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公共阐释与一般阐释学、门类阐释学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阐释学本身来思考公共阐释的合法性，探讨公共阐释与一般阐释学、门类阐释学之间的关系。 顾名思义，一般阐释学是面对所有的阐释对象的，它的范围极其广大，无所不包，既包括公共领域，也包括私人领域；既包括政治、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经济、法律等精神意识领域，也包括风俗、礼仪、传播、旅行等社会实践领域；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需要阐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正说明人们对对象的理解有困难，对此，美国学者林格(Linge)这样说过：“解释学(“解释”即“阐释”之意——引者注)起源于主体性的断裂。它的应用领域包括我们在其中遇到意义问题的所有情境，这些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立刻就能理解的，因而要求作出解释的努力。”(14)执行政府的政策，如何把握好政策的尺度，必须要阐释。行使法律的权力，如何将法律条例进行量化，做到公平、公正，也存在着合理性的阐释问题。到世界各地旅行，要了解目的地的风俗文化、宗教信仰、制度礼仪，其中阐释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不了解这些，在旅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在任何一种风俗文化、宗教信仰、制度礼仪背后，都有缘起、有叙事，都需要阐释。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至今仍存在很多不能阐释的现象，比如人的大脑的奥秘、当今量子科学研究提出的量子纠缠问题，前沿的科学家大都表示，还无法细致、准确解释。阐释学的广大无边决定了一般阐释学非常艰难。按照常理来说，一般阐释学是阐释学的基本理论。这种基本理论是否可以以哲学阐释学来代替？恐怕还要三思。哲学能解决的问题领域虽然广大，但是，哲学阐释学是否能涵盖阐释学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当下，一般阐释学的理论架构还没有完全成型，这有待于门类阐释学的深拓。 门类阐释学是关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相关门类相关问题的阐释，诸门类之间有些问题虽然相通，但是，每个门类毕竟有自己的领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阐释，诸如政治、哲学、历史、宗教、文学、艺术、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都有自己的阐释领域，都应该有自己的阐释学。门类阐释学是对门类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阐释，相对具体，容易操作。但是，由于涉及一些专门知识，很多领域是除该领域专家之外的学者无法阐释的，比如自然科学领域。哲学家可以阐释文学、历史等门类中的问题，不一定能阐释化学、生物、天文中的问题。从阐释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阐释的兴起正是从门类开始的。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在研究《圣经》的基础上建立了神学阐释学，这是门类阐释学的自觉。此后，狄尔泰(Dilthey)将这种神学阐释学推向普遍化和理论化，推动了阐释学的发展。到20世纪，伽达默尔(Gadamer)等人创立了哲学阐释学，姚斯(Jauss)等人构建了文学阐释学。一时间，阐释学风生水起，几成显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研究中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性学科都与阐释学有关联。阐释关联着语言、符号，因此，20世纪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极其兴盛，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生存的一种重要方式。海德格尔(Heidegger)有一句经典名言，“语言说话(Die Sprachespricht)”，(15)说话的意思也包括阐释。所有的阐释都离不开语言。这是阐释学关注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般阐释学和门类阐释学都会涉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其涉及的私人领域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我们的着眼点是公共阐释。无论一般阐释学还是门类阐释学必然会有公共阐释的内容。伽达默尔(Gadamer)说：“哲学解释学把以下事情列为自己的任务：充分揭示解释学的所有领域，指出它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个理解的根本意义以及它对这种理解展示其自身的各种形式的重要意义。这些形式包括：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到对社会的控制；从社会个体的个人经验到他同社会打交道的方法；从宗教、法律、艺术和哲学等构成的传统到通过解放的反思使传统动摇的革命意识。”(16)显然，伽达默尔把哲学阐释学当作一般阐释学，认为它能够解决所有领域的阐释问题。在我们看来，这是伽达默尔的理想。当下，我们在无法完成一般阐释学理论建构的情况下，只能服从伽达默尔，只能依附于哲学阐释学。哲学阐释学实际充当了一般阐释学的角色。 不管是哲学阐释学还是门类阐释学都必须面对公共领域，它们面对公共领域所进行的阐释行为都属于公共阐释。也就是说，公共阐释是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的。但是，公共阐释面对的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它像一般阐释学一样涵盖门类阐释学。也就是说，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要解决的是它们之中的公共性问题。如此看来，公共阐释确实是既普遍又特殊的，它只能是一般阐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此看来，我们不禁要反思，既然公共阐释是一般阐释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有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倘若按照逻辑来推演，一般阐释学已经承担了公共阐释的任务，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实，不能这么简单武断！上文我们说过，一般阐释学的理论并没有成型。由于阐释学的领域极其广阔，想完整建立起一般阐释学并非易事。而今，哲学阐释学实际充当着一般阐释学的角色。当下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与交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往时必须要通过亲临现场或者见面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则通过先进的技术设备不须亲临现场、不打照面就可以解决。私人性在不断增强，公共性在极度萎缩，这是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它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事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公共性的研究，重建公共性的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江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建构。在讨论公共阐释的特征时，他特别强调公共阐释是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公度性阐释是指“阐释与对象、对象与接受、接受与接受之间，是可共通的”，它“立足于公共理性建构的公共视域”；建构性阐释是修正、统合、引申公众理解与公共视域；超越性阐释是指超越个体，“在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规约中，实现对自身的扬弃与超越”；反思性阐释是“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17)这其中社会担当的忧思是极其强烈的。公共阐释的建构是适应当下对公共领域审视与研究的热度的，自然有其合理性的诉求。 无论如何，公共阐释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对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的一个重要举措。不管是一般阐释学还是门类阐释学，都以公共性为基点，这是因为，公共性是人与人对话与交往的前提。从当下中西方阐释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虽然西方的阐释学理论有不少涉及这一问题，但是，明确把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学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似乎很少见。因此，我们说，这是一个熟悉的陌生领域。进入这一领域当然要有一定的知识、文献和理论储备，而这些储备并不是短时间可以见效的。张江率先提出这一问题，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