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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劳动”这一主题成为了文学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构建了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劳动美学。劳动是一个人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一个人建立主体性的基础，也是人格独立的实践路径和物质前提。可以说，劳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成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叙事中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新道路应该是人人劳动的道路，不允许再出现精神欺凌和物质剥削那样的道路。不能走那条路，那么要走什么路呢？走的是劳动的路，以劳动来获取生命尊严、建立人的主体性的道路，一个可以体现现代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义新人道路。在这一基础上，柳青的《创业史》塑造出的农民梁生宝的形象，就是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领路人形象。小说中有一个写梁生宝买稻种的很重要的细节描写，把梁生宝那种淳朴、热情、善良和一心为公的爱劳动、有理想的精神品质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梁生宝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公社的发展提供物质的积累，带领乡亲们探索出一条能够体现出人格独立与尊严的社会主义道路。梁生宝的形象非常动人，甚至梁生宝因为忙碌而导致没有时间谈情说爱，梁生宝与徐改霞之间情感生活的裂变，也是由于对劳动理念的认同不一致。后来，梁生宝钟情于另一个女性，也是建立在他们同样热爱劳动、热爱乡村工作的基础之上。 对劳动的热情，对新生活的向往的激情，在当代中国的很多作品中都得到了呈现。山东作家郭澄清的《公社书记》讲述了一个中国农村基层的劳动者和领导者的故事。这个公社书记一点也不像一个书记，而是像一个普通农民一样，大家都称他为老项，从来不称他项书记。这个劳动者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枪法精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晚上他能够沉下心来，写出一篇好文章；而在白天他又跟农民一样锄地干活，看不出他身份的特殊性。所以，这是一个把枪杆子、笔杆子、锄杆子三杆并举的基层劳动群体的领军人。他所保持的淳朴的劳动本质，特别让人感动。他能够和劳动大众合为一体，带领他们前进，倾听他们的呼吸。这种领导者身上散发出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光芒。刘树德的《拔旗》写了两个书记开展劳动竞争的故事。当时的很多作品都呈现出要做一个劳动者的理想，要体现出劳动英雄的本色。这不仅是村民之间竞赛、公社之间竞赛，而是那个时代明朗的、乐观的、劳动美学。公民的独立人格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寻，都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新时期以来，劳动和个人、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不再屈服于贫穷，他通过劳动致富，改变命运。他有了余粮，他就做一些农副产品到城市的市场上去卖，这说明一个劳动者的内心情感的变化与生活的变化，折射出劳动改造影响了他和一个时代的命运。贾平凹的小说《腊月·正月》写了乡村的劳动者、新的致富带头人王才的故事，打破了以往那种贫困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新劳动者和新致富模范。 贵州作家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则写了一个以往人格不独立、精神猥琐的冯幺爸形象的转变。之前他是被救济的对象，在包产到户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他通过劳动有了余粮，他说现在谁也不求，要为自己做一回主人。这种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非常宝贵。作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何士光的小说《种包谷的老人》写得非常清新明朗，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有一种沈从文和汪曾祺笔法的味道。里面更有一种明朗刚健的东西。《种包谷的老人》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刘三的70多岁老汉，依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活，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自由自在、不急不躁。虽然他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但是他依然在坚持独立更生的生活，不需要别人照料，并且通过劳动积累财富，完成心中一个愿望——为曾经一无所有时嫁出去的女儿置办嫁妆。这形成了一个新旧对比，即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带来的财富可以了结一个父亲的心愿，这个情节是特别动人的。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人生》同样是新时期很重要的作品。《人生》中的高加林希望改变命运，但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劳动或智慧来改变，而是通过一种投机的方法，所以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平凡的世界》写得特别精彩，它深刻体现了一种社会主义劳动美学。孙少平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知识青年，同时也热爱劳动，以劳动为荣，以劳动来建构自己生命的尊严。中学毕业之后，他来到黄原城做了一个揽工汉，白天背大石板挣工资，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世界文学名著。这部小说散发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芒。孙少平是一个物质的劳动者，又是一个精神的探索者，正是这种劳动者的独立人格品质和非凡的精神追求打动了田晓霞。孙少平来到煤矿之后，作为记者的田晓霞路过煤矿，去寻找她的恋人孙少平。孙少平刚刚从煤矿爬出来，满身乌黑。田晓霞特别激动，说这就是我爱的煤黑子，这就是我爱的“烧炭工”，这就是我爱的一个劳动者的形象。作为劳动者，孙少平是有价值的，是美的，是有尊严的，是值得尊重、理解和深深爱恋的。这正体现出这个时期非常理想、健康、具有社会主义劳动特点的美学，在今天依然散发出非常动人的光芒，闪烁出理想主义色彩，乃至具有一种恒久的价值和精神启示。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劳动者的书写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当代文学出现了很多新型的进城农民的形象。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尤凤伟的小说《泥鳅》和刘玉栋的《年日如草》等作品都有涉及。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在寻找一个新的中国梦。《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认同城市，用他的劳动和美德在城市中生存，尽管是以捡垃圾作为工作，但这同样是城市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职业。小说写出了他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渴求，但是这种生活是艰难的。他原以为自己与城市有一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自己的一部分已经属于城市了，但是他发现这种一厢情愿的关联是错误的。刘高兴依然在城市里流浪，依旧幻想在城市中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新生活。“70后”作家魏微的小说《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的《北妹》和鲁敏的《六人晚餐》、常芳的《一日三餐》则塑造了一群城市打工妹、工厂女工的形象，写出了她们的磨砺、苦难与坚韧，还有她们的坚守、善良和淳朴。生活的复杂性、劳动意识的嬗变就在其中呈现出来，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个斑驳陆离、多彩多样的人生和多样化思考。 在新世纪文学写城市底层劳动者命运的作品中，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特别精彩动人。《出梁庄记》描写的是进城农民工们用充满着血泪的劳动换取自己的生存价值与生存空间。他们谈起故乡的时候，眼睛中闪烁的是第一代农民工独有的光芒，他们的心依然在故乡。作品呈现出一个很大的时代忧患，就是二代农民工的未来在哪里？他们的魂灵在哪里？劳动到底能不能让劳动者安身、安心？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尊严和归途在哪里？这依然是我们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劳动主题的书写，在呈现那种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建构的同时，也呈现出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一些深度问题。这种对劳动者的命运思考和对劳动叙事、劳动美学深层意蕴的探寻，具有很重要的人文价值和人文情怀，是需要我们大力关注和思考的。《三联生活周刊》曾经颁发了一张“奖状”，奖励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化做出最大贡献的“进城农民工”群体。虽然这是一种“精神性”的奖励与赞美，但依然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我们需要对进城农民工等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尊严、欲求和精神存在进行更多的关怀。正像梁鸿在作品中提到的，劳动者不仅需要一个物质的空间，而且在不停地寻找意义和精神的空间。底层劳动者生活与生命空间如何建构？从何处寻找资源？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依然要探寻的问题，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劳动美学始终寻找与建构的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主体生活、主体独立性的东西。一个日渐完善的社会，要使劳动者有尊严，要让劳动者可以实现精神主体的建构，让其在劳动过程中可以安身、安心和安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