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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阐述的复调小说理论入手，结合陀氏的小说创作，对复调小说的内在属性、社会功能等进行了探究。复调小说打破了作者立场对文本内部声音的独断，从而超越了狂信，而又使作者立场以“多元中的一元”的身份进入文本，从而超越了犬儒。复调小说的对话性的最终指向，是要缩短思潮前沿与公众间的距离，提供自我启蒙和思想操练的场所。而由于21世纪社会整体公共空间的变化及信息部落化的趋势，复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巨大挑战。 关键词：复调小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 巴赫金《群魔》 一，“复调”如何实现及其本质属性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所阐述的复调小说理论，早已成为文学批评领域的一门显学。文艺史上的所有经典理论，都是建构于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上并试图对该时代的重大矛盾或问题进行解释或回应的，这些矛盾或问题绝不局限于文学内部。九十年前（《陀》初次出版于1929年）的理论体系，是否还能成为当代小说创作及文学批评之圭臬，在风云变幻的21世纪是否仍能维持其有效性，是否需要学理上的修正或扩充？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就要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学理基础进行严密的考察。 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是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在对陀氏小说的解读中，他发现陀氏小说有一种区别于以往一切小说的特质：“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1]巴赫金借用音乐术语，把陀氏小说的这种特质成为“复调性”。 如果不能深入理解上面的定义，就容易导致一种对复调小说理论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即小说中只要展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就可以算得上复调小说。如按这般理解，那么在陀氏之前，展现多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识的小说简直多如牛毛，显然不是巴赫金所要强调的。巴赫金对复调小说有严格的界定。首先，不是任何声音和意识都足以构成复调。巴赫金在将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比较时称：“即使可以说存在许多种充分价值的声音，那也只能是就莎士比亚的整个创作而论，不是指他单出的戏。每出戏里实际上只有一个充分价值的主人公声音，而复调则要求一部作品中有多种充分价值的声音……”“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声音，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种意义上的人物的对世界的视角；莎士比亚的人物不是充分意义上的思想家。”[2]在巴赫金这里，多种声音必须在同一文本中并存，而且必须由思想家化的人物发出，文本中的人物不能之承担结构性、情节性的功能，还要成为强大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主体，方能保证其声音之“充分价值”。 另外，与存在多种声音和意识相比，更关键之处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巴赫金曾将歌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比较：“像歌德那样的艺术家，本能地倾向于描绘处于形成过程的事物。他力图把所有共存于一时的矛盾，看成为某个统一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在现实的每一个事物中看出过去的痕迹、至今的高峰或未来的趋向。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什么事物是星散在一个广阔平面上的。这至少是他观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一个基本倾向。”[3]换言之，歌德笔下即使存在不同的声音和意识，也是用一种线性思维来统摄之，这些声音和意识不是独立的、不相融合的，而是在时间序列上相承接的、可被取代的，作者权威支配着文本内部各种声音的发展，从本质上讲，属于一种“独白型”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观察中的一个基本范畴，不是形成过程，而是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歌德想反，他力图将不同的阶段看做是同时的进程，把不同阶段按戏剧方式加以对比映照，却不把它们延伸为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对他来说，研究世界就意味着把世界的所有内容作为同时存在的事物加以思考，探索出它在某一刻的横剖面上的相互关系。”[4]也就是说，陀氏的小说给世人展现的更多是一个多元、分裂、矛盾、开放的世界，里面的各种意识处于竞争性的共存状态之中，作者权威并不高于文本中呈现的各色话语。“复调”中的各种“调”并非一方附庸于另一方，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统一性的话，那这种统一性也是在更高维度上（这种维度非任何一方所能囊括，甚至突破作者本人的权威而指向更广阔的空间）说的。 复调性的实现需要思维方式、创作路径乃至小说结构全方位的变革。