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和意大利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两端，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最灿烂的古代文明。著名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Masini）认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来往，也可以说是中国与意大利的来往。马可·波罗、利玛窦、郎世宁在中西交流史上的巨大贡献和象征意义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意大利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古代，自19世纪末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次重大历史变革中，我们都能发现意大利文化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文化元素扮演了“他山之石”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走向产生了影响。 仅就意大利文学而言，也许意大利人想象不到，整个20世纪中国人读得最多的意大利文学作品既不是《神曲》，也不是《十日谈》，更不是其他现代作家的小说，而是两部儿童文学著作：《匹诺曹历险记》和《爱的教育》。对于前者，我们非常熟悉，那个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的木偶已经成了中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而后者对于中国现代教育的意义也是不容小觑的。 《爱的教育》是意大利现代作家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DeAmicis）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886年，意大利语标题为Cuore，是“心”或“心灵”的意思。这是一部日记体教育小说，写的是意大利小学四年级学生安利柯一个学年的生活，其间穿插着老师给学生讲述的故事，还有父母为他写的书信。 这本书是意大利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广泛、译本最多的文学著作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国学校推荐给教师、学生和家长的课外必读书，还替代了很多中小学校的德育教材。它的译介和推广使建立在情感教化基础上的现代教育模式在中国迅速流行起来。如今，《爱的教育》进入中国已愈百年，社会上流行的版本数以百计，但仍然畅销不衰，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部教育理论书籍。1996年，该书被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包天笑：从“爱”到“伦理”的转化 小说家包天笑翻译的《馨儿就学记》是Cuore最早的中文译本。1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了《教育杂志》月刊，该刊从创刊号起开始连载包天笑翻译的教育小说《馨儿就学记》，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分12期载完。包天笑从日文译本中转译了Cuore中的49则故事，其中有2则被他合二为一，另外他还自己创作了3则故事添加其中，这样这部连载的《馨儿就学记》就包括了51则故事。1910年8月，商务印书馆将连载一年的《馨儿就学记》集为单行本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尤其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激赏，于是有些学校将此书列为学生课外必读书目，后来部分章节还被选入了当时的小学教材。1915年升任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在上任后不久即为包天笑颁发奖状，表彰他“创作”了《馨儿就学记》等三部教育小说，为当时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馨儿就学记》自初版以后，虽然屡屡再版，却还总是供不应求，即便是连年的战火也没有完全中断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到1948年该书已经出到了第18版。多年以后，包天笑自己回忆说：“后来有好多高小学校，均以此书为学生毕业时奖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所以此书到绝版为止，当可有数十万册。” 《馨儿就学记》在连载的过程中，并不是以翻译作品的面目呈现给读者，包天笑以“作者”身份署名“天笑生著”，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也沿用了这个“作者”的身份。至于包天笑为何隐去自己译者的身份，我们难知其详，但一部翻译作品能够被中国读者当作原创作品看待，起码说明包天笑已成功地将原作品“本土化”和“原创化”，没有留下翻译的痕迹。在翻译过程，包天笑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删，将一切外国元素本土化，例如小说的名字《馨儿就学记》是包天笑为了纪念夭折的孩子包可馨而起的，因此小说的主人公安利柯就变成了“馨儿”。继而，小说中所有的人名、地名、称谓、官衔、职业等也都被本土化了，甚至是生活细节和民俗也完全变成了中国人熟悉的内容，例如：毛笔、砚台、梅子、养蚕、端午节、诸葛灯等等。