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立群：晓苏，你好！你在小说创作上似乎一直和各种写作潮流保持着距离，不结帮，不抱团，不入伙，给人一种形单影只、孤苦伶仃、独步无援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你的木讷还是因为你的固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名利的角度上讲，你的这种写作是吃亏的。我国的文学批评长期以来都喜欢分门别类，有点像打包批发和捆绑上市。因为你的小说不好划门，不好归类，所以那些主流批评家都很少关注你，甚至忽视你。请问，你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 晓苏：我的确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那一拨又一拨的文学浪潮，我一个也没赶上。这不是我木纳，也不是我固执，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我表面上是个很热闹很随和的人，其实骨子里很冷漠很孤僻。不过，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我也没有太在意名利问题。有时候，看到某些专业作家为名利所累甚至为名利所伤，我还觉得好笑呢。另外，我也没觉得我的小说难以划门归类有什么不好。相反，这正好说明我的写作与众不同。 金立群：与众不同，正是你的小说价值所在。事实上，我想和你探讨的也正是这个问题。你的小说，我几乎都读过。我感觉你的写作似乎是一种任性之举，任自己的性。很多作家的写作，好像都有一个明确的外视目标，比如人性善恶的问题、精神家园的问题、底层命运的问题、生命关怀的问题。而你的写作似乎是内视的，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特别看重自己写作时的舒服与畅快。 晓苏：你说的很对。我写作从来不是先有目标，也没有预设的观念。很多作家是先有了一个观念，然后编制一个故事来加以诠释。这样，我是写不下去的。推动我写作的，首先是我经历过、感受过、体验过的生活。这些生活往往以故事的形态储存在我的脑海里，并且都与人性有关。尤其是那些很微妙的、很暧昧的、很诡秘的、很幽暗的、带有人性颤音的故事，更能激发我的写作冲动。这类故事往往真假难分，善恶难辨，美丑难言，有时甚至让人无法做出有关道德与伦理的判断。老实说，我对这样的故事情有独钟，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表达欲望。在我看来，那些关乎人性的故事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意义，它们意味深长。这类故事含蓄，深沉，内在，杂糅，含混，充满歧义，充满矛盾，充满诱惑，最能彰显人类精神世界的广阔性和情感生活的丰富性。这种广阔性和丰富性是不能用任何模套、标准、范式去描述的，它总是要突破那些明晰的边界，就好像漫过或溢出堤坝的河流。我就是要写那种漫过和溢出的感觉，漫过和溢出是一条河流最感人、最动人、最迷人的状态。比如我的《松油灯》，写的是一个双目失明的光棍，三十六岁了还没和女人睡过。满三十六岁的那个生日之夜，一个神秘的女人默默无闻地来到家中和他睡了一觉，从头到尾连半句话也没说，临走时却遗留下了一盏松油灯。从过生日的第二天起，光棍就拎着那盏松油灯去四处寻找那个给他送来特殊生日礼物的女人。这个故事既让人觉得好笑，又让人感到心酸。这样一个大真大善大美的女人究竟是谁呢？这就是小说的意思。可是，瞎子光棍拎着松油灯走遍了全村，也没有一个女人承认这盏松油灯是她的。村里有三个同情光棍的女人，她们有可能献礼，但面对松油灯，她们一个个都毫无反应。到最后，瞎子光棍也没能找到那个让他无限感激的女人。这是一篇没有结局的小说，是一个被我故意掏空了的、隐去了许多内容的、超越了故事本身同时也超越了道德和伦理的人性寓言。我特意让瞎子光棍找不到那个女人，从而留下了一个迷惘的人性空间，也给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我自己十分喜欢这篇小说，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 金立群：你说到人性寓言，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颖。回头看来，你的很多小说都有一种寓言化的色彩。无论是你的乡村小说，还是你的校园小说，寓言化特征都十分明显。一般来说，寓言化小说与具体的题材书写，或者说地域书写，往往是不同的两个方向的写作路径。有意思的是，你为什么会想到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呢？ 晓苏：首先我要纠正你的一个词，就是“结合”。这个词让人感觉好像是要用胶水粘一下，是一种人工的刻意为之。我并没有“想到”寓言化，而是“感到”寓言化。当你从一个具体的题材中发现了它有超越了题材的东西时，你就会感到题材其实只是一件外套。题材背后或者题材深处最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这也正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是矛盾的，是纠结的。正是种种的矛盾和纠结才彰显了人性的复杂，拓展了人性的空间，丰富了人性的内涵，焕发了人性的魅力，才让我们有探索和发现的欲望和冲动。进而，我们还能在这里感到某种普遍性的存在。这也就是文学的价值。文学的价值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发现，去探索，去言说。所谓寓言化，按我的理解正是对那种有形的生活形式背后无形的、丰富的生活意味的发现和感悟。 金立群：在一些理论家的笔下，寓言化似乎意味着一种抽象化，是一种形而上的高深的东西，从写作上来讲可能会意味着更多的隐喻与艰涩。 晓苏：我并不认为只有形而上才具有普遍性。七情六欲，男欢女爱，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就没有普遍性吗？