在独白型的小说中，主人公是作者意识的对象化，主人公的议论往往代表作者本人的立场，而在复调小说中，主人公并不是作者意识的纯客体，其议论与作者本人的议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后，要把在现实中观察到的各种声音和意识（如前所述，一般的声音和意识是不够的，往往需要向重大社会思潮层面发掘）实体化，贯彻在具体的事件之中，把主观抒情转化为一种戏剧化的呈现，使小说具备成为各种思潮舞台的可能。在这基础上，还要这些思想实体化的人物乃至人物内心世界的不同层面构成对话关系，相互独立而又在彼此间映照对方，在这种对话之中，各种思想的形态、性质及发展前景也就呈现出来了。这也是陀氏小说中的人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总是处于紧张、痛苦、冥思苦想、诘问世界并自我拷问的状态的原因所在。巴赫金总结道：“他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体现在他人的声音中，就是体现在通过语音表现出来的他人意识中。”[5]“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一思想的形象中，不仅揭示了它在原型中具有的历史的真实特点（例如在拿破仑三世《尤里·凯撒传》中的特点），并且揭示了这一思想的潜力……他好象用虚线把这些思想延长，直到它们对话的交锋点上。”[6] 作为一位有抱负的理论家，巴赫金对复调小说的推崇，并非“为复调而复调”，而是他敏锐地发现了，复调小说的诞生，不仅是时代变革的产物，而且为思想者在新的时代认识世界、确立自身的位置乃至与各种思潮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巴赫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在相互作用和同时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7]联系自19世纪以来的俄国社会转型史，应该承认，巴赫金这一判断是相当准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政局不安，人民困苦，各种思潮激烈混战，专制主义、立宪派、东正教保守主义、启蒙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共产主义等或相互对立或交叉的思想阵营都在摇旗呐喊。一个在过去的历史上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的东正教农业国家，卷入思想上的诸神战争时代（不仅是作为思想输入地的俄罗斯，作为思想输出高地的西欧，此时的思潮斗争形势也极其混乱复杂），整个民族的知识精英都面临着价值重新选择的考验。思想实验不同于物理实验，其过程难以把控，结果也很难精确衡量，大规模的思想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伴随着分裂、异化乃至牺牲、流血，一旦失败，轻则覆身破家，重则摧折国运。思潮斗争不只是知识界内部在学理层面的争鸣，更是权力化、社会化的过程，思维方式、核心主张、利益诉求乃至人格底色上的不可调和，在争夺公共场域、进行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往往会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尖锐冲突，而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如果自身有非常明确的思路或坚定的信仰，在社会化过程中就可能导致原教旨主义的独断论倾向，如果缺乏非常明确的思路或在行动上过于迟缓，又可能与时代节奏相梳离而堕入虚无。狂信与虚无，本身就是剧变时代的两大常见面相。要回避这两种危险，需要将自身塑造为非常强大、饱满、坚韧且具有内部丰富性的精神主体，对普遍人性及时代思潮都要有深刻的洞察，在一个不确定性太多的时代里，能做到这点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 陀氏的一大特殊之处在于，他的感受能力极强，远远超出他的学理分析能力，他的思想结晶可能更多来源于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观察，以及在紧张环境下的内向性自我诘问，而非严密的逻辑推演或按某种学派教旨之图索社会现实之骥。与其说他善于以“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剖析人类的灵魂，不如说他极其准确地感受到了剧变时代人类灵魂的矛盾脉动，并保持了这些感受的新鲜感，对于那些长于理性分析和抽象化总结的思想家而言，这可能反而是比较难做到的，因为经过高度理性过滤后的思想材料，再通过具体文学形象呈现给读者之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当然，仅凭这一点不足以成就陀氏。陀氏人格中的东正教底色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陀氏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就是从这种否认（否认上帝创造万物的意义，本文作者注）开始，发展为一种以破坏和无政府主义为特征的政治纲领。”[8]“当代的虚无主义者极端狂热，坦承自己愿意接受魔鬼的诱惑，并论证它要比基督更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9]他甚至把自由主义也视为与社会主义同等性质的东西，认为这些都是理性主义自负对神性的僭越，这些人为的救世方案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诲，助长了人的狂妄和自渎。陀氏的这些判断是否经得起严密的学理推敲另当别论，我们应该看到，正是陀氏的保守主义立场和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态度，是他对人类理性和世俗学派的能力保持怀疑和警惕，传统社会的崩解与思想领域的诸神之战，对陀氏而言更多是人类疯狂化的末世图景。