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插图，描述了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场面。  中央歌剧院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民族歌剧《玛纳斯》。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作为一种古老的韵文体叙事文学样式，史诗往往将诡谲的神话与壮阔的民族史交织在一起，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篇章。同为各自民族文化史上的巅峰之作，古希腊的《伊利亚特》与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作为各自民族英雄史诗中的典范，均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神与人共存，赋予史诗深刻的悲剧性 如果将史诗还原到史诗演述现场，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被视为口承传统的、依然具有“活形态”的《玛纳斯》，还是早已定型为经典文本的《伊利亚特》，歌手的功能性都不容忽视。对于“荷马”与“玛纳斯奇”而言，作为其本质特征的“通神性”最终均指向了史诗内容的“真实性”。在这里，“真实性”并非指涉历史的实在性，而是指在古人的视域中歌手讲述的言语的真实与否。 从叙述层面而言，歌手的出场意味着叙事的开始，也意味着英雄的出场。从文本语境和文化语境而言，英雄的出场也意味着神的出场。古希腊人和古柯尔克孜族人对歌手吟唱的内容深信不疑，正如他们笃信人间一切活动都与神意息息相关。神与人共存不仅是史诗人物及其行为的文本语境的特征，也是史诗文本的文化语境。在《伊利亚特》中，神的行为推动战争进程的发展，并与人的行为呈现出交织性与因果关系，“神的在场”与情节演进密切相关。在《玛纳斯》中，“神的在场”显得更为隐秘，庶几直接参与凡间的战争，更多地隐匿于英雄人物的神奇性之下，“神的在场”主要与人物形象关联在一起。 在这两部史诗中，“神的在场”的功能是相异的。但是从整体而言，两部史诗均构建了一个神与人共存的世界。不论是“善于驯马的”特洛伊人与阿开亚人的十年鏖战，还是玛纳斯率领铁骑的浩荡远征，他们都在神与人共存的世界里经历着冒险和灾难。神的存在不仅在叙事层面起到了深层结构上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赋予了两部史诗深刻的悲剧性。进而，为其铺设了悲壮的英雄主义底色：在神意之下，人的苦难是无法回避的，英雄的光华与苦难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不是每部史诗都具有悲剧美，也不是每位英雄都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在这两部史诗中，英雄都有其独特的不幸遭遇，他们大都经过苦难的折磨，最后都悲壮地死去。同时，也不是所有的苦难和死亡都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性。当英雄承受了自身不应该承受的或无法避免的厄运时，他们的悲剧让人扼腕。 在这两部史诗中，英雄的悲剧性都在情节的“突转”和“发现”中实现了美学意义上的构建。“阿基琉斯的愤怒”的“产生”“难以纾解”及至“最后的消解”，铺设了情节发展的轨迹，并直接带来了其境遇的突转。帕特罗克洛斯的死亡，最终消解了阿基琉斯的愤怒，与此同时，阿基琉斯也“死去”了，一个新的阿基琉斯产生了，命运的真相被揭开：必须重返战场，赢得最高的荣誉。神虽然赐予阿基琉斯凡人能享有的最高荣耀，使之最大程度地接近了神。 对玛纳斯而言，“玛纳斯率部远征”不仅达到了解救同胞的初衷，而且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可谓其戎马生涯的巅峰时刻。但是，执意不肯班师回朝的玛纳斯接受了空吾尔巴依的再次挑战。外出征战日久业已损耗巨大，玛纳斯又落入圈套身中毒斧，最终战局突转直下，一众英雄战死沙场。未卜先知的卡妮凯在送别远征部队之际的预言一语成谶。 在这两部史诗中，英雄们都在荣誉的顶峰之时，即刻转向了逆败之境——死之将至。真相以最残酷的方式被揭露，也以最猛烈的方式激起了对“生而为人”的存在的叩问。 自我认知，散发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 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观点，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在这个历史阶段，人类形成了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开始将自身的存在作为历史，成为思考的对象，并带来了人性的全盘改变或曰“精神化”。英雄们因为承载了人对自身形象的最高理想，肩负着民族命运的重轭，在战争中承受了更为深重的苦难，从而对自身的存在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从这个层面而言，英雄的征战也是人类与自我的战争。 