寓言化绝对不是像有的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晦涩的抽象。伊索寓言小孩子也喜欢读，怎么是抽象呢？寓言化不是抽象掉血肉后的骷髅，而是一个更完整的更丰满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人性，这样的矛盾与纠结，最能够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我的《花被窝》和《看稀奇》，其实都属于这样的人性寓言。《花被窝》中的婆媳两人本来有解不开的疙瘩，但是花被窝的出现却让这两代人实现了沟通。婆婆的丈夫是为公去远处修路，媳妇的老公是为私去外地打工，这是时代的不同特征，但是他们都留下了性苦闷的妻子。因为花被窝的出现，她们感到了人性中共同的矛盾、共同的纠结、共同的渴望，因此她们真心理解了，宽容了，认同了，这就是一种温暖。这对婆媳在别的方面无法一致，只有在人性的最深处才能实现沟通。人性是不分年代的，也是不分地域的，像这样的故事，虽然题材是乡村的，写的是乡村的婆媳关系，但是因为写到了人性的深处，有了深厚的生活感悟，所以就自然有了普遍的意味，也就自然表现出寓言化的色彩。《看稀奇》也是如此。在这篇小说中，我写到了人性的一种激活。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已经老了，没有能力焕发生命与性的活力，但是心中还是有这样的渴望。正是通过看稀奇，这样的活力又被激发出来并得以重温，而且还以此为纽带还化解了夫妻矛盾和邻里矛盾。这里还是说的人性的沟通。欲望与人性在生活中的表现是丰富的、多样的，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会有惊人的样式和形态，既在意料外，又在情理中。正是这样的寓言化，才使得我的小说既是现实的，也是现代的。 金立群：也就是说，你的小说所要表达的，甚至包括形式上的，不是一种建构，而是一种生成。建构与生成的不同就在于建构是事先有图纸有预案的，而生成是内在的自然成长，是不可预料的。 晓苏：是的。我前面说过，正是生活中的暧昧、含混、矛盾、神秘引发了我写作的欲望和冲动。这样，意义便是从题材中自然生成的，而不是由外部强加的。它是生成的，我怎么真实怎么写，怎么人性怎么写，怎么舒畅怎么写。因此，我的小说虽然从题材上来讲可以算做什么什么，但实际上是不伦不类的。新写实也不是，新纪实也不是，底层叙事也不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也不是。 金立群：所以你一直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实际上中国有很多写作团伙，评论家也容易偷懒，只要对个号，按图索骥，发挥一下就是了。可是，你的小说让他们有些为难，所以你的作品就无法受到应有的关注。 晓苏：我当然希望我的小说获得更多的关注，但是我不会去揣摩，去迎合流行的需要。我乐意揣摩的，还是生活中那些真正让我不安过、疼痛过、酸楚过，从内心深处触动过我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诚的写作者，是一个善良的写作者，是一个纯正的写作者。如果没有真正激动过我的东西，我不会去写。生活素材其实很多，但是，只有那些能在我内心成长、膨胀、发酵、非写不可的东西我才会去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和一个情人的交往，从神秘的心仪，到逐渐的了解、相互的默契，但还是不很了解对方，而又渴望了解，经过慢慢的试探，几番的邀请，终于决定约会，好像是去冒险，又怀着羞怯——我的每次写作就好像这样的约会一般。 金立群：听了你上面这番话，我感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你。你与你笔下的题材之间是一种邂逅，这里有偶然性。因为你生长在油菜坡，工作在大学城，于是就有了这样两个题材系列的小说，这其实是生活的偶然造就的结果。如果你生在城里，在银行上班，或许会有别的系列。其实题材并不是你关注的核心。你是要穿越题材发现背后的东西。 晓苏：是这样的。对我来说，小说的题材，人物的身份，其实只是外套。有人说我的乡村小说写得不像乡村，校园小说写得不像校园。比如《卖豆腐的女人》，里面的那个郑之教授就不太像教授，除了简单交代他研究鲁迅，侧面介绍他带研究生，我主要写的是他的隐秘心理，或者说，我写了一个人的意淫。因为身份的、物质的、性格的等等局限，一个人往往不可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尤其是性方面的欲望。怎么办呢？只有意淫，也就是通过想象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郑之教授为卖豆腐的女人的大乳房所吸引，于是想入非非，沉溺其中，乐此不疲，通过意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肉体冒险，同时也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欲望满足。从人物身份上来说，郑之是一位大学城的教授，但教授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外壳，从骨子里来看，他其实更像一个油菜坡的农民。所以说，我的小说与地域，与职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金立群：从你以上的回答，我不禁想到沈从文在《边城》序言里说的一句话：“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我觉得我在访问开始提出的那些问题，已经可以从你的回答中找到答案。我相信读者的智商，所以就不再来一番画蛇添足的总结了。最后，我祝愿你用小说将人性深处更多的矛盾与纠结呈现给我们，让我们多一点惊奇，多一点会意，多一点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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