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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悲剧人文主义”概念的提出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很多自信的欧洲人一直乐观地相信，人类必将迈入一个理性、和平的新时代，暴政、迷信和战争从此一去不返。而马克斯·勒纳却将这种信仰形容为“贫瘠”，并通过从伦理学的角度定义“悲剧人文主义”的概念，指出了人类在“自然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博弈中必然存在的无处遁逃的悲剧性。当时西方学界自由人文主义盛行，“悲剧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并未引起多大重视。2009年，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收录于《理性、信仰与革命》一书的论文《文化和野蛮》中通过分析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再次明确提及“悲剧人文主义”一词。他所理解的“悲剧人文主义”与勒纳有所不同，充盈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宗教内涵。 “人性”和“向死而生”是理解伊格尔顿“悲剧人文主义”概念的两个关键词。勒纳在他的定义中质疑了人的理性，伊格尔顿则明确了人无法完全理性的根源所在——“人性”。对人性的彻底失望，是伊格尔顿的“悲剧人文主义”概念区别于勒纳之处。伊格尔顿坚定地认为，唯有直面这一残酷的现实，才能在政治上取得真正的进步，此所谓“向死而生”。如果说马克斯·勒纳的“悲剧人文主义”还局限在伦理学层面的话，那么伊格尔顿对“悲剧人文主义”的理解则彰显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自由人文主义被海登·怀特和威尔逊·库兹称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传统”。在他们合著的《自由人文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两人从多个角度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的演变历程作了系统的考察。虽然资产阶级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包含了许多矛盾，呈现出非同一性的特征，但伊格尔顿还是抓到了自由人文主义者的某种共性——将普通生活理想化，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并且无从避免。由于自由人文主义者理想化普通生活，使得他们在寻求人类社会真正民主、公平、正义的道路上，虽然提出了花样翻新的方案，但实质上可能是碌碌无为的。本文中，伊格尔顿站在悲剧人文主义者的立场，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悲剧观、“无利害性”观点和“延续性”观点的猛烈抨击，足以说明这一点。 二、对自由人文主义悲剧观的批判 伊格尔顿批判自由人文主义的悲剧观，对准的目标之一便是自己的博士导师雷蒙德·威廉斯。威廉斯主张悲剧是日常的，但同时他也认为悲剧是不能被不断解决的。应该说，威廉斯的这个观点是比较典型的悲剧人文主义者的观点。那么，伊格尔顿对他的批判又从何谈起呢？这还涉及到威廉斯的另一个重大概念“文化唯物主义”，威廉斯希望借助这个概念填充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理论上的空白，从而对“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论探讨。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面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所遭遇的危机或悲剧——他认为社会危机就是“悲剧”，开出了药方，即漫长的文化革命。在漫长的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悲剧是可以被承受、被改变、被解决的。至此，不难发现，威廉斯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架构，从发现问题到给出解决方案，这个体系看上去无懈可击。然而，伊格尔顿却给予了坚决批判。他犀利地指出了威廉斯理论的自相矛盾之处：悲剧既是不能被解决的，又是可以被解决的。伊格尔顿不否认威廉斯是一位悲剧人文主义者，但认为威廉斯同时也保有相当多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禀性特点，比如理想化普通生活，这便导致了他所指出的上述矛盾。伊格尔顿认同威廉斯对悲剧的定义，他与导师的根本分歧在于，在伊格尔顿看来，“倘若人性没法超越自身，那么悲剧也不能被超越”。 威廉斯构想通过漫长的文化革命发现新制度，伊格尔顿完全赞同，但是从悲剧人文主义者的角度，制度的改革绝不应该建立在人性美好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霸权国家挑起的几次对别国的战争，正是从标榜自身的人道主义开始的。伊格尔顿认为，悲剧无法超越，人类只有正视这一现实，才有能力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切实地取得政治上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伊格尔顿无力也不屑于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蓝图，他认为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关注的也不是未来，而是现世。因此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帮助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他自己正是这样躬行实践的。 