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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开启，就能看到的资料而言，始于1910年的《〈黄蔷薇〉序》。在这篇具有“创世纪”意义的序言中，周作人将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黄蔷薇》推许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1）中国的新文学话语从此有了“乡土文学”概念。以此作为历史起点的中国乡土小说理论，至今已逾百年。在百余年的曲折发展中，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经历了引介与初创、形成与分化、变异与沉寂、复兴与拓展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既丰富多彩又歧见纷呈的理论言说。 一百多年来，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学者，如周作人、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陈映真、王拓等，从各自独特的文学观念、小说观念出发，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乡土小说理论，为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留下了有价值的思想，成为中国乡土小说理论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组成部分。他们用以承载和传达自己乡土小说理论的文体样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序言、跋、创作谈、批评文章及各类学术研究与理论争鸣文章等。其中，序言、跋等单篇文章最多，理论专著较少见，目前仅见谢六逸著《农民文学ABC》一种。这部著作也不是纯粹的“农民文学理论”，而是“世界农民文学史”，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农民文学，仅在绪论部分有关于“农民文学”的理论描述与阐释。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外来乡土文学理论的引介与移植，有作家个体与社团流派创作经验的总结与阐发，有基于不同文学观念或特定政治文化意图的理论倡导与推演。如此多样的理论形态，并没有孕育或催生出被普遍认可的完备的乡土小说理论。不成体系而又丰富多彩的中国乡土小说理论，散落在有关“乡土文学”、“农民文学”、“农村小说”、“乡村小说”、“农村题材小说”等的理论表述中，需要通过历史梳理与理论整合，才有可能发现其历史演进的思想流脉、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 一、乡土小说理论的译介与初创 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开创是从引介西方乡土小说及相关理论开始的，其先行者是周作人。周作人不仅是域外乡土文学的最早的引介者，也是中国乡土文学最早的倡导者。在作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旧梦〉序》《地方与文艺》等文章中，周作人大力倡导乡土文学。周作人所倡导的乡土文学，其实是与世界文学或异域文学相对应的“本土文学”，其要义有三：第一，文学上的地方主义。地域、风土与文学风格有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土，即不同的民风民俗，而“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2）文学因不同的风土而显示出不同的风格；第二，地方性涵养个性。周作人“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认为人是“地之子”，应“忠于地”，有个性的乡土艺术应有“土气息，泥滋味”。“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是一部作品“应具的特性”，（3）也是一部作品的生命。第三，地方趣味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周作人“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越是本土的和地域的文学越能走向世界，作家创作应有“世界民的态度”，更要有“地方民的资格”，（4）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严家炎认为，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倡导乡土文学，意在促使中国新文学扎根本土，克服思想大于形象、概念化等毛病，努力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获得应有的地位。（5）此说很有道理。 在周作人之外，新文学初期倡导乡土文学最力的人是茅盾。如上文所述，在中国文学话语中，最先引入“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而最先引入“乡土小说”概念的是茅盾。在同名文学词条中，茅盾给乡土小说下了一个最早也最明确的定义：“叙述乡村人生，以乡村风物为背景，并用各乡方言为书中人物之口语者，曰乡土小说。”（6）这个定义，可以说是茅盾早期乡土小说理论观念的集中表达。茅盾早期乡土小说理论的要义有三：第一，乡土小说的叙事对象是乡村人生，是农民生活，这是茅盾最为看重的。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茅盾将“描写农民生活”概括为一个题材类型，与“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题材等类型并列。第二，乡土小说的叙事背景是乡村风物，描写地方的特殊风俗与景物，这能形成文学上的地方色彩。茅盾眼中的地方色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亦不是“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7）比较而言，地方色彩只是故事托足的地方，茅盾更重视对农民生活的反映，对出现在新文学中的“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现象持批评态度。第三，乡土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应用“各乡方言”。各乡方言的运用，可以真实地描写农村和农民生活，凸显特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色彩。在后来的评论与理论阐述中，方言口语的适当运用，成为茅盾颇为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中国乡土小说理论开创之初，与“乡土文学”、“乡土小说”并重的概念是“农民文学”，这与1925年前后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浪潮有关。