而且，身为作家的包天笑，还不甘于只做一名译者，他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自己的评论，还会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自己创作一些故事，如果不是与原著一一比对，读者是很难把这些新创故事找出来的，可见它们与原著的融合度极高。 包天笑对于《馨儿就学记》叙事文体的选择有一定的被动性，因为受到了时代文化氛围的局限，但是对于文本内容和情节的“伦理化”改造则是他主动进行的。但是，这种伦理并非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伦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念”。这样的例证在《馨儿就学记》中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包天笑把原著中儿女对父母的爱都诠释为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孝道”。亚米契斯原著的魅力在于写出了少年们感受爱的真实过程，写出了情感微妙的变化，小说中真正触及人内心的往往不是情节本身，而是人性的真实。然而《馨儿就学记》却宣扬了仁、义、孝、恩、忠、贞这些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从而将西方“爱的教育”转化为中国的“伦理教育”，将儿童对爱的体验转化为成人对伦理的说教。但无论如何，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馨儿就学记》无疑是一部既契合社会文化需求，又具有西方进步观念和人文精神的优秀翻译作品。 夏丏尊：从《爱的教育》到“爱的教育” 夏丐尊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也是中国最早倡导语文教育改革的人之一，他在教学实践中推行的人格教育和情感教育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1921年，甫在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接触到了日本翻译家三浦修吾的日文译本《爱的学校》。这部书深深打动了夏丏尊，他是“留着眼泪读完的［……］就是后来在翻译和随便阅读时，还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觉眼睛润湿”。在此书的译者序言中，夏丏尊干脆说，他以前在读卢梭的《爱弥儿》和裴斯泰洛齐《醉人之妻》时都没有体会到如此强烈的感动。 1923年，夏丏尊唯一的胞妹因难产而不幸离世，为纪念亡妹，平复哀痛，他下决心翻译这部《爱的教育》。次年1月，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型文化期刊《东方杂志》用一年的时间连载了此书，社会反响非常强烈。192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全书的单行本，其一举成为支撑开明书店经营的主要畅销书之一。与《馨儿就学记》不同，《爱的教育》在封面上署了原著者的真实姓名，而夏丏尊的名字只是作为“译者”出现。此外，夏丏尊还将亚米契斯的原序译出，与他本人撰写的译者序言和作者传略一起列于小说的正文之前，并在卷首附上了亚米契斯的头像。与《馨儿就学记》一样，《爱的教育》也受到了读者的青睐，第一版问世10个月后便全部售罄，此后出版商为满足市场要求，又重印、再版了二三十次。1927年开明书店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收入了此书，1938年他们又推出了一个修订版，添加了丰子恺精心绘制的插图，仅是这个插图修订版此后十余年中就再版了近20次。在中国读者的印象中，《爱的教育》已经和夏丏尊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爱的教育”一词也因此成为中国感化主义情感教育理念的代名词。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中国教育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一方面，千百年来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教育观念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和深入，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不断涌入中国，中国教育界在没有形成统一思想和完备体制的状况下，常常盲目跟风，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夏丏尊用“猴子种树”的寓言故事非常形象地比喻了当时的教育状况，批评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主见，一味照搬和模仿别人的形式，而丢掉了教育的本质，忽略了对学生的感情，让他感到非常痛心。20至30年代中国的西方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此起彼伏。夏丏尊希望国家教育部门对于各种教育思潮仔细甄别，谨慎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明确指出“各国的教育未必适合中国，盲从是要不得的”。他还结合自己在教育实践中的体验，提出了“情感教育”的理念。他呼吁教师们：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就应全心全意地投入，把真挚的情感倾注在学生身上和教学过程中，在学生当中寻找自身的价值，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作用，那些把“热心和智力提供于学校或学生的教师，必然能得学校的信任，受学生的敬爱，否则，在学生眼里是不堪的”。