一方面，由于陀氏对理性主义、激进主义的本能排斥，反而使他对这类思潮社会化过程中的伤痕、破坏性因素异常敏感，从而能迅速捕捉到某些打着这些旗号行事者的分裂、矛盾之处，然而势单力薄的陀氏又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一种深层的乏力感困扰着他，对他而言根本无法把控的现实世界，投射在文本之中，不是清晰的线性过程，而是众声喧哗、血流满地的精神废墟，除非他所信仰的上帝出手，这个世界内部以及他与这个世界之间都无法合拢，只能保持未完成的、开放性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救世精神、忏悔意识以及对人类灵魂的重视，又在根本上支撑着陀氏，使他怀着一种炽热的奉行神训的道德使命感，驱使他在末日审判来临之前，记录人类的堕落状态，并尽一切努力像当年的诺亚那样，在大洪水中保留人类的火种，直到人类重新皈依上帝。在基督教传统中，坦承和忏悔一直占据相对重要的位置，陀氏不遗余力地在他小说中的各种声音之间构造对话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试图在对话中寻找或重建忏悔的可能。 1869年的涅达耶夫事件，给陀氏造成了巨大的精神震动。涅达耶夫是一名极度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编写过名为《革命者教义问答》的小册子，把革命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宣称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革命者应该为革命牺牲一切，并亲手毁灭一切阻碍革命的东西。他在欧洲流亡过一段时间，与巴枯宁等人交往，回国后在莫斯科组建秘密组织，大学生伊万诺夫不愿接受其领导，被涅达耶夫残忍杀死。陀氏以此案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群魔》，所谓群魔，用陀氏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魔鬼附在一群猪身上”[10]。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探讨思潮前沿问题，不仅要求文本承担严肃的思想功能，更需要寻找一种恰到好处的文学方式来把思潮前沿最核心的内容呈现给公众并引导他们去思考这些问题， 激发他们的思想潜能，最终达到自我启蒙而非囿于知识精英的内部话语（否则直接以理论形式探讨即可，没必要诉诸小说）。从文学史来看，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小说，如后来的《动物庄园》、《1984》、《美丽新世界》等，就是缩短了公众意识与思潮前沿之间的距离，使公众在文学世界中受到的震骇，迅速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联想，从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某些有一定思想寓言抱负的通俗小说，如金庸的《笑傲江湖》，本质上走的也是这一路径，当然，走的不一定是陀氏复调小说的路子，最终效果也有差异。《群魔》的优势在于：其一，有涅达耶夫事件作为原型，比作者凭空构造来得真实丰满，也能更便捷地引发公众的联想；其二，在呈现思潮前沿问题时，陀氏抓住了一个核心环节——有无上帝及对待上帝的态度，这是各种声音的根本分歧所在，通过立体化、典型化的方式（如沙托夫与斯塔夫罗金的对答、基里洛夫的自杀等）把各种声音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呈现出来后，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才得以建构起来。对一般读者(思想领域的外行)而言，他们不一定有非常明晰的认识社会的思路或坚定的思想立场，但当他们面对这些对话关系构成的网络之时，他们可能会无形中被对话所指涉了（一般来说，对话型文本的指涉范围比独白型文本要大），而不同声音的命运（在小说中象征性地凝结为人物的命运）可能使他们感到震骇，从而激发他们将自身代入文本世界之中，无论他们最终选择哪一方（或发掘出新的路径），至少从引发思考的一瞬间，公众意识与思潮前沿的距离已经被缩短了。这时候，《群魔》已经不是一本单纯的小说，而具备了社会思潮入口乃至思想操练场域的性质。 这时面临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在这个复调的空间中，作者本人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作者置身事外，隐藏自己的爱憎或根本没有爱憎，他是否就只是一个“冷酷的旁观者”或文学犬儒？如果作者带着鲜明的爱恨投入这个空间里，那是否又回到了独白型小说的老路？这个平衡点的确难以把握，巴赫金在论述时也有些举棋不定。他一方面认为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能是作者意识的纯客体，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个人真情的投入是陀氏小说魅力的重要来源，他试图从“距离”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却正是描绘他人的思想，但又能保持其作为思想的全部价值，同时自己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肯定他人的思想，更不把他人的思想同已经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11]从陀氏的整个创作历程来看，他早期的某些作品，如《穷人》，的确是不以作者个人声音介入文本的，他在给他哥哥的信中曾称：“一般的读者没有什么文化修养，只有直观的感受，他们很难理解我的写作风格：他们习惯于看到作者直接在小说中说话，可是我不在小说中出面，他们想不到在小说中说话的是主人公杰乌什金，而不是我。”[12]但是，在陀氏后期的、更成熟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角色(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阿廖沙修士)都有陀氏本人的痕迹，这种痕迹甚至是非常浓厚的。而这些小说的思想意蕴、可讨论空间也比他的早期小说要深广。