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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兰传》是作者对自己早年生活夹叙夹议的一部回忆性的小说，触及了比较广泛的社会问题层面：有关于私有制下国民性格的劣根性的揭露、有在卑微琐碎的生活里对生命的漠视，也把目光投向贫苦人民的生活的苦难，揭露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底层民众生活的挣扎，同时又对民风中陋习成分进行犀利地揭露和批判，为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而愤怒不平，以村人麻木不忍的生活态度贯穿始终，以一个又一个荒诞的故事来一点一点抖出国民性格中的愚昧和阴暗面。以一个有心改变无力回天的清醒人的克制的悲愤的口吻来进行全文的叙述，批判的力度已力透纸背，所有的问题也活生生地暴露在早已习以为常的群众的眼下，但随着时代的远去，对国民性中所有弱点的声讨声的逐渐销声匿迹，人们似乎又再以自己本能的逃避来回避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包括自己身上的劣根性的依然存在，但经历过鲁迅等五四文学洗礼过的中国毕竟不是五四前的中国，所有在历史的进程中压抑埋没的元素，也无法回避地遗传到了每个人的脑中。 文章一开始，情节的矛盾就先在大泥坑上展开了，大泥坑在东二道街上，每当下雨周围的人家就要吃吃它的苦头，泥跟着水冲到他们家里去，更糟糕的还是雨水过后滋生的蚊虫，飞到附近的人家去，而且农村的许多传染性的疾病也往往是借此产生。这些还但这并不是直接进入到村民眼里的事。但“这泥坑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坑里边”总是现实的了，经过它而翻到的车子，死里逃生的马，涨水时截断行人的路使行人必须要冒着极大的危险过去，甚至于卖豆芽的王寡妇在泥坑里淹死了自己的独子使她发了疯，这一切都不能够引起人们填掉它的决心。“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结果只有一个（语意未完，可以补充——“让它照旧横行霸道”）。但形成它的原因却是综合的，第一点就是私有制社会下，人们缺乏公共的责任意识，受小农经济上形成的思想的束缚，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大泥坑归根到底是公众的没有必要自己费心去思考它，更有甚者是出于宁愿自己也可能吃亏也不肯做一丁利人的事的想法。但那是在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却并没有对谁突出影响的情况下成立的。但事实是因为大泥坑失去了儿子的王寡妇虽然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着。”作者有意举出这一例来就是要说明这之间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压制下得底层民众早已习惯了逆来顺受，对生活苦难的麻木，对于极端的个例来说可能还不知道反抗为何物，他们知道自己受着苦，但不知道为什么受着苦，能不能靠自己去改变，但事实是他们更相信命，更相信自己本身就是要受苦的，受封建各种泯灭人性的思想禁锢的，处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没有对自己命运的支配权力，因而也失去了主人翁意识。这在后来人们面对那涨了水的大泥坑的看法有相似点，有些胆小的人虽然过了那个险路了，“但是心里边无由地生起来一种感伤的情绪，心里颤抖抖的，好像被这大泥坑感动了似的，总要回过头来望一望，打量一会，似乎有些话说”。大泥坑就像人们生活中的挫折和绊脚石，人们盲目地挣扎着过来了，为自己坚忍着冒着险以求生活而感动了，这就是农民性格中纯朴而又偏向愚昧的一点。当他们麦地里颗粒无收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时大部分总会以为是自己还没有足够地努力，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能吃苦，能辛勤地劳作就能过上满意的生活，而事实上，纵观中国历代社会的农民受了多少的苦，逆来顺受地默默挨过了多少那样的大泥坑，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好的回报，相反，他们在地主的盘剥下日益贫穷，由中农变成贫农最后一有个天灾人祸还面临着破产的可能。所以那样的苦，如果愿意逆来顺受的话，是吃不完的。人民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能动作用，而不是对强大的现实听之任之。还有一点原因就是这大泥坑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福利，“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还能够使村民光明正大地吃瘟猪肉”。当人们没有正面的力量可以支持他继续奋斗或活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这种需要转嫁到嘲笑不如自己或不如意的人中以他们的不幸来安慰自己，使自己觉得自己生存是真的有意义，有必要的。同样的“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就显得那个大泥坑太没有威严了。”