具备独立的思想意义。换言之，语言议题替换了存在问题而上升为本体论，而关键词则成为思想的灵魂。除此之外，从思想渊源上来看，威廉斯的方法原则明显受惠于福柯的《词与物》。《词与物》又名“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福柯的写作缘起来自于对百科全书条目分类的进一步思考，他认为这种分类实际上标注了思想的限度。“因为它阻碍了命名这与那，粉碎或混淆了共同的名词，事先摧毁了句法，即丧失了场所和名称共有的东西。”[2](P.32)藉此，福柯以《词与物》来重新思考意义自明、理论自洽的原定秩序。福柯在书中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知识考古”(knowledge archeology)，所谓“知识考古”并非一门历史学问，而是重新审察和考辨知识制度、理论体系和文化实践何以产生的“合法性”。“考察有关词(语言)与物(实在)的秩序的不同观念体系，分析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撰写‘认识型’在不同时期所经历的间断历史。”[2](P.4)其通过断裂和非连续的方式来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知识的生成过程，破除了主体主义、本质主义的思想迷雾，质疑那些线性历史所建构的宏大叙事，打捞起那些被“整体性历史”边缘化的、遗弃的历史经验，从而还原出历史知识的本原状态。这一思考维度提醒我们理所当然的词汇陈述也可以不必为然，而习焉不察的语言习惯不过是后来的文化建构。 一般而论，学术著作卷轶繁复、浩如烟海，其中还不乏鸿篇巨著，我们究其终生也实难窥见全貌。不仅如此，许多理论晦涩坚硬，深奥散乱，由此阅读体验并不愉快，而往往正是这些理论术语让人们都退避三舍，它们常常使读者坠入词语的深渊、迷失于思想的丛林而不得其径。而关键词的出现恰如在文献迷宫当中遭逢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藉此，我们通过对基本概念展开语言清洗式的学术梳理并对“术语群”进行正本清源，通过词语的钩沉辨析来使得理论自身走向澄明，以散点透视的学术线索来完成整体性关照。以此来探绎历史脉络中的多义痕迹，强调词语意义的历史生成，并深描出有关于词语的思想谱系或全景肖像，由此，这一过程已然呈现出研究的历史性以及解读的多重性。此外，关键词的选择以及篇章安排已然超越了单一学科范畴，指向的是理论话语互涉和跨学科实践。譬如著名的Routledge出版社就曾经以一人一词或者一书一词的丛书系列形式来梳理考察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并形成了相互呼应、整体关联的“文化场域”，在学界形成广泛的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关键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词语之确定意义，具有一定的“非辞书性”，因为作为工具书，其词条是各行其是、自洽自足的，辞典静止的定义方式往往只是对有限本质的解读和寻绎。而关键词写作中的词条之间却是盘根错节、参差错落的，它们之间存有斑驳陆离的应答、呼应或者对话的关系，作者用这些看似习以为常、平淡无奇的词条建构出一幅声色并茂的全景图。正如威廉斯在《关键词》中的声明，“这既不是一本词典，也不是特殊学科的术语汇编……其是对于一种词汇质疑探询的记录”[3](P.6)。“辞书式”的汇编形式将会遮盖关键词的丰富内涵，并隐匿了词语具体的文化语境，而一般常见的百科全书或者牛津字典、韦氏词典对词汇的解读主要还是集中在词义变化的梳理，其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词语难免会发生误读或错位的现象。而威廉斯的“历史语义学”强调的是辞书所欠缺的字义之间的“关涉性”(connection)和“互文性”(interaction)，并以此完整呈现出语言发展过程当中的“意义流变”，这种明显的“非辞书性”决定关键词研究并不是竭力在为语词做定义、疏证，也并不是对重要术语进行诠释汇编。换言之，威廉斯就是要寻绎命题范畴的历史生成以及原始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其衍变发展的流程，将概念的内涵还原到曾经真实的语境中去，从而再次激活对话、发掘出词语的动态语用实践，并解读其延伸之新意以及现代价值之转换。由此，关键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词语“不证自明”的本质幻觉，在看似平滑的意义背后重新寻绎到矛盾之处，并深入反思这种矛盾背后的文化根源。正如McLaughlin所言，关键词研究“复杂化了我们原来对词语的理解，动摇了我们过去以为是稳定和不容置疑的基本概念”[4](P.477)。 当然，概念上的溯源、界定和梳理只是关键词研究的首要阶段。