三、对自由人文主义“无利害性”的批判 伊格尔顿批判自由人文主义的矛头曾对准前牛津大学托马斯·沃顿英文教授约翰·贝利。贝利擅长于文学批评和创作，在文学学术界首屈一指，向来被牛津的学生视为文化巨擘，其威望之高，俨然一副牛津大家长的风范。但在伊格尔顿看来，约翰·贝利受惠于利维斯，承继了自由人文主义文学运动的准则，甚至较之利维斯，贝利“无利害性”批评面具下的温柔一刀更具杀伤力。比如，在对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评价问题上。 对于哈代语言的不协调和不统一，约翰·贝利有着自己独到的温和的批评。他将哈代文本的品质归纳为“令人惊叹的荒谬”，同时又强调，哈代的这种风格是滑稽与崇高共生，可以作为浮浮沉沉的人生的一种有效反映。他还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代的作品能够起到慰藉人心的作用。贝利从自由人文主义“无利害性”的准则出发，优雅地对哈代的“荒谬”表示容忍。伊格尔顿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将哈代的文本描述为对生活的模仿，贝利礼貌而彻底地阉割了哈代文本中体现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哈代对其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道德、教育等一系列价值观念以及资产阶级残酷剥削的现实予以了强烈批判，他坚持文学应当真实地“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的创作理念，这使得其创作中总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浓厚的悲剧意识。托马斯·哈代是伊格尔顿笔下的悲剧人文主义者，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在创作中打造的一系列不屈服的灵魂，都在彰显一种向死而生的政治愿景。然而，这在自由人文主义者约翰·贝利的批评中被全盘打压了，利维斯的《细察》对哈代作品的诋毁实则也是出于对哈代“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的恐慌。 四、对自由人文主义“延续性”的批判 不同于持非激进的政治态度、宣扬“无利害性”的自由人文主义者，还有一拨看上去非常激进，譬如像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理查德·道金斯这样的新无神论者。伊格尔顿在《伦敦书评》上撰文批判道金斯之流，指出他们倾向于将宗教与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视为同一。在后来的访谈中，伊格尔顿又进一步指出，希钦斯与道金斯以为简单地丢弃掉许多压制性的障碍——传统、宗教、迷信等等，就可以开足马力顺利实现人类的解放，这是十分荒唐的，这正是自由人文主义者将普通生活理想化的特征。资本主义制造敌意、焦虑感、不安全感以及催生原教旨主义的屈辱感，对人性丑陋面的激发时常导致对社会的大规模伤害，但这些自由人文主义者讨伐宗教的檄文却从未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显然是本末倒置了。在伊格尔顿看来，资本主义的“延续性”只是一个幻象，说资本主义的制度可以延续到无限之久远，就好比说人可以长生不老一样，但希钦斯、道金斯这些自由人文主义者却都对这个幻象信以为真。新无神论者们像黑格尔一样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困境，同时，也具有黑格尔的局限，即看好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自身思想参数的修正能力。而伊格尔顿却清醒地意识到制度需要的是变革，绝非修正。 五、结语 洞察悲剧的眼光要求我们直视最残酷的现实，只有这样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需要注意的是，悲剧的思想者绝不意味着他是悲观主义者。伊格尔顿重提“悲剧人文主义”的概念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一方面，他依据此概念对自由人文主义的悲剧观、“无利害性”和“延续性”观念予以了猛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也注重在批判的过程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他指出悲剧和乌托邦总是互相牵涉，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系列制度的改革，而绝不是因为人类美德；其次，他指出我们需要直面存在剥削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改造文学，使文学承担起废止资本主义的任务，从而迈向更公平正义的社会；再次，他指明了宗教徒的宗教信仰与无神论者的政治信仰并不对立，异中有同。伊格尔顿的这些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有益的建言，值得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深思。此外，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一点，伊格尔顿所做的文学文化批评和理论研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这对于国内有抱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与理论家而言，同样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做扎根于我国国情的理论研究，必将成为理论创新的生长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题《特里·伊格尔顿对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批判——兼论其“悲剧人文主义”观念》，《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