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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1944年，人类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撰写了一份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因为在与日本的交战中，美国人惊讶地发现很多被西方人视为人类自然习性的战争规范对日本人来说完全不值一提。比如，日本组建的“神风突击队”从成立到日本投降，以1228人的生命代价成功击沉了34艘美国军舰。神风飞行员的自杀性攻击在美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美国人迫切需要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为美国处置战后日本提供决策和指导。 通过大量翻阅与日本相关的材料和对日本战俘的采访，本尼迪克特形成了一份关于日本文化的调研报告，并于1946年将调研报告整理成书。 该书从出版迄今已经销售逾3000万册，被翻译成30种语言，被誉为现代“日本学”开山之源，连日本学者都认为作者“比日本人更了解日本”。 作者以以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和象征武士道精神的刀作为书名，既形象展现了日本皇室和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又充分表达了对日本民族矛盾性格的敏锐洞见。 一、矛盾重重的民族性格 日本人是个非常矛盾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于受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 日本人这种矛盾特质在生活中表现地淋漓尽致。例如，传统的日本人，不管是一贫如洗的农夫还是腰缠万贯的贵族，都喜欢每天泡个热水澡。然而，尽管他们衷爱热水浴，但却有很多人选择每天洗冷水浴。在他们看来，冬天将冰水倒在身上，忍受刺骨的寒冷是特别有德性的行为，是一种“自我修养”。 日本人对待吃东西也像对待热水浴一样。一方面，讲究食物本身的精美，对盛装食物的器皿也特别用心，甚至花样百出。女体盛就是其中的典型。另一方面，又热衷于通过断食磨炼意志，测试个人的坚强程度。 除此之外，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根本不是罪恶。追求肉体的快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日本的色情业才特别发达，AV女优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很多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和下流的行为，在日本人看来则是心安理得的事。 矛盾不仅体现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更是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如同统一性深植于我们的人生观一样。他们特意培养肉体享受的兴趣，然后又制定道德戒律限制人们纵情享受，而这种道德戒律被认为是一种“自我修养”。 日本人崇尚“自我修养”，良好的修养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履行义务。用日本人的话来说，“修养”就是擦去“身上长出的锈”。它使人变成明晃晃的锐利的刀，而每一个日本人都十分想要成为这样的刀。可见，日本人对肉体享受的极度宽容，正是因为他们对“自我修养”方面有着严格的规定。当面对重大义务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牺牲肉体享受。 二、牢不可破的等级制度 日本人讲求“各守本分”。特别是封建时期的日本，严格按照等级制度来安排他们的世界秩序。不管是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还是在政府、宗教、军队和工业中，他们都坚持“各在其位”。无论等级地位较高还是等级低位较低的人，凡逾越特权的都将受罚。 日本人认为，阶级差别本身不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以尊奉等级制度的习惯来确保自尊心。 据统计，德川幕府统治的150年间，处于社会最底层、生活最悲惨的农民对政府的横征暴敛发起过不少于1000次的反抗行动。但绝大部分情况是农民成群结队、井然有序地请愿和请求裁决，并没有发生我们想象中的暴力夺权场景。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更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幕府在答应农民请求的同时会严惩农民领袖的决定，居然能够得到民众甚至是农民领袖本人的认同——日本的行刑现场不会发生“劫法场”的一幕，民众平静的为他们的“英雄”送行；“英雄”们则因为挑战了特权而甘愿承担生命的代价。 这就是等级制度下的法律和秩序。日本人尊重英雄，更尊重各在其位的等级制。 