进一步研究的话，我们则应该从词语的接受视角来辨析关键词在不同文化语际中的翻译、误译、误读和变异性接受的历程，这种词语的“理论旅行”具有解构和重构的批判活力，往往对应的是文化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词义的“未完成性”(unfinished)实为常态和基本事实，“而我们一旦将某个概念和特殊的应用背景相剥离，就需要将其同自身所决定的和由其本身所决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相剥离。”[5](P.5)从关键词的甄选中，我们不难看到语词意义的延展、裂隙、衍生、转变以及价值意义和社会信仰方面的嬗变过程，词语的分组或者主题排序将会遮蔽其意义关联性，譬如“现实主义”(realism)一词，它被置于文学艺术词汇当中的话，当然毋庸置疑，但是这样也无法呈现出它的哲学内涵或者政治学、经济学上所具有的意义，而“代议制”(representative)一词放在政治学当中和翻译为“表征”放在艺术学当中，内涵指涉已然相去甚远。语词的言说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无涉文化意识形态的过程，而是激烈冲突的“文化场域”中的重要构成维度。“如若研究者只顾埋首穷究学理，而对词语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茫然无知，则是件可悲的事情。”[3](P.2)威廉斯用“warfare”和“welfare”两个词汇毫不留情地讽刺了不断压缩福利的撒切尔夫人政党和德国纳粹之间的相似性，并且他强调按照字母排序以“互文参考”(cross reference)来使作者重新审视词语被遮蔽的内涵。秉持这一思路，他重点分析了五个词语在近两百年间的意义迁移，并由此来探究英国社会文化的递嬗过程。由此可见，关键词并不是简单生硬的、一成不变的浓缩版定义。概念不可能永远被固定在规范性的定义当中，任何语词都活在历史语境当中，需要不断地补述、回应、指正和批评。正如我们当下生活中常见的词语“同志”、“小姐”、“干爹”等已然发生了意义转移，甚至迥异于之前；而小资(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意义指涉也大有不同，在延安文艺之后，这一概念指称的是知识分子和城市劳动群众，时至今日，这一词语已然脱胎换骨，成为优雅浪漫、精致生活的代名词。由此看来，词语的更迭、膨胀、收缩、位移、废止、遗存以及复兴的历程，就是文化理论演进嬗变的过程。但威廉斯也指出关键词并非具有“一锤定音”的权威定义，而是表征出对词语质疑探询的记录过程。对于这类关键词的阅读，《文化理论关键词》中曾经提供了两种阅读方法：线性路径和非线性路径。前者要求所有的陈述都按照一种连续的轨迹展开，以此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理论脉络；后者要求读者借助脚注标明的参照书目，以一种交互式的自由方式阅读，藉此，“意义并非是自身的固定属性，而是来自于我们的解读方式”[6](P.4-5)。通过词语之间的对接和转换，我们不难找到深度对话的可能性，而对这种意义裂隙的分擘例证将触及文化研究的核心理念。 二、“引譬连类”与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概念史” 界定清晰的范畴和概念是我们展开对话交流的前提条件，而关键词研究作为一种移植西方的批评方法，迎合着国内各学科寻找新的知识增长点的兴趣和解释冲动，但是就方法创新性而言，也有学者认为大可不必非要找西方理论“拜师学艺”，域外的关键词梳理和“关联性”考辨也不过是“老树新花”，①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史”、“观念史”研究以及“引譬连类”的思考倾向和文化实践，亦足以表征出这类研究方向，我们亟需掸去蒙尘砥砺传统其术。而针对当代的理论舶来现象，张旭东曾经痛斥道：“现代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是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我们的意义来自于别人的定义，这是很滑稽的事情”[7](P.5)。由此，我们立足于当下的众声喧哗来重新审视国内前人的明辨之思，对他们的审慎性和前瞻性仍然敬佩不已。本土话语范畴在寻绎和发现“他者”的现代性历程中建构出相对完善的理论言说体系。 “引譬”、“连类”原本都是诗歌修辞方式，孔颖达认为“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8](P.15)。邢昺注疏后解释道，这指涉的是中国古代诗词中表达出来的关联性思考倾向以及文化实践，后来刘勰将之视为“感时观物”并以此来建构出诗学言说体系，他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言道：“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既随物以宛转，亦与心而徘徊。”