如果我们承认，这是陀氏小说创作中的一种进步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稍为大胆的推论：复调小说并不是要完全排斥或刻意压制作者本身的声音，而是要在消除任何一种声音的独断性的前提下打开讨论空间，作者本身的声音可以以一种相对平等的姿态进入对话，在多声部的对话之中，作者本人也存在被检视或自我检视的可能性。 这时候，我们或许可以来对复调小说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就其功能来讲，呈现现实或探索社会心理只是其任务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使文本生发出一种公共性（至少是提供一个公共对话的入口），为世人直接面对时代思潮、社会矛盾和人类精神的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场域，要以文本中不同主体（声音）的对话为反应链的开端，使广大读者成为“对话的主体”。这种方式可以说是苏格拉底式的，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革，远高于一般的政治宣传或道德说教。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既不是独断论的、线性思维的——作者本人在这里并不占据最高权威，开放性的多元空间也非一家之言可以独占，也不是犬儒的、怀疑主义的，因为作者的道德使命、人格立场并没有隐退，它仍然可以作为多元中的一元参与对话（陀氏笔下的很多角色都有他本人的色彩，但并不覆盖其他角色）。而且，正如前面所述，若究其本原，这种小说哲学，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发源于基督教伦理，即使我们不认同基督教义，也应该承认，这里面包含着普遍性的对人类之爱或人道主义精神。 二，复调小说所面临的挑战 在对复调小说的创作路径及内部属性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后，我们接着来探讨 下一个问题：复调小说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乃至思想、社会环境下是否还能发挥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那样的作用。 首先，如前文所述，复调小说需要呈现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并使其“对话”，这些声音和意识必须由独立完整的精神主体（在小说中表现为思想家化的人物）发出。而作为作者，需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另外，复调小说既是反独断论的，也是反犬儒主义的，它需要作者人格的在场而非退场。当代某些被评论界认为是复调小说的作品，最多只是与《穷人》有些相似，远远未达到《群魔》或《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高度。如果作者未能将自身塑造为独立饱满的精神主体，那么，他就很难找到一种既不狂妄（如独断论式的）又不胆怯（如一味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的方式进入复调，他所创作的文本世界也只能停留于对经典的拙劣模仿，无法生发出有价值的思想命题，自然也不具备公共空间的意义。这种复调的半成品，甚至不如独白型小说鲜明有力。所以说，复调小说的创作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不是一般的作者能够驾驭的，如果功力不济便“为复调而复调”，很容易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们姑且假定当代存在与陀氏功力不相上下的作者，但是，要使小说具备足够的公共性，以达到思想操练的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作者的个人能力。人们通常以为，社会信息渠道越发达，社会流动性、多元性越强，公共空间的范围就越广。从宏观上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绝对公共性”之下，还有“相对公共性”的问题，如果整体公共空间非常宏阔，那么，单一群体、单一事件所能指涉或生发的公共空间，在整体公共空间中所占的比例就是相对较小的，如果这个比例太小，那就与私人话语相去无几。在陀氏的时代，公共媒介较少，要说公共性最强的平台，莫过于各种报刊。这些报刊的主办者、编辑团队和主要撰稿人，多为身处思潮前沿的知识精英，虽然由于俄罗斯社会的整体封闭状态和知识普及程度，启蒙存在很大困难，但是，只要能成功将部分人的思想潜能激发起来，这部分人投身公共事业并或多或少发挥一些作用的几率反而是比较大的。因为，思想潜能的激发，使他们和一般公众在智识和人生境界上拉开了距离，而更接近于知识精英，这时候，更容易激发出他们的责任意识和启蒙热情。而复调小说这种形式为公众参与初步的思想演练提供了入口，这入口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乃至社会环境下是比较便捷、高效的，一部成功的复调小说可以将读者凝聚在某些公共问题上，这种凝聚以前是很难做到的，这本身就已经拓宽了整体公共领域。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复调小说的这些优势都受到了很大冲击。首先，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说的那样，伟大如陀氏者，创作复调小说所依仗的，更多是其天才的感知力，以小说的形式探讨重大思潮问题，毕竟有其天然界限，在使思想凝聚在具体角色身上而立体化、具象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牺牲一部分学理的严密性。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各有短长，不足为奇。