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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读后感主人公形象与剧情分析一 终于看完了电影《铁皮鼓》，整个影片虽有些黑色幽默，但看完之后还是有些沉重的。奥斯卡的家庭，其实是那些几个民族的之间的矛盾的缩影。 邮局•波兰： 波兰历史上三次被分割，每个熟悉欧洲史的人都知道。一战德国战败，波兰得到的德国的大片土地。但泽，这个德国人占据绝大多数的城市也被从德国强制独立出来，成为波兰控制的一个附属港口。这其实为后来的仇恨埋下了祸根。波兰在但泽发行了邮票和货币，因此片中的邮局也成为波兰对这座城市控制的象征。印象很深的一个尽头，当邮局被德军轰炸时，一个邮件的波兰老人捡起了散落的邮票，整齐地放在柜子里，随即一炮过来，老人死了，邮票散落一地，象征着波兰失去了这个城市。奥斯卡的表舅，一个比较懦弱的波兰人。但他最后是勇敢的，勇敢的为自己的民族战斗到底了。还有一个镜头，当德军轰炸邮局时，应该还是那个老人，在念诵圣经。而在外面的攻打的德国人，同样是信仰同一个上帝的，却在互相杀戮！ 玩具店老板•犹太人 玩具店的老板，一个暗恋着奥斯卡母亲的犹太人。爱情的力量是巨大，他最后选择留下来，没有离开去伦敦。 当玩具店门口大卫之星被德军摘下之时，我就猜他也已经死了。犹太人是服毒自杀的，戴着犹太教的小圆帽。犹太人，这个特殊的民族。在欧洲，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喜欢犹太人。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波兰人，还是所谓正义的苏联人（苏联在二战也杀了很多犹太人）。犹太人想进入墓地看奥斯卡的母亲的入殓仪式，被德国人、波兰人给赶出来了。最后只能自己一个孤身一个人来墓前祷告。犹太人一次次被奥斯卡母亲拒绝，也许是暗喻着犹太人在欧洲社会的不被接受吧。可怜的犹太人。 奥斯卡的父亲•德国 奥斯卡的父亲是个朴素的德国人。他也是千千万万东德意志地区人的一个缩影吧。一战后，东德部分领土被割让给波兰，做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回归故国的心情是极其强烈的。因此，当纳粹开始崛起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支持纳粹。因为在他们眼中，纳粹能带领德国走向强大不被欺负。德国人的仇恨不是没有缘由的。一战战败的德国饱受屈辱，而纳粹德国正是利用德国人的仇恨心理上台的。如果不是西方列强对德国人的欺压，分裂德国，这种民族的仇恨又怎么会被激发出来呢？ 看过几部与二战德国有关的影片，《元首的末日》、《辛德勒的名单》，《德意志的胜利》，每一部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德国，这个二战的发起国，却有着深深的同情。这场战争其实没有胜利者，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败得尤其惨烈。上千万的德国的普通百姓死了。他们没有太多思想，渴望德国的强大统一，最终被纳粹所胁迫，成为战争的受害者。父亲最后吞了纳粹勋章而死，除去讽刺，更多的是体现了德国人对战败的无奈。 铁皮鼓•奥斯卡 一个不想长大的小男孩，最终却选择了长大。 奥斯卡与铁皮鼓总是形影不离，奥斯卡很少讲话，大部分时间都在默默地观察着这个世界，但通过他的鼓的声响和节奏，把他的情绪，快乐、忧伤乃至恐惧都表现出来。 在但泽广场的阅兵式，奥斯卡用铁皮鼓打乱了这个会场的秩序。黑色的幽默，透露出奥斯卡对纳粹的反感。可当纳粹节节胜利的时候，灭了法国，打到了莫斯科的时候，他却也加入了纳粹军队的表演团队。 二战结束之后，整个德意志的东部领土都被割让出去了，就包括但泽，活下来的上千万的德国人被迫离开的自己的家园。奥斯卡也就是这千万个失去家园，失去土地的人之一。但生活还得继续，作为一个家庭的唯一的男主人，他还必须承担起一切，因此，他选择扔掉了铁皮鼓重新长大。 其实重某种意义上来说，奥斯卡选择重新长大也可以看作德国人战败后正面失败，重新开始的一个象征。德国败了，但很快又迅速崛起，直至今天，德国仍是世界第四经济强国。 土豆•外祖母 土豆暗喻土地。影片中数次强调外祖母是与世无争的卡舒比人。她最终没有离开。影片的最后，她在广袤的草原上烘烤土豆，一辆满载着德国人的火车开向遥远未知的远方。  