[9](P.262)也就是说“联类”并不是数个孤立名词的并列，任何意义的获得都是从整个系统中来抉择，这一系统涵盖了社会历史的语境、知识体系的生产和当时文本的书写模式等。由此也不难看出审美主体要借此来完成与世界的遭逢、互动和契合的系列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辐辏藉此而从感知上升到经验，从常识上升到玄思，并融合生存体验相与并用。藉此，这一概念也从传统修辞学中得以脱身而出，成为重要的解释框架以及认知方式。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引譬连类”作为中国诗歌表达中的关联性思考的倾向和实践，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譬喻理论和表述方法，更是和西方逻辑演绎方式相区别的中国“关联式”思维认知方式。其帮助我们从结构完整、体系分明的文化史、理论史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正如郑毓瑜所言，“中国传统认知世界、通过越界和跨类的方式在类分事物的基础上联结物/我、情/景、身/心、言/意，并形成一套知识理解框架和价值体系，……通过这种会聚和亲附，我们跨越表象差异所形成的类别界限，在不断越界中去探寻共存共感的底层”。[10](P.8) 除此之外，以关键术语为切入口来审视文化历史的过往，亦是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常见维度，正若费正清所言，“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11](P.497)。核心语汇的考略、订误、兴起、代谢及在文化体系中获得言说合法性的过程一直都是国内学者关注的视点，这其中既包括“概念史”、“观念史”的研究取径，也包括训诂学中的“解字”治学传统。陈淳的《北溪字义》是从核心概念入手来解读宋儒义理学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也是从核心术语来阐释孟子思想精华，其在《与是仲明论学书》言及，“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12](P.138)；阮元的《性命古训》更是树立了以训诂学的手段来解决思想史难题的典范。胡适在评价《性命古训》时认为阮元的贡献并非“解字”，而是主要在其方法，“他用举例的方法，搜论性的话，略依时代的先后，使我们容易看出字义的变迁沿革。”[13](P.449)而至现代，朱自清将历史文献和词汇研究相联系，他在《诗言志辨》当中重点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当中的重要概念，并依序找到“各个批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14](P.127)。他在《语文学常谈》当中谈到，当代的语义研究并不苟同于传统的训诂学，因为训诂学是从古代的历史文化开场，“或早或迟渐次延伸到现代”，而语义学则恰好相反，从“现代的兴趣开场伸展到历史”。[14](P.172-173)钱钟书《管锥编》中也从经史子集的核心术语角度入手来分擘例证；而郭绍虞专门对中国古代文学术语范畴的解析，他的《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仔细辨析文学史当中的重要概念，诸如“文笔”、“气”等，并分擘这些词汇意义生成的过程。此外，刘若愚旁征博引地以“文”一字来彰显“自然之道”，并从许慎的《说文解字》、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及萧统的《文选序》中演绎出“文”之概念流变史：记号—样式—纹饰—文化—学问—著作—文学。[15](P.67)这种概念的清理并非“无用之辨”，学者们正是通过对概念的重审来质疑其产生的“合法性”、“统一性”和“自洽性”，并发掘出词语之间的裂隙和分歧。 整体而言，以上世纪末威廉斯《关键词》等一系列著作译介为标志，国内学界开始借助其理论的革命性思想活力来打破既定的学术陈规并重审传统视域的基本预设，并很快在文学领域呈现出关键词研究的“井喷”。②就此，笔者曾经撰文将其归结为“学术场”的生产。限于篇幅，本文将不再赘述。就研究体系和内容安排上，国内有学术影响力的关键词研究著作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辞条汇编类。诸如汪民安的《文化研究关键词》、赵一凡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廖炳慧的《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帆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等。