人对自我认知的程度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是同步的。在《伊利亚特》中，人的自我认知的实践对象主要是神，在“双重虚假的神谕”与“双重真实的预卜”的互映、互证与互生中，人由苦难激发的自我意志也就越发强烈。而在《玛纳斯》中，人的自我认知的实践对象则主要是人。其中，最深陷于人与人关系中，最具有“正名”愿望的无疑是阿勒曼别特，“双重身份”都如幽灵般萦绕着他。不论是追随阔克确还是最后誓死效忠玛纳斯，他都在以生命践行“我们”这一社会身份的“可”与“不可”。 在英雄们对人本身进行思考时，这两部史诗中还有一群被战争驱逐的女性。她们在狭小的社会空间中，接受自身存在的弱小与凄苦。女性形象的多重性隐匿于战争之下，其具有的女战神、鸟女神以及技艺神的特征，随着战争成为获得地位、权利和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随后日渐弱化。女性被赋予各种神力的“母亲”形象以及其核心特征“母性”也逐渐消弭，被“性”这一侧重于女性生育功能的特征取代。 在《伊利亚特》中，雅典娜作为鲜见的“未被束缚的女性”形象，以女战神的身份在战场上护佑英雄，成为最有光华的女神。然而，雅典娜宣称自己“有父无母”，具有最强烈的反女性倾向。在《玛纳斯》中，则明晰地显示了这样一个立场：不论出身如何，女性的命运均与生育相关。卡妮凯作为这部史诗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却因为还未有后嗣这一“缺陷”，而可能招致充满苦难的命运。这两部史诗均利用战争带来的无序，对女性形象进行了规约性形塑。战争既成为凸显爱情的语境，又使得女性与爱情处于“失语”的状态。 不论是在《伊利亚特》中，在对神谕真假的询问中呈现出的“求真”的路向；还是《玛纳斯》中，在对社会身份认同的寻求中呈现出的“求可”的路向；抑或两部史诗中共同呈现出的，以“德”为标尺对女性角色的规约性形塑，本质上都反映了从“神的阶段”走向“人的历史”这一过渡时期人对自我认知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部史诗中，英雄们的一生在苦难中升华到了至高的境界。英雄们虽无法摆脱生而为人的苦难，却又在苦难中超越了人的桎梏；既散发出浓重的审美意义上的悲剧性，又洋溢出人的崇高与伟大。 因此，这两部史诗中的人的自我认知在悲壮的基调下，散发着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和情怀。这两部史诗不论从历史时期、地域（民族）还是从文化语境而言，都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差异。这两部英雄史诗都在穿越了无数岁月后，吟唱着相通的旋律，以高亢的悲歌激励后人：英雄总是竭力突破某种边界，冲击“生而为人”的桎梏。或曰，“一个高贵之士在苦难和死亡横行的世上以其勇武和出类拔萃追求属于他的名誉和超越”。 泽被未来，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这两部史诗给予后世的不仅仅止于此。两者奇妙的相遇，可以撞击出无尽的火花。比如，史诗的接受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受到接受者视域的影响？史诗的接受与受众的视域有何关联？史诗与民族的密切关联使得其叙事内容、叙事对象以及史诗的受众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对这三者而言，整体上共同的感知基础和记忆是一个永恒开放、不言自明的体系，从而产生了三者共有的视域。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史诗越来越多地走出本民族，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原初的视域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他者带着自身的视域，在文本的接受过程中感受着叙事语境的异质性，隐含文本与隐义结构不断地凸显。接受过程或者说史诗被“再解读”的过程，呈现出丰富性、时代性、地域性等多元复合的特性。另外，这两部史诗在文本属性和样式上的复杂关联，使得这个话题极具价值和挑战性。 又如，经典性、民族性、世界性、现代性与史诗巨大的生命力之间有何关联？“活形态”史诗的社会功能如何应对现代性？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对于史诗的传承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吗？史诗的“后文本”是史诗的新生还是终结？ 史诗固然是一个时代终结的记忆，但又何尝不是新世纪开启的演述？就像“复活的荷马”或“玛纳斯奇”的隆重出场，古老的诗篇至今依然使人壮怀激越。歌手们吟唱的不朽诗篇，不仅将往昔留存，同样可以泽被未来。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