吓唬对方，以显示自己的强大，好像自己说的话决不能是平平泛泛的话，一定要达到震动别人的效果，来为他平庸无聊的人生转移注意力和粉饰。因此那个大泥坑同时也是人性阴暗面的释放口，是被压抑的人性寻找刺激和迫害别人为乐的工具，因此人们才默许它的存在，并且为那么多人所接受。 吃瘟猪肉是紧接着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村民在淹死的猪肉的名义下吃着瘟猪肉，原文有这样一段陈述：“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个说法呢？真正说吃瘟猪肉，岂不不太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就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猪，居民们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中国人向来有这样一种压倒事实的真理，只要什么事没有说破，没有放到桌面上谈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做没有发生。这是儒家文化下强烈的社会舆论风气的影响，儒家文化中极端的成分把人性几乎泯灭了，所有活在那个社会里的人都是活在他人的看法中，在封建社会，舆论甚至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的，如果做了有违封建礼教的事，就很可能在人们的唾弃和鄙夷中悲哀地死去。但人们不可能做到那样的道德层次，因而在那种高压的社会下，人们变得越来越虚伪，尽管是做坏事也要用极好的名义进行。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活在对自己和他人的表演中，所作所为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表演和对旧规则的循规蹈矩。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他们连吃瘟猪肉都不在乎了却担心别人说他们不卫生还要借泥坑来走一遍形式。这一事件除了表现人们生活的麻木不忍，没有自我意识，对生活糊弄随便的处世态度外也表现了人们刻骨的虚伪。一种深入到性格的伪装。 在那个旧社会的封闭的村庄里，生的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人的生老病死都是一声不响地在默默地起落。比起对生活的麻木不仁浑浑噩噩之外，更可悲的是对生命的漠视。地主视穷人的性命为草芥，而穷人和穷人之间也做着不可分解的斗争。在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人按进染缸里淹死了。但是也不声不响地解决了，那染坊里发出的布任然是在远近的乡镇都通流着，人们意识不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系，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而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自然，不引起丝毫的关注，甚至他人的不幸正可以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感到满意。  又比如说：“门前聚了一群狗在咬，主人问，咬什么。仆人答，咬一个讨饭的。说完也就完了。”社会就像一条鞭子，把每个人都催促鞭打得冷酷而缺少同情，弱势群体过着卑微的受迫害的生活，成为不公正的社会的牺牲品，人们自顾不暇，只能闭起这只能看到凄苦的人们的眼睛，旧社会的温情只限于家族里，家族外的人都不是同情，考虑的对象，地主与农民之间是明显的剥削关系，因而肯定不会对穷人有慈悲之心，而穷人之间也因生活的压迫而积累的怒怨而自相残杀。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均和贫富差距的悬殊。 小说里也明显地对比了穷人和地主的生活，只不过描写地主的奢侈享乐的生活是以地主死后的扎彩铺来体现的。为了使地主在阴间也能过上像阳间那样的日子。他把在阳间享受到的一切都搬到阴间。房子，衣裳，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小至丫环使女、厨子……一应俱全。中国人自古就是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的，一来对做官的统治阶级来说不想断尽在人间的奢华，硬是要把这种享乐带到阴间，或者能长生不老是最好。因此历来有权势的人都崇尚厚葬，显示了极端的自私和野心，是私有制发展到极端的畸形产物。而穷人也宁愿有鬼，他们虽不像那些舍不得阳间的享乐的地主们一样，但他们希望通过轮回来解释自己所受的苦，把一切归因于因果报应，并希望以这一世的赎罪来求得下一世的幸福，若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鬼，那他们的生命就这么来一遭去一遭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言了，而事实上正和被他们遗忘的被打死的乞丐，淹死在染缸里的学徒，饿死的私生子一样，生命就是这样在混沌中虚无地失去了。地主们的生活是住好的宅子，使唤着丫环使女，厨子，牵马僮，小车子大骡子，鸡狗牛马，还有别人欠的帐，而穷人的生活呢？连吃一块豆腐都是非常羡慕，买个红花油都要等到手完全肿的不像样，吃着一进胡同就被挨家挨户摸索过来的麻花，住着快要倒塌的房屋。拼命付出却只能在温饱线下挣扎，过着辛酸而卑微的日子。跳大神是流传在东北民间的迷信活动，以医病、驱灾、卜筮等名义骗取钱财。