这种体例涵盖广泛，几乎将所有相关术语一网打尽，但也易流于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内容上却不乏臃赘冗繁。这也导致这类著作的身份非常模糊，到底是工具辞典还是教材汇编抑或是学术专著？如廖炳惠《关键词200》多是注重词语的汇编收集，但书中每个词语只有寥寥数句的匆忙介绍，甚至很多陈述还不足400字，概念之间也缺少必要的勾稽和辨谬。除此之外，这类汇编的主观性还体现在编纂过程中的“因人设词”，前辈学者赵一凡教授在《西方文论关键词》前言中感喟“在实行过程中，计划多有变动，我们转而注重因人成事，发挥作者的专长”[16](P.2)。但笔者认为只关注词语的字典编纂、概念梳理和意义解读，实则已然偏离威廉斯《关键词》的初衷本义。因为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理解上的差异是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存在，换言之，语言的本质决定了对意义的释义是无法穷尽的，而一锤定音的权威定义实则难逃“语言暴力”之嫌，语义流变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任何严格界定都可能沦为断章取义。 其二是主题阐释类。诸如《文化理论关键词》就是将研究议题设置为“知识”、“社会身份”、“语言与阐释”等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下面又集中解读了六个代表性关键词。而《艺术哲学关键词》也是沿袭这一思路，其大致分为“关键术语”、“关键思想家”、“关键文本”和“艺术介绍”等四个部分；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中重点界定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战争文化心理”、“共名与无名”、“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等五个核心术语。而王晓路主编的《文化批评关键研究》以近30条关键词为切入口，对当前文化批评理论话语的问题性进行了甄别梳理和学理评析。这种体例限于议题，未能有效拓展延伸，往往给人意犹未尽之憾。陈思和教授自己在序言中坦陈“这是一本类似于自选集的文集……直到十多年后才凑满十章，出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版本”[17](P.1)。而王晓路教授也言道“关键词完全是笔者个人的主观选择，其中也难以形成完全统一、客观的标准，某些关键词的中文翻译和界定，也必然是术语撰写者个人见仁见智的意见”[18](P.10-11)。并且汇编形式都是成员们群策群力，个人文责自负，作者们不同的学科背景或者治学理念使得他们对类似或相同“关键词”的文化释义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差异明显。 其三是话语重构类。中西方话语的平面对接并不能引导对意义探寻的进一步深入，词语研究的最终立足点应该是本土文化的语言境遇，我们对西方理论溯源梳理的旨归应是提出自己看法见解，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而这方面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胡亚敏教授的《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此书选取十个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词，在正本清源的前提上，考察其对中国文艺研究的理论适用性，通过中西话语的对接来探绎对话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努力将语汇意义在辞典中的“唯一”拓展为“一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亚敏将布尔迪厄提出的重要概念“文化场域”引入到关键词研究当中，并建构出有效的批评范式。她将关键词产生和流变的“文化场域”分梳为原初场域、生成场域、拓展场域和接受场域四个部分，这些复数的“文化场域”的渐次分擘例证使得关键词研究兼具历史背景与理论深度，在这种矛盾张力的断裂之处，语词的真实意义将走向澄明。“应该说，对西方关键词做如此深入的分析在国内关键词研究中尚属首次。”[19](P.7)除此之外，此书努力通过对重要话语的梳理来打破目前学界的本质主义学术倾向，在明晰性中发现了含混，在确定性中寻绎到裂隙。正若胡教授的洞见，关键词只是对部分意义的有效说明，但是不能以此来遮蔽了事物完整的、多元的风景。换言之，关键词研究也只是对多元丰富问题的有限探讨，而一味地将关键词批评视为解决问题本质的做法只会使得话语研究变得膨胀化、霸权化和浅层次化，可谓诚哉斯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