这是夏丏尊对中国所有教师的期望，也是他对自己的一贯要求。 《爱的教育》这个书名的由来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夏丏尊对此书寄予的期望和他的教育理想。这部书是他从日文译本翻译的，也参考了英文译本，他用的日译本是三浦修吾的《爱的学校》，另外他也见过一个名叫《真心》的日文译本，而英译本则沿用了意大利文原名Cuore，只是在下面加了一个副标题：An ItalianSchoolboy’sJournal。夏丏尊考虑再三，认为如果音译意大利文原名为“考莱”，无法让读者一目了然，而用“一个意大利小学生的日记”有些啰嗦，不如“爱的学校”那样简练、醒目，但是书中的内容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于是，夏丏尊想以他推崇和实践的“情感教育”作为本书标题，不过又担心与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混淆。最终，夏丏尊选择了贯穿全书的主题“爱”和作者的写作意图“教育”作为他译作的书名。从此之后，“爱的教育”就成为Cuore在中国的“标准”译名，也成为了中国感化教育理念的代名词。 “夏丏尊译本的读者很多，影响很大。小说描写当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不少美化的成分。可是书中叙述师生间的感情和同学间的感情非常动人。”巴金在《随想录》中这样评价《爱的教育》中流露出的真实感情。黄裳说自己读的第一本译著就是《爱的教育》，虽然故事细节早已模糊，但当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撼仿佛仍旧可以追寻。楼适夷坦陈《爱的教育》曾触动过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使他曾渴望有一个人与人相爱的世界，也因此很早就把夏丏尊当作自己的老师。王统照在谈及此书的影响时，也曾说过：“我知道这个译本从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来各书局出版白话所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销得多。”“在译者动笔时，也想不到竟能销行得那样多，那样引起少年的兴味。”香港小说家李辉英在《夏丏尊先生》一文中写道： 《爱的教育》给予中国青少年的影响不能算小。虽然原书的序说：“此书特别的奉献给九岁至十三岁的小学生们”，虽读这译本时却在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不止十三岁了。根据我的体会，也许十七八岁的青年读它更合适些。甚至就是为人父的三十八岁的中年人读它的时候，也仍然要承认那是一好书。［……］我清清楚楚的记得，读过《爱的教育》以后，我便想到了发奋图强的事情上，一心要向书中的主人公——小学生安利柯看齐，不怕吃苦，好好用功，多做些或是帮助别人做些有益人类社会的事情［……］虽然我一直都没有做得到，可是当年它给我的鼓舞却不小，给我的影响也很大。 《爱的教育》所倡导的爱与宽容，以及从人性的角度对爱作出的阐释使它跨越了时空的界限，它起初被作为儿童读物出版，但很快就受到了老师和家长的喜爱，据夏丏尊的女婿、叶圣陶之子、出版家叶至善回忆说：“许多中小学把《爱的教育》定为学生必读的课外书，许多教师认真地按照小说中写的来教育他们的学生。就在我上学的小学里，这样做的教师就不少：有一位王志成先生还写了一本《〈爱的教育〉实施记》，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爱的教育》一书大受好评，读者纷纷写信给夏丏尊，请他多翻译些这类书籍。正在此时，他的朋友孙俍工从日本寄给他一部日文版的《续爱的教育》，作者是意大利作家孟德格查（PaoloMantegazza）。于是夏丏尊便用心翻译，先是在《教育杂志》上连载，后来于1930年3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如果说《爱的教育》是和风细雨式的感情教育，那么《续爱的教育》就是坚毅自然顽强的教育，按照夏丏尊自己的说法就是：“《爱的教育》中含有多量的感伤性”，而《续爱的教育》中则“含有多量的兴奋性”。在《爱的教育》的光环下，这部续作也获得巨大成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艺与教育也面临着“废旧立新”的变革。1951年4月，开明书店出版了《爱的教育》的最后一个修订版（第20版）后就停印了，此后的30年，无论是《爱的教育》，还是《馨儿就学记》都几乎消失在了读者的视野中。50年代初，私营出版机构一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出版翻译作品，但上海开明书店却主动停印了《爱的教育》，叶至善是当时书店的少儿读物编辑，他晚年回忆了当时的停印经过： 等到一解放，《爱的教育》就不再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受到了哪方面的压力或指斥呢？完全不是，停印这部小说是开明书店编辑部自己作出的决定。我当时在开明书店编辑少儿读物，我是这样想的：如今解放了，咱们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切都必须改变，为了美好的前途，教育更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得立即抛弃——什么爱的教育！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现在说起来我真是幼稚得可笑，很有点儿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小将”。 新的意识形态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代表“小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爱的教育》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市场，“如果照常重印，在一个时期内可能会一本也卖不出去”。