反观中国历史，农民起义层出不穷，皇权更迭屡见不鲜，皇帝今天可以姓李，明天也可以姓宋。但在日本从未因为农民起义或者将军篡权导致天皇异姓，日本天皇始终出自同一个家族。即使是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从未采取任何行动试图废除天皇。 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正是日本人安全感的来源。 三、沉如枷锁的报恩文化 众所周知，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输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并由此奠定了其伦理体系的基础。 中国人讲究“忠孝仁义”，同时又将“仁”置于“忠孝”之上，而日本在接受“忠孝”的同时却将“仁”彻底排除在其伦理体系之外。日本人认为其人生来就是善良的，不需要类似“仁”这样的伦理戒律。中国人之所以将“仁”看的如此重要，正是由于中国人的劣根性使然。所以，是非善恶观对于日本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忠”、“孝”，即“报恩”。 日本人信奉“有恩必报”，并将对“恩”的报答分为各有其相异规则的不同范畴：对有的“恩”的报答是有期限、有条件的；而对有的“恩”，比如天皇之恩（即“忠”）、父母之恩（即“孝”）的报答则是一种无条件、无期限的，其所受的恩惠不管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全部报答。 我们先来说“忠”。 忠，在决定日本人的行为模式中发挥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作用。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日本军官带着一个联队出去行军。由于行军条件极其艰苦，20人中有5人因为口渴和疲劳死去。当检查他们的水壶时，发现其中的水一滴也没有喝过。因为军官曾经代表天皇下令，不经过他的允许，不得喝水壶里的水，所以士兵致死也没有喝水壶里的水。誓死效忠天皇！日本士兵就是这样一根筋。 不仅军人，日本的普通民众也愿意以死来报答天皇的“恩”，证明他们对天皇的忠。 在日本，有的老师仅仅因为在学校起火时没有保护好天皇肖像而引咎自杀的事情；而有的老师则因为冲进着火的校舍抢救这些肖像而被烧死。 对于日本人而言，天皇是一个超脱于国内争端的象征，就像美国人对星条旗的忠诚超出一切政党政治一样，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说的话，甚至是以天皇名义说的话，都是必须执行的，即使是死，也不容质疑。天皇让日本人打仗，日本人就去打仗；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就无条件地投降了。  1945年8月15日，几乎是在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的同时，日本民众就以极端的善意接受了战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一位记者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人们以鞠躬和微笑、挥手和欢呼迎接美国人。外国记者们早晨手握着短枪着陆，到中午就收起了武器，到了傍晚他们就外出购买日用品了。这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 接下来说“孝”。 除了皇恩以外，日本人也受恩于父母。在美国，不忘父母之恩的表现充其量就是善待父母，而对日本人而言，偿还父母的恩情债就意味着无条件的服从父母。 日本有一部电影，说的是一个乡村教师从村民那募集了一笔钱来解救一位被卖入妓院的女学生。教师的母亲却从儿子那里偷走了这笔钱。儿子即使知道钱是母亲偷走的，却仍然不得不自己承受村民的指责。他的妻子为了不让丈夫受屈，留下一封遗书，承认是自己丢失了这笔钱，然后带着孩子投河死了。 显然，整个悲剧的罪魁祸首就是偷钱的母亲。而当事件公开出来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指责这个母亲在这场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母亲对儿子有沉重的养育之恩，儿子怎么可能指责母亲！接受父母对自己婚姻，甚至人生的干涉是对父母之恩的报答，能够赢得自尊，能够显示自己的高尚，证明自己坚强到足以忍受个人挫折。这就是日本人对于孝的逻辑。 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明显的怨恨也是日本孝道的显著特点之一。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日本人非常尊重家庭，正因为如此，不太尊重家族的个别成员或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 不仅对天皇和父母，强烈的报恩意识也使得日本人不愿意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 明治时期政府甚至曾经颁布了这样一条著名的法律：发生吵架争论时，不可无端插手。