在此思潮的影响下，茅盾、郁达夫、谢六逸等都有关于农民文学的论述，如郁达夫的《农民文艺的实质》、谢六逸的《农民文学ABC》等。郁达夫把农民文艺归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反映农民生活的，第二类是为农民代言的，第三类是有地方色彩的农村文艺，第四类是引导农民起来斗争的。谢六逸把农民文学分为六类，第一类是描写田园生活的，第二类是描写农民与农民生活的，第三类是教化农民的，第四类是农民自己创作的或有农民体验的人创作的，第五类是以地方主义为主的。这些分类描述，虽然各有差异，但都将农民作为关注的核心，引入了阶级觉醒和阶级反抗等内容。这条乡土文学的理论流脉，在后来的岁月里，其影响力愈来愈大。 与上述大陆乡土小说理论之初创相呼应的，是台湾乡土小说理论的开创。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大背景下，台湾文学界就乡土文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场论争，以黄石辉发表于1930年的《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为开端，终于1934年，其后余波一直未息。参加这场论争的人有黄石辉、郭秋生、林克夫、廖毓文、朱点人、赖和、黄得时、赖明弘、吴坤煌、张深切等。出现在这场论争中的“乡土文学”概念，歧义丛生，其所指有四个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但又相互交叉重叠的对象，具体如下：其一，指所谓的“台湾话文”，这是黄石辉等人倡导的，主张用台湾话作文，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台湾是一个别有天地，政治上的关系不能用中国的普通话来支配；在民族上的关系（历史上的经验）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话（国语）来支配，这是显然的事实。”（8）二是“解决台湾人的文盲症”，白话文和浅白文言文都不行，只能靠台湾话文。（9）如何建设“台湾话文”，倡导者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其最基本的思路就是要做到“言文一致”。其二，指台湾的民间文学，这是黄得时等人的主张，主要有台湾民间舞蹈、民歌、小唱、儿歌、童谣、谜语、歌仔戏等，这些民间文学含有各地的人情、风俗、动物、植物等，有丰富的“地方色”，（10）因此被论者们视为台湾的乡土文学。其三，指台湾本土文学，即台湾文学。黄石辉倡导台湾人要写台湾文学，“你是台湾人，你头戴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见的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历的亦是台湾的经验，嘴里所说的亦是台湾的语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笔，生花的彩笔，亦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11）清叶持相近的观点：“我们把台湾当成自己的乡土，从这乡土产生的所有的文学，我主张称为台湾文学”，清叶眼中的台湾文学主要有“都会文学、田园文学、农民文学、左翼文学、专业文学”等。（12）其四，指台湾乡土文学，只有这个所指与现今通行的乡土文学概念相近。与之有关的理论表述，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点：第一，乡土文学是农村文学，“以保持农村的色彩与不脱出地方的界限为特色”。（13）第二，乡土文学以农民及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为主要叙事对象，“热带的台湾拥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兄弟，他们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呢？尤其是小作问题和蔗作问题，岂不是材料中的特色。”（14）第三，台湾乡土文学可以适当使用台湾的方言土语来描写台湾事物，这类的主张和论述最多。第四，乡土文学应有民族性与地方色彩，“在台湾的诸多文学创作中，如果那些描写台湾人生活的作品里没有民族性的动向，没有洋溢地方性色彩的话，也就无法称得上是他们一向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了。”（15） 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上述分歧，不仅与文学观念有关，而且与20世纪30年代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有三点：其一，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大背景下，倡导台湾乡土文学，不管是上述哪种意义上的乡土文学，都具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与殖民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是民族观念与民族精神的一种独特体现。其二，国族意识与本土观念兼容并包，台湾乡土文学的倡导者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对台湾文学本土性的强调，大都皈依在中国的国族意识之下，“和中国全国都有连带的关系”。（16）其三，启蒙话语与阶级话语并存，台湾乡土文学的倡导，有的受中国大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意在推广新知，开启民智，使台湾民众觉醒；有的则与中国大陆左翼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特别关注社会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本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理论与中国大陆的新文学有紧密的联系，是初创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乡土小说理论的形成与分化 20世纪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是中国乡土小说理论形成并进一步分化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理论，虽然依旧没有普遍认同的系统而严谨的纯粹理论，但已有了鲁迅、茅盾、沈从文等名家影响深远的权威表述。1935年，茅盾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与鲁迅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是中国乡土小说理论形成的标志，也是进一步分化的标志。启蒙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左翼作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乡土小说理论。 