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对此的评价是：“亚米契斯在书中提倡以宽容谅解的博爱精神去填平阶级之间的鸿沟，实现全民地位平等和感情融合，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善良愿望，其实是宣扬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对“分散自流的，无组织无计划”的文学翻译形势提出了严厉批评。于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文学作品主要由新成立的国家出版机构出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7月，新成立不久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六千哩寻母记》，书中收录了《爱的教育》中的三篇故事：《六千哩寻母记》《看护“爸爸”的孩子》和《小抄写员》，“都是反映意大利人民的困苦生活，暴露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面的”故事，虽然这本书印了25000册，但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和《爱的教育》之间的关系了。 直到1980年，上海书店整理出版“五四”时期的文学名著和译著，夏丏尊翻译的《爱的教育》才重又回到读者的视野中。这个版本从文字内容到装帧设计都照搬了1949年开明书店的版本，只是从竖排繁体字变为了横排简化字，第一次的印量达到了5万册。1995年12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得到夏丏尊嫡孙夏弘宁的应允，将1930年版的夏丏尊译本复排出版，并保持了原版的装帧，一举成为畅销书，3年内便重印了5次，总印数达到12万余册。1997年，南京的译林出版社也重新出版了夏丏尊的译本，此译本编校认真，装帧考究，重印的频率和数量也很可观。《爱的教育》在中国迎来了新的繁荣期，一直畅销不衰。 随着《爱的教育》的回归和社会 对儿童人格教育的迫切呼唤，人们对夏丏尊倡导的教育方式进行了重新审视，研究和倡导小说中描述的那种情感教育的社会组织也应运而生，1993年一个名为“爱的教育研究会”的民间学术团体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一个非政府资助的社会公益组织，其宗旨是让学生掌握付出爱的能力，引进国际全新的教育理念，向学校推广。“关心、尊重、理解、责任”是他们关于爱的基本理念。这个研究会还创办了一份名为《爱的教育》的报纸，上海的数百所学校都成了他们的会员单位。正如著名翻译家、作家叶君健所说的那样：“经过了多年的分裂和战争以及伴随而来的贫困和落后，在人民之间提倡‘爱’‘同情’‘谅解’‘互助’和‘忠于自己的职守’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因而也会推动历史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这样一本书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少年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时至今日，在《爱的教育》眼花缭乱的中文版本中，夏丏尊译本依然被视为经典，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尽管夏丏尊的翻译语言是典型的“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有一定的区别，而且这个译本也并非译自意大利原文，但一些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出版机构仍然坚持出版这个译本。那么，这个90多年前出版的译本之所以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受到读者的热爱，是与译者“知行合一”的翻译态度有着直接关系的：夏丏尊作为读者，充分体会到了亚米契斯笔下流露出的情感，并与书中人物产生共鸣；作为译者，他的目的是传达出原著中的情感，以此来感化读者，因此摒弃了只译情节，不译文字的做法，认真细致地处理作者的每一词语；作为教育者，他通过此书表达自己的教育理念，并努力付诸实践，以实现情感教育的终极理想；作为作家，他以擅长的质朴文风和洗练的语言为读者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文如其人；作为出版者，他凭借自己主编的身份和对市场的把握能力，使此书不断再版，满足社会需求和出版社的利益需要；作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识分子，他的家国情怀以及坎坷的人生际遇又和亚米契斯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夏丏尊所译《爱的教育》自问世以来一直受人青睐、畅销不衰的原因。朱自清在评论夏丏尊时曾说过：“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自2001年起，教育部把《爱的教育》列入中国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课外阅读书目，向全国中小学生推广，这一举措再一次掀起了复译和再版此书的热潮，全国几十家出版社都出版了自己的版本，同时也不断出现各种改编本、节选本，使《爱的教育》成为中国出版时间最久、版本最多、销量最大、认知度最高的外国文学名著之一，也在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