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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可以分为辛亥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多个发展阶段。整体回顾起来，每个历史阶段都成为其时广阔而宏大的时代背景，每个历史阶段也都产生有与其相适应的宏大文学叙事。且不说缀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珍珠，单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产生了《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第一批当代文学作品，《沙家浜》《红灯记》《白毛女》等第二批舞台艺术作品，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产生出《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古船》等一大批回应时代精神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宏大背景和宏大叙事中，大都是以大见大，有些作品也展现了以小见大，但对于大小融合、大的拓展，我们的文学却在对现实世界的抒写中更多流连于边缘地界。在延续了近20年私人经验之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等时代重大节点相继出现，文艺界相继出现了一批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宏大背景、宏大题材和宏大叙事再次引起文坛关注，个人命运和宏大题材两大叙事传统的互补格局正在形成。 二 陈集益的中篇小说 《金塘河》以“我”的视野观察生活、讲述故事。小说讲述了金堂河边一家人在改革开放前，为了多生产粮食吃饱饭，父亲与天对、与地斗、与人斗、与鸟斗、与野猪斗的近乎悲壮的故事。作者在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比较好地把握了个体生活及其命运与他所处的大时代的关系，能够让人感触到强烈的时代精神。小说在结尾处将时代背景切换到改革开放初期，村里人开始外出打工了，曾经被一代人开天辟地开荒出来的农田、甚至是良田都渐渐荒芜了，让人心生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酸和感慨，使这个小说具有了黑色幽默般的沉重感。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大的时代背景，在联接各个时代背景中来展示人物命运，因此小说虽然通过个人叙事来塑造人物，实际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宏大表达，小说关注的是国家命运、国家命运中人的命运。正是这样大的背景中，在写干旱的时候，有一块干旱地的一面临近一股很细小的水，作者写道：“从田的这头往那头看，稻田的颜色从翠绿到了金黄，仿佛梯田的另一边已经提早进入了秋天。”《金塘河》的以小见大并非通过由小而大的寓言完成，而是将宏大背景和人间烟火融合连接起来，通过大小融合展现出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世界。 熊育群的长篇小说《己卯年雨雪》则显示了由大而小。小说展示的抗日战争时代背景十分鲜明，但作者把抗日战争置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宏大的背景当中，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放在很大的视野来观察。正是有了这种视野，作者拥有了切换观察视野的动机和理由，能够站在日本人的视野来讲述故事，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观察战争中双方人员的心理和事件，从而构成《己卯年雨雪》的根本性贡献。正是在这样的观察视野中，我们触摸到的很可能是对人类本身巨大的悲悯、反思与和解，这使文学的价值从政治功能、娱乐功能转向了思想和人文价值，进而转化出审美价值。为什么要强调这种视野呢？因为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开启了全球化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融合，全球化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对人类自身的基本尊重，是要求建立不同肤色、种族、文化、地域之间的人的共同规则的内在冲动，作为人类尊重自己的基本原则，人类共同的命运越来越成为当下需要讨论的命题。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的内在要求。当我们要为这种新的逻辑做出响应时，必须重新反省检视历史，《己卯年雨雪》就在这种宏大背景中展现了探索的努力。 赵晏彪的长篇小说 《中国创造》。小说题目的时代背景很明显，时代感很强。“中国创造”的时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国创造》将中国工业发展置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主线上，揭示了工业发展中个体和时代的共生命运。现代信息和科技加速了世界经济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化，虚拟经济抑制着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虚拟经济一旦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就成了泡沫。当中国加入到全球经济利益分配体系之后，必须做实实体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背书。同时，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也必须保障实体经济良性发展，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文学却很少将工业生产中的产品和人置放在工业发展这一宏大背景之中，甚至在广东这一制造业核心地带产生的是打工文学，文学长期倾述的是人的苦难，甚至这种苦难也不是时代阵痛下的人的苦难。