铁皮鼓读后感主人公形象与剧情分析二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此刻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能够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此刻，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能够成堆地清扫垃圾，并且能够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明白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此刻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简单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潜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铁皮鼓读后感主人公形象与剧情分析三 小说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都被我扔进了我在下文中即将提到的工作室里的火炉之中。那时我的行为相当古怪，我不愿意用稿本的异文来满足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获取参考资料的欲望。 我信笔写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随着小说首句的出现，障碍清除了，千言万语喷涌而出，记忆与幻想展翅高飞，形式游戏与细节描述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一章又一章的资料浑然天成。当礁石阻碍着叙述之河的流动时，我就一跃而过。关于本地市场的故事涌入我的脑海，罐头蹦蹦跳跳，释放出特有的气味。我构想出一个枝繁叶茂的家族，我与奥斯卡及其亲友们争论不休，我思考着如何描述有轨电车及其行车线路，如何安排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何摆脱时间顺序的荒谬束缚，让奥斯卡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的形式来叙述，是否满足他交媾生子的要求，如何赋予他现实的过错与幻想的罪孽。 我试图为奥斯夫这个孤僻的怪人配备一个邪恶的小妹妹，然而我的企图在他的抗议下破产了。这个受到阻碍的小妹妹坚持她的文学生存权，她之后作为图拉·波克里夫卡出此刻我的其它作品中。 此刻我要回答一个大家经常提起的、颇受欢迎的问题：我不为读者写作，因为我根本不明白有什么读者。首先我为自己写作，其次我为安娜写作，再次之我为偶然光临寒舍并且倾听拙作章节的朋友和熟人写作。我用我的想象力召唤来了一群读者，我为这群想象中的读者写作。生者与死者环绕着我的打字机，其中有忽视细节的友人格尔德马赫，戴着厚镜片眼镜的文学导师阿尔弗雷德·德布林(注：阿·德布林(1878—1957)，德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1929)、《王龙三跳》(1915)和《华伦斯坦》(1920)等。)，谙熟文学而相信真善美的我的岳母，风尘仆仆、亡命天涯的拉伯雷，我昔日的德文教师(我认为他的怪脾气比当今教育体制的干果供应更有效)，还有我已逝去的母亲，我用各种文件来对付她的异议与修正，然而她只是有保留地相信我。 当我回首往事时，我还记得我与这群品头论足的读者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如果有人将我们的交谈记录下来并且编成小说《铁皮鼓》的附录，那么成品的篇幅将足足增加两百页。 也许意大利大道一百十一号的火炉吞噬了这篇附录，也许我们的交谈纯属虚构，因为我对写作过程的回忆是十分模糊的，而对我的工作室的回忆则历历在目。那是一间潮湿的、底层的陋室。从我开始写作《铁皮鼓》时起，这间陋室也就成为我从事时断时续的雕塑创作的艺术家工作室。与此同时这间工作室又是楼上我们狭小的两居室住宅的供暖锅炉房。我既是作家，又是司炉。每当我才思枯竭时，我就走出工作室，从临街的棚屋里提两桶焦炭回来，我的工作室散发出地窖菌的味道，并且弥漫着煤气，使人备感亲切。淌着水珠的墙壁使我的想象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房间的湿气也许有助于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幽默感。 因为安娜是瑞士公民，所以我每年夏天都在瑞士的提契诺州待上几个星期，并且在户外写作。我坐在爬满葡萄叶的凉亭中的一张石桌旁，眺望着熠熠发光的南国风景，热汗涔涔地描述结了冰的波罗的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