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与最有成就的实践者，也是对中国早期乡土小说进行系统的历史描述与评价的批评家。在作于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借评点同时代几位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阐述了自己的“乡土文学”观念，其要点有四：第一，作者身份是离开了故土的“侨寓者”；第二，叙事内容是作者所关心的故乡；第三，情感基调是乡愁；第四，审美风格与构成要素有异域情调。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文章中，鲁迅还强调启蒙主义、为人生、地域色彩等。鲁迅的这些理论言说，对后来的乡土文学理论、创作、批评与研究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茅盾是中国乡土小说最早的倡导者与最有成就的实践者，其早期乡土小说理论与周作人和鲁迅有诸多不同之处。茅盾的早期乡土小说理论，在陆续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中期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关于乡土文学》等文章中，有系统的表述。其要点有四：第一，以农民为主要叙事对象，叙述乡村人生；第二，有独特的地方色彩，特殊的风土人情；第三，有普遍性的、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第四，乡土作者要有特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茅盾把世界观置于首位，“是为‘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道路服务的，它推动了‘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方向的迅速发展，亦给‘乡土小说’走向一个较狭窄的创作地带提供了理论和概念上的根据。”（17） 沈从文是“京派”的代表，其乡土小说与有关的理论言说别具一格。在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等文章中，沈从文阐述了自己的小说观与小说创作经验，提出“以小说代经典”，书写“永恒人性”，表现优美健康的“人生形式”，应善于“节制情感”，做好“情绪的体操”，创造作品“和谐”的美学境界。沈从文不认可自己的乡土小说是“农民文学”，他将乡土小说称之为“以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18）认为这类小说应写出对农民的“原始的同情”，有“泥土气息”和“林野气息”。沈从文的这些理论表述，与周作人、废名等“京派”作家是声气相通的。至此，以沈从文小说理论为代表的京派乡土小说理论，在与鲁迅的启蒙乡土小说理论、茅盾的左翼乡土小说理论的对话和论争中，共同形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多元乡土小说理论景观。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发现了赵树理，周扬等人提出了“赵树理方向”。陈荒煤所阐释的“赵树理方向”的要点有三：第一，有很强的政治性，站在“人民的立场”，写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第二，创造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一是“选择群众的活的语言”，二是“着重写故事”，三是不单独叙述和描写人物与风景；第三，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态度。（19）赵树理自己的小说观念与此有所不同：第一，做“文摊”作家，站在农民的立场，为农民服务；第二，写“问题小说”，坚持从“群众工作”和“群众生活”中取得材料，从工作中找到“主题”，“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第三，提倡大众化与通俗化，用农民的语言，讲农民读得懂、听得懂的故事；第四，提倡民族化，以民间文艺为师，向民间文艺学习，也兼收并蓄中国传统文学、五四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有益成分以作补充。赵树理的“农民文学”观念，与解放区的正统文学观念存在一些或隐或显的抵牾，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在解放区的正统文学话语中，“乡土文学”、“乡土小说”等概念已难寻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农民文学”与“农村文学”等。 20世纪40年代末，结束日本殖民统治不久的台湾，开展过台湾新文学的论争。论争的阵地是《台湾新生报》副刊《桥》，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台湾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归属问题，乡土文学亦在被讨论之列。本次与乡土文学有关的论争，其成就和影响远远不及分别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的两次乡土文学论争，因而亦较少被人提起，几乎淡出了人们的文学记忆。 三、乡土小说理论的变异与沉寂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及其有关的理论在大陆与台湾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出现了不同的变异路径，最终都走向了沉寂。 在中国大陆，本时期与乡土小说有关的通行概念是“农村题材文学”、“农村题材小说”。与之有关的理论批评，被包裹在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三突出”等理论批评话语中，没有获得独立的理论地位。本时期，赵树理发表的创作经验谈及序跋，其表述的理论核心，延续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农民文学观念，也结合时政话语作了一些调整。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创作经验谈，都在自己所处的时政话语中，分别谈论民族化、群众化、英雄人物、中间人物、典型形象、典型化原则、农村读者等问题。本时期，茅盾有关农村题材小说的理论与批评，一方面回应了时政话语的要求，一方面又坚持了自己的现实主义主张，具有一定的艺术纠偏作用。邵荃麟于1962年8月所作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极为困难的时代语境中，左支右绌地提出“现实主义深化”论与“写中间人物”论，对当时逾走逾偏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同样起到了艺术纠偏的作用，但也在后来的岁月里给邵荃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总的来看，本时期大陆的乡土小说理论虽然还没有完全断流，但已处于沉寂状态。 