但问题是，思潮发展到今天，有其是在20世纪乌托邦试验失败、解构主义等各种后现代思潮兴起后，思想界的结构及思维层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潮领域最前沿、精深的问题，若非经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士，单凭感知力是很难触及的，而想要通过小说来呈现它们，难度则更大，所呈现出来的，可能只是一鳞半爪，或简化的、褪色的东西，难以把最核心的问题呈现出来。 另外，在陀氏的年代，复调小说能取得较大的社会效应，得益于其能启发读者（至少是部分读者）发现自身与思潮前沿的相关性。而在一个整体公共空间本身就极其宏大、信息涌流甚至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的活动范围，终其一生也不及这个宏大空间的万分之一。正如麦克卢汉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中预言的那样，电子媒介的发展，也在导致人类“重新回到部落化的时代”。价值观、个人喜好及关注点趋同的人们，借助传媒的力量重新凝结为各种信息部落，在这些部落中，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归属感和满足感，而这种归属感和满足感又会转化为内部凝聚性，异质的信息对他们而言，是多余的、不友好的，甚至是敌对的。对一般人而言，要使他们超越部落的界限，需要较大的成本。一方面，从宏观上讲，这些大大小小的信息部落(其中一些甚至是高度权力化的)的并存及相互对垒，本是就是一种复调，这种“社会大复调”的复杂性是任何复调小说都无法涵盖的。这时，复调小说中各种声音的对话，如果不能和这些信息部落内部的经验性话语构成比较紧密的对应关系，就难以勾起部落内部成员的兴趣，反而可能让人觉得杂乱寡味。比方说，某信息部落的核心话语是A，与其对立的核心话语是B，那么，最容易勾起部落内部成员兴趣的，要么是A，要么是B，而复调小说所呈现的，可能除了A、B之外，还有C、D、E、F等，而在部落的专业性已经较强的情况下，复调小说中所呈现的A、B很可能还不如信息部落内部成员已经掌握的A、B详细、精深（小说不可能面面俱到），在这方面无法突破读者的已有经验，也就难以将他们引导到对话中来。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文学环境，倒是适合独白型小说的发展，既然整体空间太大，根本不可能全面指涉，把一种声音发挥到极致，倒是更容易掌握相应的部落人群。近二十年来，网络类型小说迅猛兴起，传播得较广的网络类型小说，基本上都是独白型的，应该承认有其社会基础。而继续坚持复调性追求的作家则面临一种困境，他们所力图呈现或精心构造的“多声部对话”，很难得到公众的共鸣，作家意图和读者理解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偏差，或者说读者根本没有兴趣去理解，而若向学院化的方向发展，在真正专业的学院人士眼里，他们所呈现或讨论的往往又显得“野狐禅”。客观上来讲，作品若不能成为舆论热点，其普及化或经典化都是相当困难的，作者纵有抱负，亦难以施展。 综上所述，无论在于思潮前沿或公众的关系上，复调小说都出现了很大程度的脱节，这对一种以对话性为根基的话语方式来说，即使不是致命的，也是颇具威胁性的。作为一种小说类型，复调小说自然会长久存在，在艺术上也不无继续向前发展的可能，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对它的社会功能，很难有过高的期许。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种结果：复调小说社会功能的衰退，正是人类社会多元化、“整体复调性”的必然结果，复调小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是有其功绩的。现代社会的话语方式变革，也使我们无须依赖单一的对话手段并对其寄以过高的期许。 面对时代的挑战，复调小说的作者需要进行自我选择。有意识地创作复调小说者，大多都有某种文学或思想上的使命感，如果他们意识到复调小说的危机，那么，是否更换创作路径，就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复调小说外向型的、公共性的、工具性的维度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被削弱了的话，那么，其内向性的、体现个人思维方式的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也被凸显出来。复调小说的精神内核——超越犬儒与狂信，对思想者的自我人格锻造，以及在一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上寻找一种不同流俗的认识视角，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说，信息部落化的大趋势助长着独断论的狂信，而在这趋势面前的无力感又容易滋生去崇高化的犬儒，那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至少体现了某种英雄主义色彩。是否继续“复调”，选择权在于个人，都应该获得尊重，而那些坚守下去的作者，也许他们会输给时代，但值得我们寄以道义上的敬意。 注释： [1] 【苏】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页 [2] 同上书，第67页 [3] 同上书，第59页 [4] 同上书，第59-60页 [5] 同上书，第132页 [6] 同上书，第137页 [7] 同上书，第63页 [8]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艾尔齐夫斯卡娅、留彼莫夫的信》，见黄忠晶、阮媛媛编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9] 同上书，第63页 [10] 同上书，第58页 [11] 【苏】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128页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第4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