但这一活动却是人们生活中精神的盛举。每当有跳大神，一打起鼓来不管男女老幼都往跳神的家里跑。还有些女人拉着孩子，抱着孩子，哭天叫地地从墙上跳过来。人们总是很容易被悲凉的词调所感染，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在凄凉的鼓声中人们，人们悲哀自己的不幸，他们在关注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关注自己被压抑的情感，人们对大神显得是什么本领，穿的是什么衣服，唱的是什么腔调，衣服漂不漂亮的好奇，其实是在完成自己的幻想，为生活增添趣味。人们在白天里压抑的情感和伤痛，对美好的生活的无限向往，在这悲凉的夜里得以自然地流露，“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他幸福地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在音乐中或是寻找到了自己的不幸，或是回忆起来记忆中的温馨。还有放河灯这一节日，放河灯虽说是为鬼准备的鬼节，但这也是人们的一种转嫁，希望在河里放下河灯是鬼能托着投生。人们以这一善举来求得自己内心的安宁从而为自己寻求幸福地生活正名，虽是为鬼做的但参与的人络绎不绝，在为鬼点亮这一段从阴间到阳间的路的同时许下自己的愿望，例如祈求合家平安之类的。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渴望幸福，但这一需求是被强大的制度和虚伪的道德压抑的，人们不敢公开地，或者说不敢相信自己有幸福的权力，一定要先做什么，以示自己并没有不劳而获。所有的人之间的感情都是在过节的时候借着某一个名义而迸发的，像野台子戏是为了谢龙王，为龙王的雨水还愿。但事实上确成为了亲朋好友相聚团圆话家常的好时机。做母亲的可以在那一天把出嫁的女儿接回来看戏。说媒的人也趁这个时候把年龄差不多可以婚配的家庭约好，彼此相看。看戏的姑娘可以打扮得与平常不一样的漂亮。老太太也慈祥，温静。小外甥，三姨二姑等等，在烛光灯光之下，一谈谈个半夜。离别的重逢带着言而欲止的辛酸和恍惚的喜悦，所有的家长里短都被提及，，人们尽情地娱乐着，这是属于旧社会独特的融融的温情，但这分温情却正反映出了生活的悲哀与不易。 在那个社会里受着更多一层压迫的就是妇女了，她们的生活往往更加不幸与悲哀。文章重点以老爷庙和娘娘庙（语意未完），并没有直接从她们的生活如何不幸地遭受压迫入手，而是通过比较，以人们欺善怕恶的心理来进行揭露。人们要求子本来应去拜娘娘庙，但“他们以为阴间也是一样地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反天干。”先到老爷庙磕个头报道才上娘娘庙去。老爷庙的老爷威风凛凛气概盖世、横眉竖眼、两眼冒火、像老虎似地张着嘴，而娘娘却温顺，就像一个普通人。于是人们便不给娘娘以尊敬，以为娘娘的温顺是常常挨打的缘故。作者深感社会人心的欺善怕恶的黑暗，对女性的命运报以极大的同情，同时通过说出“人若老实了，不仅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温顺不是什么优良的 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等发人深省，震撼人类心灵的话来对那些受压迫的人提出警示。 接下来，作者就贴着自己更近的生活实际，写租住在她祖父家院子里的养猪的、漏粉的、拉磨的和赶车的胡家。他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不然也不会住在那么破败的房子里。漏粉地人住的房子最不像样：房子天天往背歪，窗子被挤压成菱形，门斜得关不上了，房脊上的正梁可以自己单独地“活动”，一刮风下雨房子就喳喳地响，可就是这样的危房，里面的人却放心得很，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过度地自信，他们不是什么特殊的人，对掉下了的杆子也会害怕，造成这一局面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或者说麻木了，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连温饱都挣扎的人，不可能对自己的处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泯灭了离他们很远的责任心之类的字眼，他们漏粉时，鞋子掉进了沸水里，鞋底的泥都跟着水在锅里翻滚，可是他们无动于衷，继续漏着粉。看到的人都会觉得恶心，批评他们没有职业道德，但他们的那个求生的社会，就是没有展露过一点职业道德给他们看，其实其他人也这么做，就在现在的社会又有多少的资本家流着道德的血液呢？那只是被公众强力注射进的葡萄糖，却不是他的本质。人与人之间是紧密联系着的，但这只有深入体会到社会大分工的人才能感受到。在那个荒凉的园子里，最荒唐的事还属小团圆媳妇的遭遇了，原本总是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在婆婆的毒打下，在家人和邻居愚昧的干预下，跳大神和其它江湖骗子的敲诈糊弄下，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被活活地整死了。其实这是她婆婆一手造成的，她与她的环境不同，因此就被当成疯子，人们的善心一定要留到她死后再给，活着的时候先想尽办法让她死了，人们无法阻止这个社会对自己的迫害，于是一定要别人接受更加残酷的折磨。小团圆媳妇走向死亡的过程就像是一部闹剧，愚昧和阴暗是幕后黑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