在中国台湾，20世纪70年代，在“现代诗论战”之后，爆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论战，是在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保钓运动、国民党政权被迫退出联合国等大背景下发生的。在这场论战中，提倡乡土文学的有陈映真、王拓、尉天骢、黄春明、胡秋原等，反对的则有彭歌、余光中、银正雄等。这场持续两年左右的论战，提出的问题很多，涉及到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其中，与乡土文学理论有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台湾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如何界定台湾乡土文学，论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观点一，认为乡土文学就是“乡村文学”，是“以乡村为背景，以乡村人物的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且在语言文字上运用许多方言的作品”。（20）乡土文学“所关怀的多是乡村地区或小城生活，罕有以大都市生活为中心者。为了写某个特殊地区，他必须使这个地方非常突出、非常鲜明，因此他必须描写这里的衣物、风俗等等”，（21）亦即要有地域色彩，异域情调。观点二，认为台湾乡土文学是本土文学抑或民族文学。叶石涛即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居住在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种族）所写的文学”。（22）齐益寿亦言，“特殊的乡土文学，与其说是文学上的一种派别，不如说是文学潮流变革的一种信号，是文学由虚伪变为现实，由外国文学的附庸变为独立的民族文学、本土文学的一种信号。”（23）观点三，乡土文学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是有“风土，乡土味”的现实主义文学。这样的文学，其描写对象“包括农村与都市”。（24）观点四，乡土文学就是国民文学，在以《乡土文学就是国民文学》为题的文章中，赵光汉申述了此种观点。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论者不在少数。本次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如陈映真所说，由于“理论发展的不足”，“‘乡土文学’、‘民族文学’和‘民众文学’都不曾有科学的界定。”（25） 其二，台湾乡土文学的“台湾意识”、“民族意识”与“中国意识”。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台湾意识”，叶石涛提出的“台湾意识”是指“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通经验；换言之，在台湾乡土文学上所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以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搏斗的共通记录。”（26）二是“台湾意识”与“民族意识”，出现在本次论争中的“台湾意识”也是一种“民族意识”，乡土文学的提倡者们强调台湾乡土文学的民族性，所要抵抗的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西化”。尉天骢在论争中即提出，乡土文学“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反买办、反崇洋媚外，反逃避、反分裂的地方主义”。（27）三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关系。陈映真对叶石涛的“台湾意识”提出批评，认为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强调，“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28）在后来的发展中，叶石涛的“台湾意识”逐渐背离“中国意识”，演变成为鼓吹“台独”的分离主义，应验了陈映真当年的批评论断。 其三，台湾乡土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论争中，一些论者强调台湾乡土文学的本土性，一些论者则强调包括乡土文学在内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学大传统”的接续。如陈映真即言“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联；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29） 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不仅如陈映真所说，是1970到1973年台湾“现代诗论战”的延长，（30）而且一些论争话题也是20世纪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的继续，如台湾乡土文学的概念、台湾乡土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台湾乡土文学的民族意识、台湾乡土文学与殖民统治及“西化”的关系等，这些话题在本次论争中既有延续，又有变异。这次论争的时间不长，仅有两年左右，短暂的热闹过后归于沉寂。 四、乡土小说理论的复兴与拓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乡土文学创作再度复兴，乡土文学的理论探索与学术研究也随之兴起。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倡导及由此引起的论争，其后是汪曾祺等关于“风俗画”、“风俗画小说”的论述。20世纪90年代，冯骥才等将书写都市民俗风习的小说纳入到乡土小说中，有论者甚至命名为“都市乡土小说”。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陆乡土小说创作出现的新变化，人们开始对乡土小说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与理论拓展。与大陆不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台湾乡土文学及其理论走向分裂，最终被“本土论”的“台湾文学”所湮没和取代。 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其醒目的标志就是作家刘绍棠发表在《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上的《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在这篇文章中，刘绍棠提出：“对世界，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国土文学；在国内，我们要建立各地的乡土文学。”