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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宪是文学湘军中最难以被类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戏剧性和面具化的作家。不被类型化表明他性格的独特性、血液中与众不同的粘稠度以及作品里表出来的非典籍化倾向和民间传奇般的喧哗特色。他的戏剧性是由他生命本身的丰富性、惊异性与作品中人物命运与故事情节的尖锐冲突所爆发出来的文本张力构成；他的面具化主要体现他将艺术与生活区分得异常彻底，不向文学的强权或机会主义妥协，以及他创作主题与书写风格上的多样化。 《祸起萧墙》是一面镜子。水运宪以犀利的批判力度，精确的细节描写，把人物命运推向强悍的集体意志面前，展示了生命个体在现实面前的懦弱与荒诞。作品剔除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虚假的现实主义，体现了思想的超前意识和拓荒牛精神，文本洋溢出超凡脱俗的理想主义情怀，一种内在的、被生命净化了的悲悯。这是时代大潮中的贝壳，是从生活本身和社会肌体上剔下来的血肉。水运宪充分领会到了文学的肥沃性。这是一次重大发现，是与文学种种可能的一次奇遇，他后来所做的一切仿佛都在为这次奇遇作诠释。他看清楚了时代与个人、社会与历史、生活与艺术的诸多联系。 生命意义的建构异常曲折，生命只有在苦难中反复磨炼，才能日臻成熟。中国的哲学，无论是儒家修身之说，还是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都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受此影响，中国主流文学秉承“文以载道”的传统。而哲学与文学交融的结果便是文学的哲学化，哲学的文学化。水运宪正是在其文学叙事中进行着对生命哲学的形而上的思索，在《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中，他描绘了改革开放中风云际会的社会现状，充斥着对权力场域的警醒与批判。在《雷暴》《庄严的欲望》或《无双轶事》中，他所叙述的故事表面上只属于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关于这个时代的，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水运宪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生命思考过程中所遇到的迷茫。他窥探到生命的真谛：没有纯粹的生命，更没有纯粹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是由人性的美好与丑陋、社会的光明与黑暗共同构成。 水运宪拒绝陈陈相因、只见故事不见思想、缺失精神的平庸写作，他冲破体制规范与文人传统的双重遮蔽，写出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又常常被忽略了的生活原态。他既不借助于想象的辩证法，也不依赖于宏大叙事，更多的是将自己在日常生活的感悟或发现融进自己的文学世界，以此见证他对生活的感知、对理想的执着和对辽阔梦想的激情。他的文字不仅有血性，有忧愤，有暴雨，更有雷电灼伤的疼痛感。 当读者透过文字仿佛嗅到了湘西森林里那股幽暗危险的气息时，水运宪却用去鱼鳞的方式，直面苦难中的动摇，欲望前的魅惑，沉默后的声响，生命里的挣扎。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也是一个时代的战争。最后，他拖着骨架般了无丰满却极具质感的生命背影，疲惫不堪却怡然自得地行走在山野的尽头。无论是《天不藏奸》还是《乌龙山剿匪记》，传奇情节的背后张扬的却是“打不败”的硬汉精神，中国的“东北虎”所捕获生命的价值，与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有了东西方共振的现实意义。 水运宪善于将古老的传说、美丽的风景、淳朴的风俗，以及历史叙事融为一体，制造一系扣人心弦的悬念，作品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作家将这些潜在的民间传奇以“重述”的方式注入主流文化的理性资源中。水运宪从来不是一个清高的素食主义者，他是一个有坚定意志的人，他笔下的人物被众多欲望所控制，贪婪，虚伪，狡诈，自恋，尽显人性中丑恶的一面，描绘了人类共同的宿命。如果心中没有道德与正义的标高，他无法实现自己书定的意义。 事实上，水运宪的作品流露出生活的疼痛与颤栗的力量，使文学湘军原本十分优秀的叙事技巧更加瑰丽多姿。他以敏锐而热情的眼光发现了人类良心的种种阴暗，并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他用高超的飞越和丰盈的想象，塑造了一系列关于历史与时代、虚拟与真实的人物群象，并籍着这些人物在人民记忆中的追寻主题，表现出作家极大的同情心、沧桑的幽默感以及对社会各阶层的深刻体察。 （本文选自聂茂《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之《家国情怀：个人言说与集体救赎》之第一章《时光的盛宴》，本书系由2018年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