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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究竟读过多少假文章?

http://www.newdu.com 2019-03-26 中华读书报 麦笛 参加讨论

    近期有两位文化界的名人分别对以他们名义发表的10万+网文进行抗议。
    一位是学者、作家余秋雨。他发表声明指出,署名“余秋雨”、在网络风行一时的《我病了,社会也病了》完全是伪造的,而且,网上有170多篇署名“余秋雨”的诗文实际上与他无关,包括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你的过去我无法参与,你的将来我奉陪到底”。
    另一位是美国学者、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J.Per⁃ry)。她发表声明指出,某篇在中国网络上热传、以她名义发表的文章并非出自她的手笔。该文还称裴宜理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事实上她的专业并非经济学,也没有获得过诺奖。
    此类假冒伪劣作品层出不穷,论坛和自媒体是重灾区,仓央嘉措、余秋雨、莫言、鲁迅、张爱玲、徐志摩、林徽因、杨绛等著名作家以及马云、李嘉诚等“成功人士”首当其冲,成了胡适所说的“箭垛式人物”(事实上胡适本人也未能幸免)。一些鸡汤网文贴上大牌商标,身价陡增,立马畅销。但一般读者并没有火眼金睛,又该如何鉴别此类伪作呢?其实,这些文章大多破绽百出,伪造手法相当拙劣,远不至于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我们如果稍微留一个心眼,完全是可以绕开这些大坑的。古人的著作,也常有伪托者,这就产生了“辨伪”的学问。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虚假诗文的传播更容易,影响也更恶劣,“辨伪”便尤显必要。
    文物鉴定靠的是经验的积累,见得多了,摸得多了,自然真伪立见。诗文辨伪,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首署名“泰戈尔”的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很是流行,诸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的诗句传诵甚广。当时我并不相信这是泰戈尔的诗作,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几乎读过泰戈尔的所有作品,所以坚信泰戈尔没有写过这首诗。后来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判为伪作,验证了我的看法。这篇文章将误会的源头追溯到《读者》,出于当时《读者》的特殊影响力,这首诗后来的流行程度也便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之前没有读过泰戈尔的诗文,可能也会相信泰戈尔是这首诗的合法作者。不过每个人的阅读面始终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读所有作家的作品。如于丹就曾误转山寨的光绪皇帝演讲,引发网友热议。在杨绛去世的时候,我也转发了所谓的杨绛语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如果我熟悉杨绛作品的话,也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了。
    认定一篇作品是伪作,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追溯到虚假信息的源头。前面我提到有人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作者误说的始作俑者认定为《读者》,也有人进一步上溯到张小娴1997年的作品。再如“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句子,实际上出自英国诗人瓦特·兰德(WalterSavageLandor)。这已经颇近似于历史研究中追溯“史源”的做法了。探求文章的来源,看文章的出处是否可靠(如是否出自署名作者的文集、是否发布在权威的刊物上),这既像学术研究中的考据,也像侦探破案,顺藤摸瓜,穷根溯源,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也要有充分的阅读积累,一般的读者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完全凭借直觉和经验来判断。余秋雨便指出,假托他名义发表的文章,“从观念到文笔都与我南辕北辙”,观念和文笔的确是关键的线索。
    观念的判断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对作者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有一定的了解,即所谓“知人论世”。而且,网上的假文章很多还是富于“正能量”的,一般的读者很容易被香浓的“鸡汤”所迷惑。相比之下,文笔更容易露出破绽。
    所谓文笔,又可理解作“风格”或“语体”,即英文的style。譬如在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署名“屠呦呦”的《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屠呦呦获奖致辞,这才是中国好声音!》等文章顿时走红,如“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青蒿呦呦。情感呦呦。生命呦呦”“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等句子传诵一时。这些山寨的致辞,是典型的高考作文文笔,既与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违和,也与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违和。更何况,屠呦呦在瑞典领奖时根本没有做过所谓的致辞。再如鲁迅,网传他说过“到了一定年龄,必须扔掉四样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但凡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很难相信这出自鲁迅之口吧。
    中国古代所说的“文体”,不但包括风格或语体(style),还包括体裁(genre)。《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据称出自《飞鸟集》,对泰戈尔稍有了解的人不难知道,《飞鸟集》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都是寥寥数句的短章,冰心的《繁星·春水》则受到了《飞鸟集》的影响。明乎这一背景,也就很难相信重章复唱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出自《飞鸟集》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假冒伪劣的作品呢?
    有的是客观因素限制下的张冠李戴,有的则出于主观目的。传世的古书,便有不少托名黄帝、伊尹、孔子等大人物,借圣贤之口宣扬自己的学说,有其实际的需求。大众往往有名人崇拜的心理,寻常的“鸡汤”,只要贴上“孔子曾经曰过”“鲁迅曾经说过”之类的标签,便成了金口玉言。鲁迅曾写过一篇叫《名人和名言》的文章,提到“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他恐怕也不曾想到自己也成了“名人名言”的牺牲品。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所谓的“好事之徒”,从来都没有绝迹。
    自媒体时代,流量至上。为了追逐热点,或者迎合网民的情绪,一些自媒体不惜炮制伪文,冠以煽动性的标题,署上名人名号,以博眼球。有心人只要留意一下出处,不难发现发布此类文章的平台多是美容、房地产之类的营销号。光看出处,便可过滤掉绝大多数没有营养的信息。有些伪文则别有用心,依托名人来散播某种观点,如借洋大人之口来贬损自己,有一篇署名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的《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大笑话》一度热传,耶鲁方面最后实在看不下去,出面辟谣了。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赚取点击率都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因此而失去底线,咪蒙便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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