（31）在《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中，刘绍棠将自己的乡土文学理论归纳为五大要点：“一、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性质；二、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三、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四、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五、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32）比起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谈，刘绍棠的乡土文学理论并无多少新意。其“旧话重提”的理论史意义，就在于使“乡土文学”在沉寂多年之后再次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文学母题”。 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倡导及其理论主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文学界的争议，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反对者中，有名的是孙犁和蹇先艾。这两位都是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一定成就的作家，但他们都不认可有刘绍棠所说的那种乡土文学。孙犁认为，“就文学艺术说，微观言之，则所有文学作品，皆可称为‘乡土文学’，而宏观言之，则所谓‘乡土文学’实在不存在。文学形态，包括内容和形式，不能长久不变，历史流传的文学作品，并没有一种可以永远称之为‘乡土文学’。”（33）支持者中，有一定影响的是雷达，但雷达的乡土文学观念与刘绍棠相去甚远。雷达认为：“我认为，所谓乡土文学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一、指描写农村生活的，而这农村又必定是养育过作家的那一片乡土的作品。这‘乡土’应该是作者的家乡一带。这就把一般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与乡土文学作品首先从外部特征上区别开来了。二、作者笔下的这一片乡土上，必定是有它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独特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类。三、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又是与整个时代、社会紧密地内在联系着，必有‘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或者换句话说，包含着丰富广泛的时代内容。”（34）雷达的乡土文学观念杂糅了鲁迅与茅盾的乡土文学理论，其对“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与乡土文学作品”的区分，缩小了乡土文学的所指范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汪曾祺、吴调公、许志英对“风俗画”的讨论，延续和加深了对早期乡土小说理论即已提出的“风土”、“地方色彩”、“民族特色”等问题的认识。在《谈谈风俗画》中，汪曾祺提出了“风俗画小说”概念。汪曾祺认为，“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风俗画和乡土文学有着血缘关系”，描写风俗画的小说有几个特点：其一，文体朴素。这是因为“风俗本身是自自然然的”，“风俗画小说所记述的生活也多是比较平实的，一般不太注重强烈的戏剧化的情节。”其二，在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其三，写风俗的目的还是写人，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汪曾祺认为，“风俗画小说”也有局限性，“一是风俗画小说往往只就人事的外部加以描写，较少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大做心理描写，因此人物的典型性较差。二是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厚度，也达不到史诗一样的恢宏的气魄。因此，风俗画小说常常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的主流。”（35）汪曾祺虽没有对“风俗画小说”做明确的界定，其基于自身创作经验的理论阐述还是很有价值的。吴调公的《风俗画与审美观》对小说中的风俗画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分析：其一，风俗画体现社会美。风俗是特定民族、社会、时代的风土人情，具有社会性，是人物性格形成的民族历史土壤，“卓越的风俗画必然包含着社会美的理想性因素”。其二，风俗画体现自然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不容分开，风俗画和风景画原来是相因为用的”。其三，风俗画体现艺术美，“风俗画所显示的艺术美，关键在于社会环境的典型性之有无或高低。成功的风俗画应该是情节的有机成分，更应该是典型环境的有机成分。”（36）这里的风俗画“三美”，其最终指向是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许志英的《从现代小说的风俗画谈起》分析了现代乡土小说的风俗画特征，认为“文学中地方风俗的描写，最容易显示出文学的民族特色。”“文学的民族化必然要求广泛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但民族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古已有之’。被一个民族所接受所消融的外来文学因素也可以构成这个民族文学的特色。”（37）这些都是鲁迅观点的重申，亦可视为对五四传统的历史呼应与重续。 20世纪90年代，冯骥才将自己写天津都市风俗的小说称之为乡土小说，认为乡土小说要“有意地写出这乡土的特征、滋味和魅力来。表层是风物习俗，深处是人们的集体性格。这性格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所致。写作人还要把这乡土生活和地域性格，升华到审美层面。这种着力凸现‘乡土形象’的小说，才称得上乡土小说。”（38）这种乡土小说其实是一种“地方文学”，或者是汪曾祺所说的“风俗画小说”。与冯骥才观点相近的是范伯群。范伯群将书写都市民俗风习的小说视作“都市乡土小说”，其理论依据是周作人的“风土的力”。冯骥才与范伯群的观点没有得到学界的响应，聊备一说。