当事故发生时，日本街头聚集的人群一般都袖手旁观，这并非围观的民众人情冷漠，而是他们不愿意让被接受者卷入恩的漩涡中。 四、与世不同的耻辱文化 与以罪恶感为基调的美国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 日本儿童六七岁以后就开始被教育要“知耻辱”，父母会以最严厉的方式迫使他们背负起知耻的责任。 在日本，女人分娩时不可以大声喊叫，男人也必须不畏惧痛苦和危险。日本武士就算承受剧烈的疼痛，也不能表现出一丝痛苦的神情。遇到危险和痛苦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在日本人看来是一种耻辱，如果一旦发生，则需要通过行动来洗刷耻辱，恢复名誉。 现代日本人所采取的最极端的洗刷污名、恢复名誉的方式就是自杀。美国人认为，自杀不过是对绝望境遇的一种自暴自弃的屈服，而日本人则认为自杀是一种有着明确目的的高尚行为，自杀若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就能“维护或者挽救其名誉清白”。 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能选择自杀，因不幸事件引咎辞职的官员也可能选择自杀，无望恋爱的恋人、考试不及格的少年和不愿做俘虏的士兵一样，同样会选择自杀。 除了自杀，报复也是日本人洗刷污名、恢复名誉理所当然的手段。 日本民族史诗《四十七浪人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有个大名叫三个家臣说出某把宝刀的制造者。三人各执己见，结果只有一个人说对了，而另外两个说错了。鉴定错了的两人感到这是一种侮辱，于是其中一人就杀死了说对了那个人，从而洗刷了他的污名。 自己错了却向正确的人实施报复，在我们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在日本的著名文学作品中却是老生常谈的主题。 当然，在今天的日本，实际进行报复的例子已经很少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对名誉耿耿于怀的态度比以前减弱了，而意味着对失败、嘲笑和诽谤的反应更多地趋向防御。 教师如果不知道一只青蛙属于什么种类，那么他宁愿撒谎，也不能承认他不知道。 这是一种避免受辱的自我防御。这种防御措施在日本比比皆是。 比赛中输了的学生会不顾一切的陷入失败的耻辱中不能自拔。所以，日本小学不会让学生留级重读，一起进校的孩子就一起读完小学。 不仅学校，日本的社会制度也趋向于将竞争的机会限制到最小范围。日本人在说媒、求职、离职和无数日常性事务中都习惯寻求中间人的帮助，中间人制度在日本非常盛行。这并不是因为中间人有多专业，仅仅是日本人为了避免发生使自己受辱的事情。 如作者所说，真正的耻感文化是依靠外部约束来行善的，真正的罪感文化则是靠内心的知罪行善的。正因为耻辱感是对他人评价的一种反应，日本人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对于嘲笑或者诽谤的高度敏感有时让我们无法理解。 日本画家牧野吉夫的自传里的故事为我们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应对嘲笑的正宗日本式反应。 牧野吉夫幼年时亡母，父亲也破产了，一家人艰苦度日。但他没有放弃理想，18岁时他决定去美国闯闯。当他向他最信任的传教士说出了想去美国的心意时，这位传教士惊呼：什么！你也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嘲笑让他产生了强烈的耻辱感！以至于若干年后，他在自传《我的童年》中写到：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和心灵的人。灵魂与心灵比肉体珍贵得多，因此嘲笑是最可恶的罪行。 在他看来，就是杀人凶手，也是值得原谅的。但对于嘲笑者，则毫无原谅的余地！传教士对身无分文却想要去美国做画家的牧野吉夫的怀疑，玷污了他的名誉；而牧野以到达美国的行动洗刷了污名。 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对于洗刷耻辱负有强烈的责任感，而对于罪却并未如此。战败后，德国人向全世界承认了自己的战争罪行，并向被侵略国认错，但日本至今仍然拒绝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这是因为，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即使犯了错误，也不能承认；只要不承认就能够避免受辱，哪怕明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五、令人遗憾的不足 由于本书最初是作为一份调研报告所写的，作者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日本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上，并没有对这些模式进行历史性考察，所以未能深入分析日本为何会产生分裂、矛盾的道德体系，日本人为何会存在分裂的道德精神，以至于没能形成统一的人格。 不足固然遗憾，但丝毫不影响本书成为研究和了解日本文化的经典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