现实情境中，很多作家将个体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前面人的背景问题却被搁置起来了，没有进行认真思考。当然，当一个人把自己置放在更大视野来审视的时候，很可能会变得格外低调，他容易看到自己的渺小，容易对人类心生悲悯情怀。宏大背景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人类命运的问题，也是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 宏大背景中可以写个体生命体验，宏大背景中还有着基本的宏大事件。一般而言，作家写什么，怎么写，都是自由的。但是，当我们把文学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一种责任存在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文学有没有责任？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流行怎么舒服怎么写，对私人经验的抒写开始流行，他们也许是有责任的，但作家之我是第一位的，责任被放在后面或是潜意识的，或者是由读者批评家分析解读出来的责任。对于我们越来越善于挖掘的庸常的私人经验，有人强调这是文学向本位的回归。但我始终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战争年代的文学有战争年代的特点，今天的文学也应有今天的特点。如果一定要做划分，我宁愿将这种私人化作为当下这个时代文学的阶段性特点。这也因此意味着，这种私人经验的极致抒写并不是终点，不是有些人讲的本位回归，而是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学呈现，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还会迎来新的文学呈现。我想，今天个人经验的大面积书写，一方面当然反映了当下的部分中国现实，一方面也反映出作家对日常生活的沉湎，即便面对飞天潜海这样巨大的时代变迁，作家们也常常开掘其日常的生活经验，虽然有时作家选择了不庸常的视角与眼光，但这离事物本相毕竟远了一些。 三 从文学史来看，从《荷马史诗》开始，到中国的《山海经》《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实际上都有着宏大事件在这个脉络中忽隐忽现，比如前苏联文学。当然有些写宏大事件的文学作品，过于放大了事件本身，轻视了宏大事件中人的因素，出现过模式化、类型化。但是今天，我们走到了另一面，无限放大了个体，极尽所能弱化了宏大事件。关于宏大题材，何建明的《国家》讲述了2011年中国从利比亚撤离华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个人命运如何与国家紧密相连，个体行为如何与国家行动紧密相连，展现出文学真实带来的审美力量。在我看来，重大历史事件很可能比私人小事件更具有故事冲突性，更具有展现人性复杂的可能，也更具有展现人物命运的魅力。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作品面世，甚至弥漫着一股厌倦重大事件的气息。我们似乎应该更客观一些，除了私人生活、私人经验，那些重大事件中也蕴含着一个个人的精彩与美妙、困苦与挣扎，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审美与情趣。当然也可能，有人觉得并不熟悉这种重大事件，只能以滴水见大海，一叶知秋，这就回到了宏大背景上，宏大背景中的私人经验，这也可能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表达。 记得2018年，文学界在南京召开了一个当代文学论坛，围绕科技全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路向展开研讨。有评论家指出，文学的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能不能写好大家都能看到的共同的外部世界，也写好大家都经历的也许彼此隔绝的内部世界，成为文学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世界发展到今天，当下的生产力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和以往也大不相同。文学所谓的写人，脱不开去写这种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中的人。就文学而言，生产关系就是作品中那个时代里人与人、人与时代的关系，人和人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构建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但在波澜壮阔的今天，我们的文学基本上是属于内部的，极少有作品将所处的时代、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所展现的开放性写出来。这个时代的气质、时代精神，正是由万万千千的“我们”所构建。但是我们的文学，常常无视于这种主流的生活形态，把握不住社会和生活的主流与本质，无限放大了个人情绪。从我们的不少文学作品中，看不到激情燃烧，看不到拼搏创新，也看不到国际化，甚至看不到诸多因网络而生的新的生活形态。文学的本质固然要揭示丰富的人性，构建丰富的审美，主流的生活形态就不能揭示人性、不能构建审美了吗？ 任何一个时代，不仅包含时代中的个体体验，也包含时代的主流社会形态，这种主流的社会形态，也是由一个个个体所构建的，我们从中能找到巨大的冲突、深厚的情感，也能提炼出审美规范，也能寄寓审美期望。我并不反对作家们抒写私人经验和个体命运，我反对的是轻视或忽略宏大背景和宏大题材。我始终相信，文学中个体命运和宏大事件正如他们在现实中那样紧密联结，只有二者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共同命运中的人间烟火才更斑斓、才更精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