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乡土小说从外形到内质，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颇为显著的变化，生长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质，亦即发生了新的转型，乡土小说理论也亟待新的发展，从而实现中国乡土小说理论和史论的深化与创新。在中国大陆学界和理论界，丁帆对乡土小说理论的新思考与新阐释，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理论空间。丁帆将乡土小说的艺术形态与基本特质概括为“三画四彩”，对其文化与审美内涵作了独到而深入的理论阐释。“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四彩”即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39）如贺仲明所言，丁帆的新乡土小说理论“是建立在鲁迅、茅盾等前辈作家和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又贯注了作者对当前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崭新思考，是对‘乡土小说（文学）’概念的理论提升，也是对乡土小说独特的品格充分的凸显。无论是从内涵的现代性还是外延的严密性，无论是从科学性还是学术性，这一概念都对此前有明确的推进，是乡土小说理论的重要创新和收获。”（40） 与大陆不同，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台湾乡土文学及其理论走向分裂，并在台湾文学本土化、多元化的喧闹中走向沉寂。这与台湾社会的快速现代化、城市化、民主化与自由化等变化有关。台湾政治、经济及城乡人口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也使台湾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化。就乡土小说理论而言，潜含在20世纪70年代末乡土文学论争中的分歧，演变为“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间的“统”、“独”之争。陈映真、尉天骢等强调台湾乡土文学的“中国意识”，强调“台湾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台独”倾向日益凸显的叶石涛、彭瑞金等人，强调独立于“中国意识”之外的“台湾意识”，否认“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在分离主义日益泛滥的情势下，台湾乡土文学及其理论已湮没于台湾文坛的“众声喧哗”之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影与声音。 五、乡土小说理论的学术建构 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经过上述引介与初创、形成与分化、变异与沉寂、复兴与拓展等四个阶段的发展，从无到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不仅得益于作家的创作经验总结，理论家的理论思考，批评家的批评实践，而且也得益于研究者们的学术建构。在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百年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研究者适时进行历史描述与理论总结。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乡土小说及其理论发展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以此为志业的研究者对中国乡土小说理论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名家理论、核心概念、理论源流、演进轨迹、多重关系等几个方面。 在名家理论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是周作人、鲁迅、茅盾、沈从文、赵树理、刘绍棠、陈映真等名家的乡土小说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名家理论的基本构成。被研究得最多也最充分的是周作人、鲁迅和茅盾的乡土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成，如周作人乡土文学理论的基本构成，被研究者分析概括为四个构成项，即地方主义、自然美、个性和风土。（41）对每个构成项，研究者都引经据典地予以分析阐释，发掘其蕴含的理论观念，或注入研究者自己的思想观念。其二，名家理论的思想来源。周作人、鲁迅、茅盾等名家的理论，无疑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思考与理论创造，但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理论思想来源，如周作人与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民俗学的影响关系，鲁迅的“侨寓文学”与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的“侨民文学”的影响关系，茅盾与美国乡土文学的影响关系。对此，研究者们也进行了沿波讨源式的考辨，从而将中国乡土文学纳入到“世界性母题”的宏阔视野中。（42）其三，名家理论的异同辨析。周作人、鲁迅、茅盾、沈从文等名家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是学界的研究课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观点相近的认识。一般认为，周作人、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文学理论视角是文化，且三人的文化蕴涵是有所不同的；茅盾、赵树理的乡土文学理论视角是政治，但其政治的具体蕴涵也是不同的。还有其他一些理论问题的异同辨析，这里从略。其四，名家理论创造的动机或原因。名家倡导或创造乡土文学理论，各有其原因和动机，探明其原因和动机也是学术研究课题。如周作人提倡乡土文学的理由和根据，严家炎认为有三条，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国外引进的，要在本国土壤上扎根，就必然提倡乡土艺术；二是要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概念化弊病，就应提倡本土文学的地方色彩；三是要使中国新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就必须发展本土文学，从乡土中展示民族特色。（43）其五，名家理论的影响与历史地位。周作人、鲁迅、茅盾、沈从文等名家的乡土文学理论都是有影响的理论，都形成了各自的乡土叙事传统。由于名家理论出现的历史时期不同，影响大小不同，所形成的乡土叙事传统也不同，其在乡土小说发展史和理论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如何判定其影响与历史地位，也是学界研究的课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一些观点相近的认识。一般认为，周作人最先提倡乡土文学，有首倡之功，同时也是京派文学的开山之祖，后继者有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鲁迅是中国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其基于启蒙立场的乡土文学理论对中国乡土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茅盾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的最早提倡者，其有特定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乡土文学理论，对左翼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概言之，这种“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理论研究，将中国文学名家吉光片羽般的乡土小说理论言说，建构成系统性的名家理论，使其成为进行乡土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理论知识与理论依据。 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乡土文学”、“乡土小说”、“农民文学”、“乡村小说”、“风土”、“地方色彩”、“异域情调”、“风俗画”等，也是学界研究较多的问题。在所有这些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是“乡土文学”。包括乡土小说在内的乡土文学概念，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讨论最多歧见最大的问题，至今未能形成共识。就大陆学界而言，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是以民俗风习描写为考量标准，凡有风俗画描写且有地方色彩的，不论其书写的是都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都视作乡土文学。这种理论，始自周作人的地方主义与“风土”说，延至冯骥才、范伯群的“都市乡土文学”观，成为一条贯穿百年的理论流脉。二是以叙事对象为考量标准，凡以农民和乡村生活为书写对象，且有民俗风习描写和地方色彩的，才能视作乡土文学。与此说有交集的概念是“农民文学”、“乡村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等。这种理论，始自茅盾1925年所作的“乡土小说”定义，迁延至今成为第二条贯穿百年的理论流脉，并且已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理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乡土文学史著作，如陈继会的《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1989）、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1992）、朱晓进的《“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1995）等，均以书写农民和乡村生活的小说为研究对象，而书写都市生活的不在讨论之列。 中国乡土小说理论，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地缘政治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其贯穿百年的两条理论流脉，不论是哪一条，都涉及到历史与现实的多方面关系：其一，“本土化”与“西化”，这是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难题。对此，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与主张。最有影响的是周作人解决难题的理论思路，就是提倡乡土文学，藉以促使新文学在本国土壤中扎根。这种理论在不少后来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二，“地域性”与“世界性”，与之相关的有“地方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对此，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最有影响的是周氏兄弟的理论观点。周作人认为，“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44）鲁迅亦言：“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45）这种观点影响深广。其三，文化与政治，是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两种视角或曰价值取向。在近3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有影响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认为周作人、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文学理论视角是文化的，茅盾、赵树理等人的乡土文学理论视角是政治的；二是认为大陆的乡土小说及其理论的演进轨迹是文化——政治——文化。（46）其四，乡土意识、民族意识与中国意识，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在台湾乡土文学理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理论中的“乡土意识”、“台湾意识”是一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意识”和“中国意识”；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乡土文学论争中的“台湾意识”出现分裂，一种继续归属于“中国意识”，另一种则演变成为分离主义的“台独意识”。其五，城市与乡村，学界一般认为，以农民和乡村生活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是以现代城市文明为参照的，若失去现代城市文明这个参照系，现代乡土小说就失掉了应有的意义。丁帆即言：“只有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维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冲突中‘乡土文学’才显示出其意义。”（47） 注释： （1）周作人：《〈黄蔷薇〉序》，《苦雨斋序跋文》，第10页，上海，天马书店，1934。 （2）（4）周作人：《旧梦》序，《晨报副镌》1923年4月12日。 （3）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第10-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43-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茅盾：《“乡土艺术”、“乡土小说”、“地方色彩”》，《茅盾全集》第31卷，第348-3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7）茅盾：《小说研究ABC》，第108-116页，上海，世界书局，1928。 （8）黄石辉：《我的几句答辩》，〔日〕中岛利郎编：《1930 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70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9）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日〕中岛利郎编：《1930 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46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0）黄得时：《谈谈台湾的乡土文学》，〔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322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1）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1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2）清叶：《具有独特性的台湾文学之建设——我的乡土文学观》，〔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329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3）赖明弘：《对乡土文学台湾话文彻底的反对》，〔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385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4）林克夫：《对台湾乡土文学应有的认识》，〔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373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5）吴坤煌：《论台湾的乡土文学》，〔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482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6）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日〕中岛利郎编：《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第2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3。 （17）丁帆：《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阈定与蜕变》，《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 。 （18）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3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19）参见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20）（24）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仙人掌》1977年第2期。 （21）何欣：《乡土文学怎样“乡土”？》，《中央月刊》1977年7月刊。 （22）（26）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夏潮》1977年第4期。 （23）齐益寿：《乡土文学之我见》，《中华杂志》1978年第2期。 （25）陈映真：《回顾乡土文学论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 （27）尉天骢：《文学为人生服务》，《夏朝》1977年第6期。 （28）（29）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台湾文艺》1977年第2期。 （30）陈映真：《回顾乡土文学论战》，《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 （31）刘绍棠：《建立北京的乡土文学》，《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 （32）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年第1期。 （33）孙犁：《关于“乡土文学”》，《北京文学》1981年第5期。 （34）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鸭绿江》1982 年第1期。 （35）汪曾祺：《谈谈风俗画》，《钟山》1984年第3期。 （36）吴调公：《风俗画与审美观》，《钟山》1984年第3期。 （37）许志英：《从现代小说的风俗画谈起》，《钟山》1984年第3期。 （38）冯骥才：《关于乡土小说》，《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1期。 （39）见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第19-2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0）贺仲明：《乡土小说理论的开拓与创新》，《文学报》2007年5月17日。 （41）余荣虎：《论周作人的乡土文学理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42）丁帆：《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4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43-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4）周作人：《旧梦》序，《晨报副镌》1923年4月12日。 （45）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6）参见丁帆：《五四以来“乡土小说”的阈定与蜕变》（《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陈继会：《概念嬗变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中州学刊》1996年第2期）等文章的相关论述。 （47）丁帆：《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